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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三)

 
2017/7/23     新公民議會
 

你把這個線索理清了,你才能夠真正理清中國革命史。因為中國革命史實際上是一個俄羅斯套娃一樣的結構。

(三)反目成仇

二次革命是孫文在絕望中的一個掙扎。可以說,在它開始之前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列強和國際資本主義都已經下定決心支持袁世凱了,孫文唯一的支持者還是內田良平這些老朋友。這些老朋友想盡辦法,通過日本理想主義者的募捐活動,苦哈哈地給他送去了幾萬塊錢。沒有這幾萬塊錢的話,他沒有辦法買到第三師,連津浦鐵路這場仗他都沒法打的(1913年二次革命中,第三師為主力之一,扼守徐州,控制津浦鐵路,阻止馮國璋部南下。由於缺餉發生過嘩變,被平息)。但是這一仗很快就失敗了。二次革命的失敗不僅是孫中山的失敗,它同時也意味著是內田良平和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重大失敗。這次失敗不僅花光了他們的錢,而且也使他們在日本政府和輿論內部都變得很不得人心,變成了所謂的麻煩制造分子和搗亂分子,日本政府對他們實行嚴密監視和嚴格控制的政策,以至於1913年、1914年以後的十年,泛亞主義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動進入了最低潮。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為敵。 圖片來源:牆外樓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為敵。 圖片來源:牆外樓

最低潮的一個重大表現就是,日俄兩國甚至達成了和平協議,以瓜分東北勢力範圍為條件,規定北滿歸俄羅斯,而南滿歸日本(1907-1916年間日俄四次簽訂密約,劃定在滿洲和內外蒙的勢力範圍)。關鍵不在於這個和平協議具體內容是怎麽達成的,關鍵在於這個和平協議的達成在日本國內輿論來看,就是英日同盟簽署以來,日本當局的進一步背叛,日本當局徹底背叛了解放全亞洲的夢想,不僅跟英國人達成協議——英國人還好,至少沒有直接壓迫亞洲人——還跟俄國人達成協議,那就是絕對是徹底的背叛了,因為俄國人是直接占領和壓迫亞洲人的土地。而黑龍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把俄國人趕出滿洲,而日本當局卻主動跟俄國人簽署協定,把滿洲送給了俄國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最終極的、最傷心和最痛苦的背叛。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泛亞主義的最低潮。

最低潮不是說它沒有民間力量。實際上日本在二戰以前,可以說是上層人士比較親西方,但是人數上不多;民間上反西方的勢力是很大的,但是主要是因為在政治上行不通,被壓住了。如果你在日本上層中去找,有很多資本家,特別是外交界人士和海軍界人士是強烈親西方的。反西方的人也有,但是暫時不占上風。但在民間那個層次,在野的那個層次,如果搞公民投票的話,那麽反西方的是大多數。如果當時日本實行普選制的話,泛亞主義在普選中獲勝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當時日本不是普選制,而是有產階級選舉制。在上層人物中,泛亞主義的色彩就比較淡薄了。

這可以說是後發國家的一個常見現象。你在俄羅斯和土耳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俄羅斯的貴族階級講法語,把自己當作歐洲人;而農民和老百姓痛恨歐洲人,覺得他們跟歐洲人不一樣。土耳其也是這樣的:上層的土耳其蘇丹也好,還是後來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也好,還是凱末爾主義者也好,他們盡可能地想把土耳其變成一個歐洲國家;但是下層民眾呢,往往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覺得我們跟基督教徒總是合不來的。所以土耳其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西方歐盟要它實行民主,但是實際上,土耳其最親歐的勢力在國內非常反對民主,他們支持軍事政變。因為一搞民主的話,國內的伊斯蘭勢力就要上升。搞民主,一人一票投票的話,伊斯蘭主義者很可能依靠窮人的支持,通過議會政治掌握政權。像所謂的土耳其繁榮黨(1983年成立,公開反對世俗化,主張按照伊斯蘭教義治國,聯合伊斯蘭國家對抗西方。1998年被土耳其憲法法院投票取締)其實就是這些人。他們掌握了政權搞伊斯蘭化搞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土耳其軍隊就會出來發動政變,把這些民主的和伊斯蘭的勢力壓下去,重新恢覆親西方的路線。土耳其在戰後不斷發生政變,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少數上層人物通過反民主的手段維持西方的價值觀,而下層的伊斯蘭分子通過民主的手段顛覆西方的價值觀。而恰恰西方就是支持民主的,所以這個矛盾是沒法解開的。

