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真正的忠臣，愛人民，愛天皇，就是不愛你們這些資本家。在國際上我們要打倒你們跟歐洲人合作壓迫黃種人的路線，在國內我們要打倒你們跟資本家配合，蒙蔽天皇，壓榨人民的反動路線。」——泛亞主義者

（二）英日同盟

英日同盟的建成，對日本內部的憲法結構有巨大的影響。因為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是處在一個混沌未定的狀態，它以後走哪條路其實跟後發國家差不多，外交會直接影響內政。如果大清能夠扶植得起來，它走上泛亞主義的道路，那它有可能搞成一個東亞共同體這樣的組織，把中日韓連起來對抗西方的；如果它走親俄的道路，那麽它就會走上一條歐亞主義的道路，也是變成一個大陸國家的聯盟來反對英國的海上勢力；走上英日同盟，那就是意味著東亞的國際協調體系正式建立了，日本作為英國的代理人，它必須按照西歐國家的規範去塑造它內部的憲法結構，因此日本必須是一個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走海軍為中心的路線，在外交上採取追隨英國的政策，在遠東首先體現為以英日協調為基礎的國際協調。

英國人是很會利用日本的，這就是說，它能夠以最小的成本實現它的目的。英日同盟的實質是什麽呢？就是英國負責制定規範，而日本負責幹活，去出力維護這些規範。英日同盟簽訂以後，英國人很少在遠東用兵。在義和團之戰的時候，英國只派了為數極少的一點點英國軍官過來，這些軍官在威海衛停留了一下，招募了一些山東人，然後帶著這些山東人在大沽口登陸，然後他們說這些山東人就是參加國際維和部隊的英國軍隊了。實際上英國軍隊根本就不想打仗，它依靠的是日本軍隊。日本人是下了血本的，派了幾萬人，而且是全國最精銳的部隊；英國人派來的是象征性的、禮儀性的部隊。但是日本人負責執行英國人的政策。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也是這樣。英國把海軍主力全部撤到北海去，負責監視德國人，把遠東空下來，然後組織一支英日聯合艦隊去清除德國的太平洋艦隊。名義上叫英日聯合艦隊，其實英國人連一艘大軍艦都沒有，全都是日本的軍艦。而日本人是把家裏面的打狗棒都拿出來了，全部主力都拿出來追殺德國人。

這個任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德國的海軍是僅次於英國的，而德國的太平洋艦隊比德國的地中海艦隊還要大。英法聯軍在地中海追剿德國地中海艦隊，結果沒有追上，那支艦隊一股腦開到君士坦丁堡去。而德國艦隊一到君士坦丁堡，立刻就引起君士坦丁堡內部的政變。本來土耳其帝國傳統上來講是親英反德的國家，但德國艦隊一開到的話，內部的權力傾向就改變了，親德派一下就占了上峰，於是土耳其倒向德國去，配合德國封鎖達達尼爾海峽。這件事情實際上最後就是送了沙皇的命。因為俄國一旦被封鎖以後，俄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出口外貿都被卡在達達尼亞海峽，進不了地中海了。但是如果德國那兩艘軍艦就在地中海被皇家海軍殲滅了，那麽土耳其人會不會加入德國這一方是很難說的。因為土耳其或大清這樣比較落後的國家，沒有先進武器，國內又有不止一個黨派在爭奪，這時候如果哪一方突然得到強有力的外援支持的話，那就馬上能夠打破國內政治平衡。後來蔣介石在廣州能夠得到蘇聯武器，一下子就打破了北洋軍閥時代的權力平衡。本來以前孫中山北伐的時候是始終打不出廣州的，一旦得到蘇聯支持他就可以打出去了。這就是一個顯然的證據。本來恩維爾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黨領袖，奧斯曼帝國末期的強力人物。一戰初期，他接收了逃到君士坦丁堡的德國軍艦，並默許它們襲擊俄國艦隊、炮擊敖得薩等港口，造成既成事實，把土耳其拖進一戰）和傑馬爾帕夏（奧斯曼帝國末期，恩維爾帕夏 、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1872-1921）、阿赫邁德·傑馬爾帕夏（1872-1922）組成了“三雄”寡頭政權）這幾個人是相持不下的，德國艦隊一來，恩維爾帕夏立刻就占了上風，改變了土耳其的權力平衡。可以說是，國體還沒有確定的後發國家，國內的政治平衡都是很脆弱的。朝鮮的開化黨和事大黨之間的平衡，實際上也是由甲申政變（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在日本協助下發動政變，試圖使朝鮮脫離宗主國清朝而獨立，並改革朝鮮內政。12月6日，袁世凱率清朝駐朝軍隊鎮壓了這次政變，並扶持親清的事大黨。開化黨人或被處死，或亡命日本）打破的。

