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選舉民調公布次數明顯減少，表面看似媒體熱度下降，實際上更可能是藍綠陣營與媒體共同進入「蓋牌選戰」。根據政治學者王宏恩統計，2026年台北市長選舉在選前56日僅公布8次正規民調，遠低於前三屆同期。這種變化不是單一媒體沒有做民調，而是各方即使掌握數字，也選擇不輕易公開。 民調變少的第一個原因，是公開數字的戰略價值下降。若現任市長蔣萬安大幅領先，藍營公開民調有助穩定勝選氣氛，但也可能讓支持者鬆懈，降低投票動員。若領先幅度縮小，公布民調反而會製造「現任者失血」印象，讓沈伯洋陣營取得追趕敘事。因此，對蔣萬安來說，不公布可避免把選情焦點變成領先縮水。 第二個原因，是挑戰者也未必適合頻繁公布。沈伯洋若仍落後一段距離，公開民調會打擊支持者信心，讓「洋流」被解讀為網路熱度大於實際選票。若差距正在縮小但尚未翻盤，最佳策略可能是持續放大議題聲量，而不是用未達臨界點的數字定型選情。對挑戰者而言，模糊反而能保留想像空間。 第三個原因，是選舉民調受到法規與成本壓力。民調發布需揭露調查單位、時間、樣本、抽樣方式、誤差與經費來源，投票日前10日還有禁制期。再加上手機抽樣、拒訪率、加權方法與網路聲量落差，使媒體公布民調的爭議成本升高。若數字沒有明顯新聞性，媒體也可能選擇不發布。 民調減少對蔣萬安陣營的好處，是能維持現任者穩定感，避免選戰被民調牽著走。他可以把攻防拉回市政成果、交通建設、社宅、托育、治安與城市治理，而不是每天回應差距變化。壞處則是缺少公開民調壓制對手，無法有效阻止沈伯洋陣營營造「追近」氣氛。當外界看不到完整數字，挑戰者更容易用街頭熱度、社群聲量與造勢場面補位。 對沈伯洋陣營而言，民調變少的好處，是能讓支持者相信選情仍有變化空間。只要沒有連續公開落後數字，空戰就能維持動能，並把焦點放在市政議題、國安韌性與青年參與。壞處是，缺乏可信民調也會削弱「可勝選」證明。中間選民、地方樁腳與資源提供者通常需要看到明確數據，才會相信挑戰者真的有機會。 民調減少也改變雙方攻防模式。過去候選人可以拿民調互相壓迫，領先者強調穩定，落後者訴求棄保或翻轉。現在公開數字不足，選戰更依賴議題設定、短影音擴散、街頭活動、媒體專訪與網路輿論。這對擅長空戰的沈伯洋較有利，因為聲量可以暫時替代部分數字；但對蔣萬安也不全然不利，因為現任者可用市政行程維持可見度，不必陷入民調波動。 真正的風險，是選民資訊變少後，更容易被內參、耳語與選擇性爆料影響。沒有穩定公開民調，支持者會傾向相信對自己有利的版本，媒體也更容易放大單一數字。這會讓選戰情緒升高，卻未必提升公共討論品質。 整體而言，2026台北市長民調公布變少，反映的是雙方都不想過早攤牌。蔣萬安怕領先被解讀為縮水，沈伯洋怕追趕未達翻盤門檻。對選民來說，民調變少不代表選情不重要，而是更應回到候選人的市政能力、政策細節與組織動員觀察。真正決定勝負的，仍是誰能把聲量轉成信任，把支持轉成投票。 作者：程人文

賴清德總統2026年國慶日致詞，核心訊息是把台灣放在一個「外部風險升高、內部轉型加速」的座標中。他一方面強調台灣經濟在AI、半導體與全球供應鏈中取得亮眼成果，另一方面也提醒國人，經濟成長不能只停留在企業獲利與股市表現，而必須轉化為全民可感受的生活改善。這使今年國慶演說不只是外交與國防宣示，也帶有明顯的民生政策說明。 演說最重要的第一條主線，是「經濟成果共享」。台灣近年受惠於AI需求與高階製造優勢，出口、投資與稅收均有支撐，但民眾真正關心的是薪資、物價、租屋、育兒與照護壓力。賴清德若把加薪、減稅、補助與公共投資放在演說核心，等於承認政府必須處理經濟亮眼與人民感受落差的問題。這是正確方向，但後續仍要看政策能否精準照顧受薪階級、青年家庭與中小企業。 第二條主線是國防韌性。面對中國軍事壓力與灰色地帶行動，賴清德強調強化防衛不是挑釁，而是維持和平的必要條件。這個說法意在對內凝聚社會共識，對外則向國際傳達台灣不是升高衝突的一方，而是希望用實力避免戰爭。國防預算、軍事現代化、後備改革與民防韌性，未來都會是政府持續推動的重點。 第三條主線是台灣的國際定位。賴清德延續「民主夥伴」敘事，強調台灣不只是地緣政治熱點，更是全球民主供應鏈、科技安全與區域穩定的重要成員。這種說法回應美中競爭，也試圖讓台灣在國際交流中取得更主動的位置。不過，國際支持往往與台灣自身治理能力相連動，國內團結、法治穩定與產業韌性，都是外交說服力的一部分。 整體來看，這場國慶演說的政治功能，是把「民生經濟」與「國家安全」綁在一起。賴清德試圖說明，台灣要守住民主自由，不能只靠軍事，也要靠經濟分配、社會韌性與國際信任。這樣的論述有其完整性，但挑戰也很清楚：若經濟成果共享無法落實，國防支出就可能被民眾視為負擔；若國防韌性缺乏透明溝通，也可能加深社會疑慮。 2026年的國慶演說，反映台灣已進入「高成長與高風險並存」的新階段。賴清德提出的方向，是以經濟支撐民生、以國防維持和平、以民主連結世界。真正的考驗不在演說本身，而在政府能否把這三條主線化為可被人民檢驗的成果。若能讓一般家庭感受到收入改善、社會更安全、國際支持更穩固，這場國慶致詞才不只是政治宣示，而會成為執政路線的具體承諾。 作者：寧為渣