俄羅斯的情況其實跟日本的情況非常相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也是這樣的。黑龍會這批人提倡的國粹主義、亞洲主義在民間是很有市場的,但是在上層人物中間是上不了台面的。比較現實主義的人都知道,當今世界還是歐洲人的天下,搞反歐洲是沒有前途的,一定要壓住。讓這些人上台,那就等於是讓義和團上台,對日本的國家利益有極大的危害。但是這些人在民間活動,老百姓反倒是比較支持他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就處在這種情況下。上層人士對他們越來越深惡痛絕,盡力壓住他們,但在民間他們還能夠混得下去。這個時候,他們自己處境都已經這麽難堪了,孫中山的處境當然是更難堪的了。孫中山到二次革命以後,他就逃到日本去。逃到日本去,他的辦法還是到處遊說日本人,大講泛亞主義的好處,希望日本來支持他。但是支持者已經很少了,而且全都是民間人士。支持他的人自己在日本都是不受歡迎的人,日本上層的政治家把他們當瘟疫一樣,基本上是閉門不理,怎麽說也不肯理他。他就這樣在郁郁不得志的情況下,混過了從1913年到1923年這悲慘的十年。

你翻查記載中國革命史的著作,會認為這是中國革命失敗的十年。為什麽會失敗呢?就是因為日本的當權派跟袁世凱和段祺瑞達成了協議,他們決定支持北洋政府,首先有善後大借款(民國成立之初,財政異常困難。1913年,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千五百萬鎊),後來有西原借款(1917年,寺內正毅內閣接受親華人士西原龜三的策劃,對段祺瑞政權借款1.45億日元),這些都是日本精英階級支持北洋政府的證據。但是日本精英階級不是無緣無故地支持北洋政府,他們是為了英國主持的國際秩序而支持北洋政府的。他們希望日本人做國際秩序的優等生,跟著英國走,通過合法途徑給日本人爭得地位,因此他們不希望采取反西方的革命手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者在明治維新以前還是聲勢浩大,在這個時候卻處於革命低潮,變得很擡不起頭來。正是因為日本的泛亞主義擡不起頭來,而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保護和撫養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黨人,也就跟著擡不起頭來了。孫中山在中國的失敗和北洋政府在中國的勝利本質上講,它是日本現實主義者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的結果。而日本現實主義者和親西方派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實際上又是國際關係演變中實力對比的體現。它是日本人認清了國際形勢,決定不走反歐洲路線的結果。

但是這個格局只有在大英帝國的霸權能夠維持的情況下才能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英帝國的霸權衰落了,它開始采取系統的撤出遠東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這兩國原有的國際體系和國內體系都開始動搖。在中國,可以說,1905年以後晚清的新政政府和北洋政府,執行的都是維護國際體系的政策。在日本,英日同盟簽署以後,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這段時間內,日本的政策也是執行的是國際協調主義。這兩者是相互配合的。袁世凱和段祺瑞能夠在中國當權,就是桂太郎能夠在日本當權的一個投影;而國民黨在中國的失勢,和頭山滿(1855-1944,號立雲,泛亞主義代表人物,出生於福岡市,黑龍會(初為玄洋社)創辦人)、犬養毅(1855-1932,日本第29任首相。孫中山這個名字即犬養毅手下的浪人平山周代取。被軍部激進分子殺害於首相官邸)在日本的失勢是一個鏡像關係,是同一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但是英國人一旦撤出,雙方也就開始同時不老實了,也就覺得是革命的新的機會開始出現了。照日本主流歷史學家的記載,這個現象就是,大正民主後期國粹主義和泛亞主義的擡頭。這方面,一方面是因為從明治到大正,日本的議會政治有了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是,明治時期,政府可以用強硬手段壓制反對派的這些活動,但強硬手段在民主的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就不能實施了。