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初期，它的權力平衡也是不穩定的。像最先掌權的，其實是伊藤博文那一派，如果在伊藤博文他那派還能掌權的時候，俄國人能夠適當的配合他一下的話，那麽日本後來的發展路線就截然不同了。就是因為俄國人不配合，伊藤那一派走不通，外交上走不通，內政上也就很難走通，他也就跟著下台了。在山縣有朋和桂太郎上台以後，英日聯盟的步驟就一步步打開，最後等到英日聯盟締結以後，日本的基本道路就被鎖定了，它必須得在外交和內政上都要學著英國，跟著英國走，當英國的代理人。在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三個緊要關頭上，日本人在遠東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充當英國的代理人。你也可以說是日本這個代理人當得相當老實，它有機會占便宜的時候都沒有利用。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它如果採取分割東北的措施的話，當時其實是沒有人能攔住它的，英國人也不一定會反對。但它對英國人主持的國際體系是異常忠實的，絕對不越雷池一步，而正因為這一點，所以英國人也相當信任它。

這一點對日本國內的影響是什麽呢？就是最初在甲午戰爭以前，本來很有希望在中日兩國都獲得政權的泛亞主義者，在中日兩國同時都失敗了：梁啟超也好，孫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在大清這方面都是失敗者；在日本這方面呢，曾根俊虎也好，頭山滿也好，玄洋社也好，內田良平這些人也好，也都變成了失敗者。這時候就面臨著你是做現實主義者還是做理想主義者的問題。如果你說，東亞文化畢竟還是好，我要做一個理想主義者，你們雖然是講現實的，但我是要堅持我自己的理想，那你就很難做官了，因為你主張的政策跟內閣首相和大臣的政策不一致，那麽大臣是不會用你的。要麽你就改變自己的立場，你去配合現實主義。所以就當時日本的國內氣氛來說，其實是，理想主義者在野，堅持泛亞主義的立場；而現實主義者在朝，實行親英的外交政策。

比較現實的人，像後來的首相桂太郎，就改變了立場。你去查桂太郎這個人的履歷，你就會發現他開始進入政壇的時候，跟曾根俊虎、內田良平、頭山滿他們那些人是一夥的，他們都是振亞社、興亞會那些組織的成員，他開始的時候也是主張泛亞主義的。但是在官方這一層面，泛亞主義的路線走不通。日本走向親英的路線的時候，他自己也改變了路線，不但改變路線，還做得非常積極，極力配合推動英日聯盟的締結，所以他的後半生變成了英日聯盟的積極支持者。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像曾根俊虎、宮崎滔天（1871-1922，孫文的好友和資助者。曾約請朝鮮開化派領袖金玉均支持中國革命；曾參與促成哥老會、三合會和興中會之間的合作；曾將孫文介紹給犬養毅；曾為革命黨人采買軍火）這些人，他們是堅持原則的，他們認為日本武士道就包括了只講道義、不講事功這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做不做官、發不發財不重要，堅持理想主義才是重要的。那就是說，至少在政府堅持英日聯盟這一段時間內，你這一派人就別想做官了。