前幾日，台北市萬華分局持法院搜索票搜索西門町BDSM同志酒吧Commander D。這起事件原本是涉及妨害風化的司法偵查，卻因執法過程中傳出員警對身心障礙者說出「殘障也可以做愛喔？」等不當言詞，引發性別平等、身心障礙與人權團體批評。警方事後確認有員警出現不當言詞並予以懲處。 我認為，這起事件還有另外值得追問的，不只是警察是否執法過當，也不只是員警「講錯了一句話」。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麼身心障礙會讓一個人是否具有性慾望、是否能夠做愛，變成一件值得驚訝的事情？ 這個問題對我而言並不是抽象的哲學討論。我本身不是主流異性戀者，同時還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過去曾經擔任手天使、障礙者個人助理，也曾擔任自立生活協會理事。這些經驗讓我不只是從書本理解「身心障礙者的自主」，而是在不同位置上實際接觸過障礙者的日常生活、身體自主、親密關係與性自主。 尤其是手天使的經驗，讓我很難把「殘障也可以做愛嗎？」理解成單純的失言。因為當我們真正把身心障礙者視為完整的人，就會知道，障礙並不會自動消滅一個人的慾望、親密需求、情感關係與性自主。身體有障礙，與一個人是否具有成為「性主體」的資格，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我在自立生活運動中接觸到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如此：障礙者不是被動接受照顧的「對象」，而是能夠決定自己如何生活的「主體」。個人助理存在的意義，也不是代替障礙者做決定，而是在必要的支持下，讓障礙者能夠自己決定生活。這個原則放到性自主上，其實沒有理由突然失效。 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具有性行為能力」與「具有性自主」。前者可以是醫學或生理問題；後者則涉及一個人能否表達慾望、建立親密關係、作出性選擇，以及決定自己的身體如何被對待。身心障礙並不會自動取消後者。 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認為，個人對自身生活與身體的決定，是個人自由的重要核心。當然，性行為涉及同意、傷害、剝削等問題時，國家當然可以依法介入；但「身心障礙」本身不能成為推定一個人沒有性自主的理由。 哲學家Martha Nussbaum的能力取徑則提醒我們，真正的平等不只是法律上人人一樣的形式平等，而是人是否實際具有生活、建立關係、表達情感並作出人生選擇的能力。如果我們只把身心障礙者視為需要照顧、保護與管理的人，卻不承認他們也可能有慾望、愛情與性需求，那麼看似善意的保護，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剝奪。 「殘障也可以做愛喔？」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暴露了一種深層的預設：身心障礙者似乎不應該是「有性的人」。 社會學家Goffman的污名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件事。當一個人的某種身分被放大到足以遮蔽其他人格特質時，他就不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而首先被看成「一個障礙者」。他的感情、慾望、關係與選擇，都可能因此被忽略。 而這對我這樣同時具有非主流性傾向與精神疾病身分的人而言，其實並不陌生。社會有時把非異性戀者視為只是想法扭曲，也可能把精神疾病患者視為沒有判斷能力。當這些身分交疊時，更容易出現一種危險的推論：只要你的性傾向、心理狀態或身體狀況偏離主流，你的慾望與選擇似乎就不值得被認真對待。但這正是我們必須拒絕的邏輯。 精神疾病不等於喪失人格；身心障礙不等於喪失性自主；非異性戀也不等於失去正常生活的資格。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與主流不同，不代表他就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主體。 而當這種話是由警察說出口時，問題更加嚴重。警察不是普通旁觀者，而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人。搜索票可以授權國家進入特定場所、尋找特定證據，卻不因此授權國家羞辱人民。因此，「有搜索票」與「執法過程是否侵害人格尊嚴」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法律授權，後者是國家如何行使權力。搜索票可以授權搜索，但不能授權羞辱。 