不能實施就產生了一種類似土耳其的現象。首先,民主是一個西方的價值觀,日本擴大民主,主要是為了配合西方、討好西方的措施,但是擴大民主的結果,恰好在民間為反西方勢力的擡頭創造了條件。土耳其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可以說伊斯蘭勢力還出不來,青年土耳其黨和凱末爾主義者可以通過專制手段把他們壓下去。俄羅斯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布爾什維克也起不來,沙皇政府和斯托雷平政府也可以用專制手段把社會黨壓下去。但是一搞民主的話就沒辦法壓它,它自動就起來了。你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不是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底蘊,那它搞民主的結果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民主,你還可以實行親西方的路線,依靠少數精英人物、上層人物搞小圈子的親西方路線;一搞民主,那麽民粹主義的反西方路線馬上就會擡頭。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和日本全都是這樣。大正民主(大正年間(1912-1926),藩閥體制崩潰,日本進入政黨內閣時代。外交上,對華不干涉內政,歸還膠州灣,廢止《二十一條》,甚至對“南京事件”采取容忍態度;對俄實行友好政策,從西伯利亞撤兵)產生的一個附帶的效應,就是使本來已經被壓制下去的日本國粹主義者和泛亞主義者借助民主的程序重新擡頭。

而在中國這方面,國民黨的擡頭則是它改換投機門庭的結果。孫中山開始跟蘇聯接洽,希望蘇聯給他日本所不能給的東西。我們得公平地說,孫中山開始是腳踏兩只船的,他在日本碰了很多次壁以後,開始跟蘇聯談判。但在談判的初期,他是腳踏兩只船的:一方面他跟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1923年1月,蘇聯特使越飛與孫文聯名發表,主要內容包括;”要以諒解的態度解決中東路糾紛”;蘇俄紅軍不必立時撤出外蒙;蘇俄將援助孫文),依靠蘇聯的支持,打回廣州,建立廣州革命政權;另一方面,他派李烈鈞這些人到日本繼續接洽。在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活動,到北京來參加西山會議這最後一次活動的途中,他從上海調頭東渡到長崎,在日本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重要演說,這就是他著名的神戶泛亞主義演說。在這一次演說中間,他最後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諄諄教導,無論西方多麽強大,他們歸根結底講的是強權即公理,王道政治是只有亞洲人才懂的,他最後一次希望日本朋友們支持他,不要忘記泛亞主義的理想。

但是這個演說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不是說他的演講講得不好,而是因為他在日本的朋友,這時候都處在在野的狀態下,沒有辦法幫助他。而他自己當時已經患了肝癌,所以說,他知道他自己的壽命不久了,他已經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掌權的那一天了。他不知道他還能活多久,但是可以肯定他活不了三年了,也許他三個月就死,也許他三年就死,但他能夠利用的也就是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在這個短時間內,能夠援助他的只有蘇聯人。所以盡管李烈鈞、張繼、胡漢民這些老黨員都反對他聯俄,他還是在一生中的最後關頭作出了聯俄的決定。聯俄導致了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迅速改變。老一派的黨員李烈鈞、張繼、鄒魯這些人,隨著廖仲愷案件後的清洗,隨著西山會議派的被取締①,退出了國民黨的決策層。蔣介石和汪精衛這一批新派,也就是左派人士,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控制了廣州革命政權。他們依靠蘇聯的援助,趕走了吳佩孚,通過北伐,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和後來的國民黨政權。

1、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廖仲愷遇刺而死,追查此案的直接後果是胡漢民、許崇智等元老失勢,而汪兆銘快速上升,蔣介石進入權力中心。同年11月,不滿聯俄容共政策的林森、鄒魯、謝持、張繼等老派國民黨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文靈前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雇案”等決議案,與廣州的中央黨部對立。1926年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開除西山會議派的黨籍(1927年清黨以後恢覆)。