他們在官場沒有辦法發展的結果，就是建立了民間的革命團體。民間的革命團體有兩重意義。用中國式的話來說，那就叫做什麽呢？內爭人權，外爭國權。在國內內政上要做什麽呢？就是要反對當權派。當權派的政策是，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講，走官僚資本主義路線；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講，走親英和配合歐洲列強的路線。在他們看來，這兩者是不夠理想主義的。等於說是在外交上你跟英國人走，就等於是幫助強者欺負弱者。大家都是亞洲人，都是黃種人，而你卻幫著白種人，配合白種人，當白種人的代理人。這樣做雖然是有實際利益的，跟著大英帝國走有糖吃，自己搞泛亞主義那是沒糖吃的，但是這樣做是不高尚不光榮的。另一方面在國內，你採取的是幫助富有的資本家，把老百姓放在一邊的這個政策。在國際上你是幫著強者整弱者；在國內上呢，你是幫著有錢人整沒錢人。而天皇不是這樣的，天皇是愛民如子的，是窮人的救星和大靠山，而你們跟著資本家走，這難道是天皇的本意嗎？這絕對不是的。這是天皇被奸臣蒙蔽了。我們這些真正的忠臣，絕不相信這是天皇的精神，我們完全理解天皇的精神跟人民是一體的，我們愛人民，愛天皇，就是不愛你們這些資本家。在國際上我們要打倒你們跟歐洲人合作壓迫黃種人的路線，在國內我們要打倒你們跟資本家配合，蒙蔽天皇，壓榨人民的這種反動路線。這就是泛亞主義者在明治後期和大正前期的基本路線，這是一條革命路線。

革命路線產生了早期的民權運動。民權運動有一個著名的組織就是玄洋社。大家對這個玄洋社改名以後的名字比較熟悉，玄洋社改名以後改叫黑龍會。但是玄洋社開始產生的時候，它是自由民權運動的主力。自由民權運動（1874年開始興起，向藩閥政府提出開設議會、減免地租、保障言論與集會的自由等要求，1890年帝國議會開設後，該運動仍繼續進行）在國內和國外這兩大領域採取實際上行不通、但是喊起來非常有誘惑力的理想主義的口號。民權運動在日本國內憲法結構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它最初發揮了有效的壓力集團的作用，把明治以後初期由派閥和華族壟斷的統治體系給動搖了，迫使開放內閣，局部地進行讓步，局部地引入了一些議會政體的因素。照伊藤博文的說法，他對付這些民權派不斷搗亂的做法就是，只能藏身於袞龍之袖，希望天皇下詔，解散國會，這樣維持內閣本身。但是天皇解散國會又重新選舉，自由民權派仍然能夠得到相當多的選票，這些選票仍然能使他們在國會中給政府不停地搗亂。最後的政策是進行讓步。這個讓步在各國議會政治初期都出現過，就是當權派讓步，容許政黨組織分享一部分權力。日本政黨政治開始形成，可以說是自由民權運動立了很大功勞的。

但是成功以後，他們就開始分化了。因為政權一旦開放，就意味著原先的反對派可以通過議會補選，你也有做官的希望了。有了做官的希望，就自然有人禁不住誘惑，當初我們搞民主運動是為什麽呢？不就是為了我們也能做官嗎？現在他們讓我們做官，我們還鬧什麽呢？我們直接被收買不是更好麽？於是自由民權運動也就自動地分化重組了。這個情況跟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差不多，等到社會黨人有資格組閣的時候，那我們還要不要社會主義呢？像米勒蘭（1859-1943，1885年作為社會黨人被選入眾議院，1899年進入內閣任商業部長。1920年當選法國總理，後來又以溫和派聯盟領袖的資格當選總統）這種人就是，只要能當上內閣部長，Marx不Marx的，那可以放一邊不管。比較極端的，像Lenin這些人就說，你們是修正主義者，工人階級的叛徒，打倒議會政治，該死的清談館。其實日本自由民權運動也是這樣的。比較現實主義的那批人，在經過體制改革以後，就被體制收買了，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而堅持不妥協的這部分，其中就包括玄洋社，他們就覺得，議會鬥爭不足以實現我們的理想，我們要把暴力革命和議會鬥爭結合在一起，於是就漸漸走向了暴力革命甚至恐怖主義的路線。在歐洲，Lenin他們這一派，最後和社會民主黨人分道揚鑣，就是因為這一點。而玄洋社這個組織呢，它在日本政治的生態位當中，跟其他的自由民權派組織的關系，也就恰好是XXXX跟社會民主黨人的關系。社會民主黨人是可以收買的，進入體制；而XXXX則是無法收買的，堅持在體制外鬧革命。