我也不認為BDSM空間應該免於法律監督，更不認為同志或身心障礙身分可以成為違法行為的免責理由。但真正的平等恰恰是：每一個人都受到同一套法律規範，也同時受到同一套人格尊嚴的保障。 Foucault曾提醒我們，權力不只透過禁止運作，也透過分類、規訓與「正常／不正常」的界線運作。當國家進入一個不同於主流的性文化空間時，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究竟是在依法調查特定行為，還是在不知不覺中把某種身體、性傾向或生活方式本身視為「異常」？ 因此，Commander D事件不只是同志議題，也不只是身心障礙議題。它讓我們看見，當一個人同時處在多個非主流身分的位置時，國家是否仍然能夠把他視為一個完整的公民。一座真正多元的城市，不只是有彩虹旗，也不只是舉辦同志遊行。真正的考驗，是當國家面對那些不符合主流想像的人時，是否仍然記得他們首先是人。 國家可以調查一個人的行為，但不能因此取消他作為人的身分。所以，問題不只是說「殘障也可以做愛嗎？」涉及歧視，更根本的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不符合主流時，我們是否仍能承認，他是自己人生的主體？這也是Commander D事件留給我們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作者：朱智德

近期台北市長選舉中的毒品政策攻防，引發社會對「反毒」與「減害」的爭論。作為目前在臺大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所的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重新論述一番。 過去從事田野研究時，我曾進入監獄，看過毒癮發作與戒斷所帶來的痛苦；也曾在八大行業與夜店進行田野調查，看見物質使用背後複雜的心理、社會與環境因素。因此我逐漸理解，毒品問題從來不只是「反不反毒」的二分法。 首先必須釐清：反毒不等於反減害。清潔針具並非鼓勵吸毒，美沙冬替代治療也不是「政府發毒品」。台灣早已將清潔針具與替代治療納入藥癮防治體系，其政策目的在降低HIV等感染風險、減少傷害，並使成癮者進入醫療與戒治體系。換言之，政府可以同時強力查緝販毒、製造與走私，也可以提供治療與減害服務，兩者並不矛盾。 這也是此次政治論辯最需要被釐清的地方。沈伯洋本身具有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學位並任教於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其專長包括刑事政策與法律社會學。討論他的毒品政策主張，當然可以嚴格檢驗，但應該放在犯罪學、公共衛生與成癮研究的脈絡中，而不是直接把「減害」等同於「鼓勵吸毒」。值得注意的是，蔣萬安在2021年擔任立法委員時，也曾參與涉及強化美沙冬替代治療與藥癮戒治資源的提案。既然如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就不是誰比較會喊「反毒」，而是哪一套政策真的能降低毒品造成的傷害。 從犯罪學與社會學來看，Howard Becker的標籤理論提醒我們，「吸毒者」不只是對一種行為的描述，也可能成為一種社會身分；社會學家Goffman對污名的分析則指出，當一個人被持續排除為「不正常的人」，重新回到社會的道路反而可能更加困難。因此，成熟的毒品政策不能只有查緝，也必須包括預防、治療、減害與復歸。 神經科學也讓「只是缺乏意志力」的說法顯得過度簡化。神經科學家Nora Volkow的研究顯示，成癮涉及獎賞、動機與自我控制相關的神經迴路變化。這不代表成癮者沒有責任，而是提醒我們：成癮同時涉及生物、心理與社會因素，不能單純用道德譴責解釋。 更進一步而言，Foucault對現代治理的分析也值得放進毒品政策中思考。國家治理從來不只是「禁止」，也包括醫療、分類、統計、矯正與風險管理。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要不要反毒」，而是我們如何在阻止毒品擴散的同時，降低已經發生的健康與社會傷害。 我反對毒品進入校園，也支持打擊販毒與走私；但同樣認為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成癮治療、感染預防、減害與社會復歸不可或缺。因為我在田野中看到的，從來不只是抽象的「毒品」，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有人犯過錯，也有人正在戒斷、正在痛苦，甚至正在努力重新生活。 因此，真正成熟的反毒政策，應該一方面讓毒品更難接近孩子，另一方面也讓已經陷入成癮的人有機會活下來、接受治療並重新回到社會。 反毒可以很堅定，但毒品政策不能停止思考。 作者：朱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