但是他們剛剛建立南京政權,日本的政局又發生改變了。老一輩國民黨人期待已久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就是犬養毅和大正時代殘留下來的泛亞主義者終於成功地奪取了政權,在1931年(1931年12月,犬養毅組閣。次年5月被刺殺)。但是這時已經太晚了。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不再是孫中山時代的國民黨,它的立場已經不再是跟著日本老大哥打倒歐洲人對東亞的霸權了,它的路線是跟蘇聯人聯合起來,把帝國主義趕出亞洲。它的路線仍然是反帝反西方的,但是保護人已經由日本變成了蘇聯。改變立場的這個新國民黨的勢力,和他們在東洋的老朋友的勢力,在滿洲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碰撞。碰撞的結果就是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以後,最初期,事情之所以沒有鬧大,就是因為雙方的老一輩,像胡漢民和犬養毅這種人,仍然還顧念著他們都是孫中山的朋友,還希望能夠用當年的老交情約束青年一代,能夠想辦法不要把中日兩國之間鬧到徹底撕破臉②,因為雙方本來都是革命同志,好不容易雙方都同時掌握了政權,正是應該團結起來的時候,如果這時候鬧翻,太不值得了。但是年輕一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蔣介石在趕走胡漢民以後,肆無忌憚,在1935年左右接見了共產國際的特使。這次接見的結果就是:常凱申放走了Hong軍,把Hong軍放到西北去;同時,斯大林同意支持蔣介石抗戰。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年輕一派,少壯派的革命志士根據北一輝③的理論,直截了當地刺殺了犬養毅。

2、1931年2月,胡漢民應蔣介石邀請赴晚宴時被軟禁。5月,國民黨內胡派、汪派、桂系等在廣州另立政府。九一八事變後,胡被釋放。他曾致函犬養毅,促請糾正侵略政策。

九一八事變爆發,若槻禮次郎內閣因陷入激烈爭執而總辭職。犬養毅作為第一大在野黨政友會總裁繼任首相。他拒絕了軍部要求承認滿洲國的指示,利用自己的渠道與南京政府進行交涉。

3、北一輝(1883-1937),社會主義革命家。1911年應宋教仁之邀,赴華參加革命,活動於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1913年宋教仁被刺,北一輝自組調查團,試圖調查宋案真相。1919年五四運動後,北一輝認為中國形勢已不可為,將註意力轉向國內,試圖以武力革命再造日本。1927年,北一輝弟子西田稅在東京創設天劍黨,以北一輝的學說為建設藍圖,廣羅全國中下級軍官,圖謀革命。1936年因“二二六”政變而遭政府逮捕。1937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變的思想主導犯罪名起訴,遭槍決。

北一輝主張擁戴“國民的天皇”,打倒軍閥、吏閥、財閥、黨閥,進行第二次維新,實現社會主義,限制私有財產,保護一切勞動者的權利。他認為,日本是國際上的無產階級,俄國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國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它們開戰是正義的。應該通過戰爭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帝國,進而廢除國界,實現世界和平。

後來大家有一種誤解,就是認為三十年代被日本激進分子暗殺的政治家都是好人和溫和派,如果他們掌權的話,實際上日本不會走上戰爭的路線。這句話有一部分正確,一部分錯誤。首先,犬養毅這個人是比較老成持重,他不會像後來的日本人那樣魯莽。但是,他不是溫和派,他其實就是泛亞主義者的長老派、元老派。他跟後來發動戰爭的那些軍國主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胡漢民跟蔣介石的關係。胡漢民是孫中山那一代的人,是老一代的人,他們是態度比較溫和,不願意把事做絕。蔣介石是年輕一輩的人,在孫中山跟日本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屁都不是,連外圍都算不上,所以根本就沒有見過世面,他們對日本沒有什麽特別感情。犬養毅也是這樣的,他們那一代老一輩的人對中國還有感情的,他們還記得他們當時很想團結中國反對西方的。但是青年一代,北一輝那些青年一代的人,就沒有這種感情了。北一輝實際上就是一個日本的蔣介石,他也是同盟會會員。

你得註意,三十年代的軍國主義者中有好多人都是同盟會會員,是1905年同盟會建立的時候為中國革命奔走的積極分子。曾根俊虎是同盟會會員,北一輝也是同盟會會員。曾根俊虎是不大純粹的,他一方面跟同盟會打交道,另一方面還加入了許多其他的組織;但是北一輝是非常純粹的,他是同盟會的創始會員,而且對同盟會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他後來轉向撇開國民黨的泛亞主義路線,對中日兩國的失和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標作用的。這個重要性很像是勝海舟他們那一代人在甲午戰爭前夜最後拋棄了大清,甚至轉向暴力征服大清的路線,是有非常類似的指標作用。