體制外鬧革命，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尋找革命的薄弱環節的問題。因為在日本國內的話，他們是沒法成功的。以前自由民權運動之所以能夠對政府形成有效壓力，是因為他們能夠通過大選在議會中贏得大量的席位，給伊藤博文這樣的大臣制造很大的麻煩。但自從伊藤博文採取開放政策，讓自由民權派中的現實主義者入閣以後，那就不一樣了。現實主義者一旦入了閣以後，剩下的理想主義者就變成極少數了。因為自由民權派的大部分議員自己有希望入閣以後，他們自己就跑去當大臣去了。你留在民間這些極少數的少數派就變成國會中的永久少數派，像現在的日本XXX一樣，每一次國會選舉你都可以拿幾個席位，但是政府才不在乎你幾個席位呢，它已經把幾百個席位拿到手了，你願意當你的永久性反對派你就去當你的永久性反對派去吧，我們才不鳥你們呢。這樣就出現一個情況，如果你只搞議會鬥爭的話，那你就是萬年反對派，永遠沒希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會像列寧一樣得出結論：必須把議會鬥爭和暴力鬥爭結合起來。於是辦法就是暗殺。暗殺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加入二戰，跟激進分子的暗殺很有關系。但這事兒不是二戰才開始的。玄洋社早在日俄戰爭以前就搞過暗殺活動，像日本當時的文部大臣就是死在他們手裏面的（1889年2月11日，主持教育改革、被傳言說成基督徒、被傳言說在參拜神社時行為無禮的文部大臣森有禮（1847-1889）在準備出席明治憲法頒布慶典時，遭國粹派青年刺殺）。他們殺文部大臣，就相當於教育部長，什麽原因呢？這個原因，我想現在的中國人很容易理解，就是說是，你用西方那些走歪路的邪惡文化來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我們日本的國粹是怎麽怎麽樣的，你用西方那些教材來教育日本的青少年，那麽日本將來的青少年到底還是不是日本人呢？你這樣教育下去不是把他們都變成白種人的走狗嗎？我們這些理想主義者暫時失敗不要緊，但是我們是要爭取下一代的，你這樣腐化青少年，不殺你怎麽行呢。這是他們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國內搞暗殺。

同時在國外呢，他們也要破壞日本的外交政策，重點就是破壞辛醜條約以後日本追隨英國、對大清和亞洲大陸維持條約體系的政策。他們採取的辦法就是，在大清和俄羅斯發動各種各樣的革命活動。他們的政策是解放全亞洲，也就是說，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都要團結起來，把壓迫者趕走。對於他們來說，俄國人是壓迫者，越過黑龍江入侵我們，我們要把他趕回黑龍江以北去。所以他們把玄洋社改名為黑龍會，這主要就是日俄戰爭前夜的刺激。當時日本和俄國發生沖突的主要動機是什麽呢？把俄國人趕出滿洲，這是一個民間的重大口號，它既是日本革命黨人的口號，也是中國革命黨人的口號。同盟會當時還沒有成立，在東京的革命留學生當中，採取第一個行動是什麽呢？組織拒俄義勇軍（辛醜條約簽訂後，列強撤軍回國，唯獨俄國軍隊賴在滿洲不走，並進一步增兵逼迫清廷。1903年4月，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拒俄義勇隊，黃興等200余人當即簽名參加。清政府獲悉後，密令逮捕回國代表，同時要求日本政府解散學生軍。 5月11日，義勇隊更名為軍國民教育會，宗旨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進行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義，三曰暗殺”），把俄國人趕出黑龍江。拒俄義勇軍背後的支持者是誰？玄洋社。拒俄符合誰的利益呢？首先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是反俄的主力，只有日本人才能夠真正把俄國人趕出黑龍江。

