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想，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房思琪」的離開，對仍然活著的我們來說，應該還有更大的啟發。它給予了社會再一次的機會，去正視那些存在於我們生活各個角落中孤單無助的人。我們應該珍惜並尊敬房思琪的離去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那是一種孤獨之人的無聲吶喊，也是無助之人最後的徬徨。

無論是未成年少女誘姦的問題還是憂鬱症等身心症的問題，台灣社會都該給自己再一次的機會重新教育自己，如何接納並安慰這些徬徨無助的靈魂。面對身心症，特別是最為常見的憂鬱症，台灣社會往往欠缺足夠的認知，而逕自把這些症狀都當成「心情不好」，甚至還批評憂鬱症病人生活態度不積極，社會消極面對的後果，是台灣社會近年來無數起的憾事。在社會的壓力、生活的困難，甚至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理由，憂鬱症都可能在任何人身上發生，就像是人會感冒，心也會感冒。

心裡的病不如外在的症狀易解，往往涉及了從整體上對患者的照顧，無論是投藥還是進行生活方面的協助，我們都需要意識到，憂鬱症不是單純的心情不好，也不是多愁善感的個性，而是一種更為深層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是外人難以體會的，也因此往往難以被外人接納。憂鬱症需要的是耐心與相互理解的關懷，患者的痛苦絕非外人所能體會，也因此更需要社會的關注與扶助。

未成年少女誘姦的問題則涉及台灣社會一個長年來被隱藏於黑暗中的議題。握有知識、財產等權利地位之人利用或脅迫少女配合性行為，其實早已存在於台灣社會已久，無論是有償還是無償，那些最能體現社會現實的台灣本土小說其實或多或少都曾提到。但我們的社會卻始終不願正視這項涉及權力不對等下造成的一場場悲劇，網路上那些譏諷受害者只是貪圖快感或錢財的不負責任發言，正體現了台灣社會對待這些受害者的典型態度。在這種事件中，指責受害者是很容易的，甚至加害者要脫罪的可能性也很高，但我們卻依然坐視不管，留下來的是一顆顆被陰影籠罩的年輕心靈，最終讓黑暗吞噬了他們的一生。我們需要重頭開始建立對受害人的輔助機制，並且調整整個社會在這類事件中慣於指責受害人的態度，正視每個人都會感到痛苦的道理，將心比心的看待每一個房思琪。

儘管房思琪離開了，但無情無感的社會卻依然屹立不搖，女作家的死呼喊的不只是要求世界給他一個公道，還是對社會發出一道要求社會負起責任的呼聲，試問社會的無情，拋開了多少房思琪？捕獵女作家加害者的活動總有一天會歸於虛無，但女作家之死所拋給我們的議題卻始終不曾離開我們的社會。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改變自己，改變整個社會？擁抱並扶持每一個房思琪，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