但是這種指標作用並不是簡單的一百八十度轉彎,它還含有更深的含義。實際上對北一輝這種人來說,他們轉向反華,實際上是他們原來泛亞主義者的另一種體現。征服中國是為了拯救中國。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泛亞主義的早期是希望中日兩國提攜,共同解放亞洲的,但是事實上證明中國人是扶不起的阿鬥,沒有辦法,這種情況下只有日本人給你代勞了,幫助你,扶一扶,日本再不來扶的話,你就要完全被俄國人征服了。在他們看來,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叛徒,他背叛了泛亞主義者,把國民黨這個原來的革命戰友送到了蘇聯人頭上,結果把黑龍會原先企圖把俄國人趕出亞洲的整個戰略完全搞破了。如果聽任他們繼續搞下去的話,那麽整個亞洲都會變成是蘇聯的天下。後來日本人搞滿洲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什麽?就是說是,只有滿洲國才是亞洲反共勢力的堡壘,國民政府已經完全被蘇聯間諜劫持了。如果讓國民政府胡鬧的話,整個亞洲大陸完全赤化只是時間問題。只有日本人成立了滿洲國以後,他才能夠擋住共產主義南下的道路。

後來,二戰失敗以後,《大東亞戰爭全史》出版的時候,日本還有一種看法,各位現在可以去翻那本四卷本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裏面就有這樣一句,大致的意思就是這樣的:你們看,我們說的畢竟是對的吧,滿洲國倒台以後,共產主義浪潮不僅吞沒了中國大陸,而且一直沖到印度支那,這難道不是證明我們當初建立滿洲國是完全正確的舉動麽?他的原話不是這個樣子的,因為我沒有辦法把原話逐字逐句記住,但他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從這句話你就可以看出滿洲國成立的另外一面。滿洲國的成立,後來大東亞共榮圈這個理論的提出,從日本自身的思想脈絡來說,它不是一個戲劇性的轉移,它是從明治開始就一脈相傳的解放亞洲的理論的直接繼承。就日本人內部來說,這裏面沒有什麽矛盾之處。明治維新為的是什麽呢?不就是為了使亞洲和黃種人免遭歐洲人的奴役嗎?我們現在再不趕緊變法自強,歐洲人就會把我們全部征服了。然後日本變法自強以後,那麽應該怎麽辦呢?如果我們只講現實主義的話,我們就自己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不管亞洲大陸就行了。但這樣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在亞洲大陸的黃皮膚兄弟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已經有了成功經驗,為什麽不把日本的成功經驗傳遞給他們呢?只要你們也肯像我們一樣搞明治維新,你們也可以成功的。但是你們不肯搞,你們自己這樣不爭氣,我們開始帶你們帶不動,最後我們自己替你來。這個邏輯是非常順理成章的。

按照中國方面的記載就會變成一個非常破碎的局面,好像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期統統是好人,在辛亥革命的時候是革命最忠實的朋友;突然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一下子就全變成壞人了。而且最初那些好人,一下子後來就會變成最壞的人。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實際上呢,日本人的現實主義者始終是主張傾向於英美的,如果按照中國的史觀的話,這些現實主義者在辛亥革命時期是壞人,因為他們現實主義地追隨朱爾典和大英帝國的結果就是幫助北洋政府來鎮壓國民黨,這就是現實主義在二十年代的體現。在三十年代的體現就是什麽呢?現實主義體現就是配合英美,不要對中國發動戰爭。所以按照中國革命史的這種錯亂描述,你就會發現,同樣一批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跟著英國人走,鎮壓國民黨,他們就是壞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又跟著英美走,反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哎~他們一下又變成好人了。

但是在日本的角度上來講,他們的立場始終沒有變。現實主義者就是支持最強的人,英美始終是最強的。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的時候支持英美,因為英美當時是支持北洋政府維持遠東貿易體系的,所以當時英美是反革命的,所以他們自己也跟著英美一起反革命;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英美是反對日本過度擴張,反對日本追隨德國發動戰爭的,於是他們繼續追隨英美,這也使他們又好像站在政治正確的道路上。你以為他們的立場變了,其實他們的立場是一以貫之,沒有變的。是中國在前後這兩個階段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或者不如說是,北洋時期的中國和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是兩個敵對國家。對北洋政府好的,就是對國民政府壞的;對國民政府好的,就是對北洋政府壞的。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戲劇性地改變立場,實際上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所取代了。日本還是同一個日本,日本的現實主義者還是英美的死黨,日本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反英反美的死黨;但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取代了,前一個中國和後一個中國立在一百八十度的對抗地位上。