然後，大清和日本官方聯合起來，把拒俄義勇軍給解散了。表面上看起來可能難以理解，為什麽這個組織對俄國不利，日本官方還要解散這個組織？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個組織是日本內部的革命團體所主持的。它表面上講愛國主義，但這個愛國主義，矛頭是直指日本政府的。他們講愛國主義，就是講泛亞洲主義，實際上就是說，日本在朝的政府是歐洲人的奸細，沒有維護亞洲人的利益。我們到民間發展，維護亞洲人的利益，搞國際主義團結，就包括有推翻國內政府的企圖。所以日本官方要先下手來鎮壓你。這個道理也就跟國民黨要鎮壓共產黨組織的反日愛國運動一樣。不是說國民黨跟日本的關系很好，而是因為共產黨搞反日運動，其實就是想煽動民眾，說國民黨不愛國。所以目的表面上是對付日本人，其實是對付國民黨的。玄洋社他們支持拒俄義勇軍也是這樣的，表面上針對俄國，其實是針對日本本國政府的。而大清要鎮壓這些東西，就是因為，他們也看出來了，這些人是革命的胚芽，他們要把俄羅斯趕過黑龍江，也必然的要把大清趕到長城以北，這件事情是馬上就會發生的。因為大清和俄羅斯一樣，都是一個外來政權。你搞了這套泛亞主義，過不了多久就會發現，俄羅斯人和滿洲人、蒙古人同樣都是驅逐的對象。

泛亞主義者搞國際化經營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孫中山和他的朋友。孫中山搞的最初的起義，惠州起義（1900年10月），實際上就是內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經營的。現在我們歷史教科書上只會說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麽什麽事情，把他們背後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實這一點非常危險而不公正。因為，坦率說吧，早期革命黨中最有實力、最有行動能力的，恰好就是日本人。中國式士大夫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說，會寫文章，不會打仗，也不會做事。他們的辦法就像魯迅很諷刺地描繪的那樣。徐錫麟被殺以後，革命志士做了些什麽呢？他們坐下來喝酒，撕烏賊魚下酒，慷慨激昂地說了一陣子，然後派日本浪人到中國去把徐錫麟的家屬給接出來①。你不能夠問一句，他們喝了這麽多酒，說了這麽多話以後，他們怎麽自己不去接，讓日本人去幹什麽？其實原因很簡單：日本人的行動能力就是比他們要強。日本浪人在孫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運送軍火是他們，運送消息是他們，最可靠的是他們。孫中山背後有一個宮崎滔天，這一點都不是偶然的。他們兩人都是振亞社的早期成員，也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沒有日本人經濟上的支持，來回奔走跑腿，中國這些行動能力薄弱，而且天生就相互猜忌的士大夫，不一定會團結起來。

1、《朝花夕拾·範愛農》：“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

不要說別的，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就很難團結起來。他們之所以能夠團結起來成立中國同盟會，如果按照現在的歷史教科書的話，會把它描繪成跟井岡山會師一樣，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領袖朱總司令一起來到井岡山，你看了這些記錄以後，根本就想象不到世界上還有共產國際這個東西存在。或者你以為共產黨專業撒謊，以為國民黨的歷史就是真的，其實國民黨也是一樣的。你看國民黨記載的那些歷史，就會發現孫中山和黃興這兩位高風亮節的革命領袖，在東京相遇以後，一見如故，在不到三個月時間內就變成了生死與共的好朋友，決定為了革命事業進一步發展，把革命事業團結起來，建立中國同盟會，在團結的過程中，有很多人不服孫中山作為革命先行者的領袖，黃興義薄雲天，高風亮節，迫使他的支持者讓步，盡管華興會在人數上占優勢，還是把孫中山給捧起來當領袖了。你看了以後會覺得黃興很偉大，孫中山也偉大。

但是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孫中山是內田良平的朋友，黃興也是內田良平的朋友，宋教仁也是內田良平的朋友，他們三個人在彼此認識以前，都拿了內田良平的錢，分別在兩湖和廣東已經搞過N多次起義了，但都失敗了。失敗以後，他們在大清混不下去，都跑到日本來。內田和黑龍會的人合計了一下，覺得革命勢力還是團結了才好，於是就做了很多牽線的工作，說服他們最好團結起來。在牽線的初期，他們誰也瞧不起誰，廣東人尤其是瞧不起兩湖地區的人，他們只認他們的廣東老鄉，但是最後之所以能夠達成協議，關鍵問題在於，錢是日本人出的。如果日本人不出錢的話，興中會和華興會雙方都要面臨著馬上混不下去的狼狽處境。所以到最後還是日本人說話算話，孫中山和黃興熱情擁抱以後，決定大家團結起來。日本人根據他們封建主義的理解，就是說，孫中山再怎麽說也是長輩，既然是長輩，大家就認這個長輩當名義上的頭領了。但是你這個名義上的頭領，照封建主義的習慣來說，並不是說你什麽事情說了都算的，做事情還是由底下的封臣去做。這是日本人對他們團體的領導。不過，這一點，同盟會成立以後從來就沒有做到。

然後你再看看同盟會組成的名單，妙處在於這個名單中間有一半是日本人。1905年同盟會創始人的名單，這個名單中間有一半是日本人。從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我可以舉幾個名字：第一位，內田良平；第二位，宮崎滔天；第三位，曾根俊虎；第四位，頭山滿。剩下還有好多人，就不用說了。這些人在後來的歷史書上，他們的身份是三傑。如果有些歷史書在明治時代提到他們，那就是說他們是偉大的維新志士；如果在辛亥前後提到他們，他們是中國革命的老朋友；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提到他們，他們是萬惡的軍國主義者，侵略亞洲大陸的主要罪魁禍首，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孫中山就在這些人的保駕護航之下成立了同盟會。

接下來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的故事，我們都清楚，革命爆發的當時，孫中山還在美國。他是怎麽樣得到消息的呢？後來有很多說孫中山壞話的人，說孫中山在洗盤子，什麽什麽的，後來是在報紙上看到消息的。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孫中山可能是洗過盤子，也打過工幹這些事情，但是他不會說是愚蠢到非要到報紙上登出消息以後才得到這些消息的。因為有人負責給他通風報信。這兩個人的名字就叫做：頭山滿和內田良平。這兩個人都是日本的重量級人物，是他們兩個首先把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通知孫中山的，也是他們給孫中山買好船票，送孫中山回國的。孫中山一開始回國下船的時候，是頭山和在中國的日本人到碼頭去接他的，當時武昌軍政府那批人和南京臨時參議院那批人還根本沒有把孫中山放在眼裏。首先接船的人是誰呢？是黑龍會的人。黑龍會到美國去通知孫中山，再把孫中山接回中國。然後再過了幾十天，孫中山才跟南京和武昌的革命黨人接上頭，然後接下來才當上了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然後你再研究一下臨時政府的那份名單，你就可以發現臨時政府是由三元結構組成的。第一張名單是內閣總長的名單。你發現這裏面也就只有陸軍總長黃興是革命黨方面的人，大部分內閣閣員是立憲派或者地方士紳的人，像浙江士紳湯壽潛（1856-1917，浙江士紳領袖。翰林院庶吉士出身，1900年參與推動東南互保，1905年創立浙江全省鐵路公司，1906年起領導國會請願運動，1909年任浙江咨議局議長，辛亥革命後被推舉為浙江都督。南京臨時政府任命他為交通部長，未到任）這些人。可以說是在總長這一級別，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革命黨和立憲派的聯合政府。孫中山雖然是總統，但是內閣成員大部分是立憲派的人。