你把這個線索理清了,你才能夠真正理清中國革命史。因為中國革命史實際上是一個俄羅斯套娃一樣的結構,本身是有幾層謊言套在一起的。第一層謊言就是,聯共(布)黨史搞的那套共產主義革命的謊言,你把這一層謊言揭掉以後,並不是謊言的結束,在這個謊言背後,還有一層國民黨編的謊言。發現共產黨其實是共產國際派的一個顛覆勢力以後,然後他們就會變成中華民國的信徒,相信中華民國原先是存在的,只是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顛覆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這也不對。因為中華民國只是這個俄羅斯套娃的第二層。

國民黨是什麽呢?國民黨跟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關係,跟共產黨跟共產國際的關係是一模一樣的。如果你發現,共產黨是在蘇聯間諜的主持之下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廣州革命政權是由蘇聯顧問組織起來的話,你可以再去查查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然後你就會發現,同盟會是由日本人組織起來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是由日本顧問操縱的。它們的性質跟廣州國民政府和延安的共產黨的性質是一模一樣的。要說誰是帶路黨,他們都是帶路黨。只不過國民黨這個帶路黨來得比較早一步,然後它在被共產國際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以後,它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共產黨是顛覆勢力。像蔣介石到台灣以後,他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黨是漢奸,你們帶著外國勢力來顛覆了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但是你仔細看一下蔣介石是怎麽來的,再看看孫中山是怎麽來的,你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說,孫中山和蔣介石是第一批帶路黨,他們在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領導之下推翻了大清帝國,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推翻了中華民國,然後才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直到這個國民政府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了。

如果說有誰是真正的中國呢?那就很難說了。袁世凱和段祺瑞算是中國嗎?或者說是慈禧太後和攝政王算是中國嗎?這也不好說。比較正確的答案就是,其實還沒有中國。中國是一個有待於發明和建構的概念。以前,在中古時代,可以說是全世界都沒有民族國家這種概念,後來歐洲產生了民族國家,然後其他國家才慢慢地學習歐洲,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波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它們是民族國家嗎?它們不是。它們需要解構以後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國家。但它們應該建立什麽樣的民族國家?那是說不清楚的,就有許多種不同的路線。日本人給它提供的這條路線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共產國際給它提供的路線也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同時還有另外許多種路線,這些路線在爭奪這些原材料,在這些原材料最終被塑造成型之前,其實是沒有中國的。

我們看到的近代史,不是中國的歷史,而是許多種企圖在東亞建立中國,建立各種各樣不同的中國,或者其他什麽共同體的歷史的一個路徑積分。所以你無論按照哪一派的觀點去寫歷史,寫出來的歷史都是充滿著殘缺和欺騙的。可以說,他們每一個人所制造的歷史,從本質上來講,都是神話。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符合他們理想的國家,但是這只是眾多可能存在的歷史路徑之一。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間,誰都沒有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反覆重建的過程,塑造了近代東亞的歷史。後來日本左派有一種觀點是,日本人在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起了破壞性的作用,因為他們阻止了國民黨建立現代中國的企圖。但是如果沒有日本的干涉的話,大清帝國是不會垮台的,北洋政府也是不會垮台的,國民黨所要建立起來的這個中華民國是根本不會存在的。而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俄羅斯帝國或者說是土耳其帝國,亞非拉的所有國家,它們建立近代國家共同體的過程,毫無例外地是在西方的刺激之下,由本土的極少數親西方的知識分子構想出來。在它建構的過程中間,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或者是其他什麽外來的勢力,建立他們最初的勢力。

到底哪一個算是真正正統的東西,這是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我們只能說,現有的這幾種中國的革命史,其實呢,它們真正正確的稱呼就是,它們不是中國的革命史或者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因為他們在進行革命的當時,既沒有什麽中國,也沒有中國人民,只有一個地理上的中國,沒有什麽政治上的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東亞民族。國家和民族還處在建構的過程中間,不是有了中國然後再有了中國革命,而恰好相反,是中國革命發明和創造了中國。因為中國革命有好幾種,所以有幾種不同的中國的概念在爭奪同一個生態位。