但是你再看次長那一級，你就會發現，所有的次長全都是同盟會的人。次長比部長重要，為什麽呢？因為部長往往是根本不到崗的，臨時政府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長的名義，但是部長願不願意當這個官還很成問題。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地方上的大佬，地位已經很高了，他們願意出面到臨時政府當官，那是他們給臨時政府面子，就是說明，我們現在成立臨時政府，就好像說，黎元洪願意出任武昌軍政府都督，這就表明著，湖北的士紳和上層人物願意支持革命；如果他們不出來當官，那就是一種麻煩了，說明革命軍只是一幫無名小輩，上層人士不支持革命軍，那麽革命政府能不能夠維持下去就很成問題了。所以黎元洪願意給你面子出來當這個都督是革命黨占便宜，而不是黎元洪占便宜，黎元洪已經是上層人物了。他出來以後，革命軍就吃了定心丸，證明說是，士紳階級願意支持你。這裏面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士紳階級如果不支持你，你的軍費就沒有著落。所以這一點是尤其重要的事情。立憲派願不願意支持孫文是很成問題的事情，就算是願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於形式，他們往往是根本不到崗的。名義上他接受了總長這個職務，實際上他不一定到部辦事。部務是由次長主持的，次長是同盟會的人，他們才是真正負責的人。

還有第三份就是顧問。孫中山開出的這個南京政府的顧問，所有的顧問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龍會會員，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頭山滿和內田良平。這些人在南京臨時政府中間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黨中間的地位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隱藏在幕後，替他來回奔走，像內田、頭山這種人，替孫中山跑腿，替他準備二次革命，他們是孫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外圍那些人，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是孫中山的統戰對象。這些日本人才是孫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這時候，辛亥革命勝利，對於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來說，差不多就像十月革命勝利對於歐洲社會黨國際一樣。盡管他們的中心是在日本，但是日本這個堡壘很堅固，推翻日本政府是不容易的。雖然他們把首相也都刺殺過了，大臣也刺殺過了，炸彈也扔過了，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都已經幹完了，但是日本政府還是很穩固，沒有要馬上倒台的樣子。但是大清，像沙皇一樣是很脆弱的，它的政府一下子倒台了。我們雖然在日本本國沒有成功，但是我們的革命兄弟已經在南京成功了，無論如何這是革命勢力的一個重大成就。現在是大肆活動的時候了，現在就是爭取革命下一步成功的時候了。