這個背景才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的真相,所以由於這個過程現在還在進行中,還沒有搞完,所以故事的結局還沒有真正出現。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什麽呢?你在討論共同體內部的問題的時候,你沒有搞清楚,什麽是共同體內部的問題,什麽是共同體之間的問題,所以產生出了很多假問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像楊奎松他們許多人提出的問題,為什麽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夠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什麽什麽的,它們怎麽可能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呢?它們本身就不在共同體內部,它們不像西方的各個政黨一樣,是同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勢力,他們要建立的那個中國,目前都還不存在,它們在爭奪這個建立中國的機會。在建立了共同體之後,才談得上共同體內部有什麽左派或者右派之間的區別。在這之前,它們等於是不同國家和不同路徑之間的區別,談不上有什麽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應該是怎樣的?那麽只有依靠鬥爭才能解決了。例如像孫中山想建立的那個共同體,他首先考慮的就是要把滿洲和蒙古這樣的異己勢力排除出去,然後跟日本和韓國團結起來。不經過這個過程,他所設想的那個同質化的共同體不能建立。而共產黨那種共同體呢,他必須把地主和資產階級排斥出去以後,才能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共同體,這樣一個共同體才算是新中國。這些共同體名字也許都叫中國,但它預定的成員和結構是截然不同的。在這些結構理清以前,根本談不上內部的憲法結構或者政策應該怎樣制定的問題。共同體塑造的問題必須先於這些過程來解決,然後他們所考慮的這些問題才能夠解決。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政治的現象。從思想層面上來講,它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國民共同體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產生以後,逐步向東歐擴張,向拉美擴張,向全世界擴張這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遠東所特有的,同樣的過程瓦解了奧匈帝國,瓦解了奧斯曼帝國,瓦解了俄羅斯帝國,瓦解了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國,後來又瓦解了英法在亞非拉的殖民地,最後又瓦解了蘇聯帝國,這個過程仍然在進行中。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講,那就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在瓦解以後,三種新的秩序在爭奪空間。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是以大英帝國為首,以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國際體系為核心的一種體系,它在歐洲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地區實行殖民主義。可以說,晚清帝國和北洋政府是這個國際體系的產物。

這個國際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衰落以後,出現了三種競爭勢力。一種是蘇聯的共產國際,要推翻原有的整個國際秩序,用共產國際這種全世界共產主義大聯盟來取而代之。第二種是美國威爾遜主義所提倡的解散殖民主義,所有各民族建立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然後這些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再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建立集體安全體制,永遠的避免戰爭。這一種國際體系實際上是美國在國聯以後,在冷戰時期始終堅持的基本國際理想。第三種主義呢,就是日本人所提倡的那種泛亞主義。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孔子以後的遠東文明是一個整體,這個文明包括東亞的中國各王朝,包括東北亞的滿蒙各部族,包括朝鮮、越南與日本,它們是一個整體性的文明。而日本是這個文明最年輕、最有活力的成員。當這個文明走向衰落,即將被歐洲人征服和滅亡的時候,日本人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希望它們在日本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反對歐洲,但是由於蔣介石這種人的出賣以及共產國際的破壞,他們最終失敗了。以後的日本已經別無選擇了。戰後的日本已經不再有可能重振泛亞主義旗幟,他只有死心塌地的脫亞入歐,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選擇的余地從此不覆存在。中國人認為,中國人粉碎了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實際上,從日本泛亞主義的角度上來看,他們粉碎了東亞各民族能夠跟歐洲人平起平坐的最後一次機會,以後這樣的機會再也不存在了。

從中國內部的角度來看,假定東亞是可以算作一體,那麽你就可以說,明清這個天下國家的帝國體系在西方勢力的侵入之下,已經處在註定解體的過程中。然後,在秩序解體的過程中,如何構建新秩序、構建新共同體的幾種路線,在二十世紀東亞的舞台上進行了爭鬥。所謂的革命、反革命或者其他所有政治鬥爭,都要從這種秩序解體和秩序重建的路線鬥爭的格局之下,才能夠得到清楚的理解。否則你所得到的一切印象,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得出來的一切印象,都是高度扭曲和功利的。

(原文出處:牆外樓[連結])

延伸閱讀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二)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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