辛亥年的外交活動，實際上就包含了兩層。一層是日本的現實主義者和既得利益者跟英國配合，盡可能的維持東亞的現成秩序。因為對於英國人來說，東亞主要是有兩個用處。第一個用處是國際貿易。英國是國際自由貿易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主要維持者。它不希望爆發規模太大、太長期的戰亂，戰亂損害貿易，不符合英國的利益。英國希望遠東的形勢盡快平息下來，由大清當權還是由袁世凱當權還是由其他什麽人當權，英國人並不在乎。但是有一個條件，這個當權者必須是能夠維持條約體系，維持國際貿易，維護英國利益的，滿足這些條件就行了。但是孫中山是不符合這個條件的。有一點很簡單，就是他一個錢也沒有。他沒有辦法實現維護國際貿易的這個任務。袁世凱開始也不是一定能維持得住的，北京的公使團在革命初期觀望了很久，看看到底是誰能夠支持，誰不能夠支持。各省的將領各自表態通電發了很久，最後在英國公使朱爾典（原名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國駐華公使，與袁世凱是多年故交）和袁世凱進行秘密談判以後，最後袁世凱放出風聲，談判已經有了結果以後，然後各省將領的態度馬上就改變了。段祺瑞那些人在袁世凱和朱爾典的聯合公報發表以前，還在通電說，他們要誓死效忠大清；通電發表以後，他們就立刻表態，要擁護袁世凱建立共和政體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原先是給你許諾，只要袁世凱願意倒戈，願意像對付黎元洪一樣擁戴他，但是袁世凱不為所動，直到他跟英國人談出了結果以後，他才正式表示，願意接受南方提供的總統職位。在這個過程中間，等於說英國人和國際體系起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而日本呢，日本官方的外交家，他們是堅持要追隨英國的。因為日本在以前十年，因為追隨英國已經得到很大好處，日本從小國變成了大國，變成了東亞的領袖國家，他們認為以後仍然要繼續追隨英國，幫助英國維持遠東秩序，以前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跟著英國人走是有糖吃的。但是革命黨人不是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大清帝國就不應該存在。第一，日本在滿洲出了這麽多血，大清倒台的時候，我們應該把滿洲割過來歸日本；第二，孫中山已經答應了，孫中山在南京缺錢的時候，已經跟日本人簽了合約，把滿洲賣給日本，讓日本人再替他籌款，這個是天作之合；第三，就是滿清皇室的內部的宗社黨也不高興接受共和政體，他們希望帶著皇帝回老家去，回到東北去，恢覆大清在多爾袞入關以前的格局。你們漢族人不要我們了，行，我們回老家行不行，你們大明朝請我們進關以前我們就在關外，關外又不是大明的地方，我們回去還不行嗎，你們不要我們，我們回家去行不行。這是他們的邏輯。同時東北的將領，像張作霖這些人，在鎮壓了本地的革命黨以後，組織了東三省保安會，他們也表示，他們不肯接受南方人的統治，希望皇帝能夠回到熱河或者沈陽。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日本政府的態度不夠堅定，但大清這方面，無論是皇室也好還是南方勢力和北方勢力的力量，都會很高興讓大清沿著長城一分為二，南方革命黨建立中華民國，而北方覆辟大清帝國。這個大清帝國肯定要接受日本的保護的。日本人當時如果態度稍微冒進一下，東北在這個歷史關口就會落進日本人手裏面了。當時黑龍會是上躥下跳，內田良平、頭山滿這些人是上躥下跳，極端熱鬧的。像孫中山的部下，戴季陶這種人，是跟著他們到處在東北和其他地方亂跑的。你得註意革命黨在東北本來沒有什麽太多勢力，孫中山的嫡系是廣東人，後來共進會那一批人是長江流域的人。他為什麽要去東北？主要是因為日本在東北有勢力，他們是替日本人跑腿的，想把東北分裂出來。

但是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中日雙方的革命志士在中國方面暫時成功，但是在日本方面失敗了。日本政府最後堅定決定追隨英國。他們一旦跟袁世凱達成了協議，南方的革命黨就沒戲了。孫中山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沒有錢。自從惠州起義以來，他有的錢還是日本黑龍會那些人給他籌的那些錢。按照孫中山自己的標準來說，這已經是很大一筆錢了。孫中山想撈到五十萬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那些人，按照日本的標準來看，他們也是在野黨，也是窮鬼，政府才有大錢，資本家才有大錢，他們這些革命志士，按日本的標準來看是窮鬼。但是窮鬼也有比窮鬼更窮的，在中國革命黨人來看的話，黑龍會就是很有錢的了，同盟會如果不是黑龍會動不動五十萬五十萬的給錢，它簡直當場就要餓死了，就不要說是買武器來革命了。他們就是靠黑龍會分出來的那點零錢給自己續命的。但是日本人一旦跟列強達成協定，尤其是成立了以威爾遜總統所鼓吹的六國銀行家組成的銀行團以後，那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政府出面一帶的話，日本的大銀行家都決定要出這筆錢加入銀行團。這個銀行團不是簡單的事情，就因為這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資本家都決定用日本的外交資源和財政資源來支持袁世凱的政府。這個決定一出，孫中山就沒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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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