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九合一選舉將同步舉行第22案全國性公投，詢問民眾是否支持使用核電振興經濟，並廢除「非核家園」能源政策。這項議題涉及台灣未來供電、產業競爭力、核能安全及環境責任，也再次成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重要政策分歧。 國民黨主張，台灣半導體、人工智慧及資料中心產業持續發展，需要穩定且低碳的電力。核能可提供不受天候直接影響的發電來源，降低對天然氣等進口燃料的依賴。國民黨因此提出「能源即國安」的論述，認為廢除非核家園政策，有助於保留能源選擇並提升經濟競爭力。 支持核能的學者也指出，核電運轉期間的碳排放較低，有助於減碳。清華大學教授葉宗洸認為，公投可以提供政府判斷社會共識的重要依據。不過，核能能否降低電價，仍須計算設備更新、安全改善、核廢料處理與除役等完整成本，不能僅憑發電穩定便認定一定比較便宜。 民進黨及行政部門則強調，核電重啟必須符合安全無虞、核廢有解及社會有共識三項條件。政府表示並未排除所有核能選項，但反對在缺乏完整評估的情況下，以公投結果取代核安審查。 反核環保團體特別關注台灣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尚未解決，以及地震風險、老舊機組延役與地方居民權益。他們認為，能源政策不能只計算發電效益，也必須納入長期環境成本與世代責任。 雙方爭議還涉及公投題目本身。「使用核電振興經濟」將能源選擇與經濟利益連結，但沒有明確指定重啟哪座核電廠、核電占比及完成時程。因此，即使公投通過，也不代表核電廠能立即恢復發電。 從目前公開討論觀察，支持方主要強調穩定供電、減碳與產業需求；反對方則聚焦核安、核廢料與政策執行條件。兩者並非完全互斥，因為能源供應需要兼顧可靠性、價格、環境與安全。 中選會預定11月12日至20日舉辦五場正反意見發表會，首場由國民黨立委牛煦庭與民進黨立委陳培瑜代表交鋒。 這場公投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台灣要不要核電，而是核電如何與再生能源、天然氣、儲能及電網建設共同構成可負擔、低碳且安全的能源體系。無論公投結果如何，政府都應提出透明的成本估算、核安標準與執行時程，讓能源政策回到可驗證的事實與公共責任。 作者：蔡文邦

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尚未全面完成計票，政治版圖卻已出現重大變化。民主黨奪回參議院，並在眾議院取得多個共和黨席次。這場選舉不僅反映民眾對通膨、生活成本與伊朗戰爭的不滿，也讓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政治動員能力面臨新的考驗。 最受矚目的變化發生在共和黨長期占優勢的州。德州民主黨候選人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擊敗川普支持的肯・派克斯頓（Ken Paxton），終結民主黨長達數十年未能贏得德州聯邦參議員選舉的局面。南卡羅來納州的小兒科醫師安妮・安德魯斯（Annie Andrews），也擊敗共和黨候選人，取得該州參議院席次。 此外，民主黨在堪薩斯州、北卡羅來納州及俄亥俄州取得原由共和黨掌握的參議院席次。州長選舉方面，德州、俄亥俄州、愛荷華州及喬治亞州也出現政黨輪替。這些結果顯示，共和黨即使在傳統優勢地區，也無法僅憑川普背書確保勝選。 政治新人參選是另一項值得觀察的現象。安德魯斯具有醫師背景，紐澤西州當選眾議員的蕾貝卡・班奈特（Rebecca Bennett）曾任海軍直升機飛行員，肯塔基州的扎克・登博（Zach Dembo）則具有檢察官與退伍軍人經歷。三人都是首次取得聯邦國會席次，但不代表完全沒有政治活動經驗。 選舉結果也反映MAGA政治號召力的限制。根據美聯社選民調查，生活成本、伊朗戰爭及政府貪腐疑慮，是選民關注的重要問題。當食品、能源與家庭開支持續形成壓力，選民對政府施政的評價，可能超越對川普個人政治品牌的認同。 外交與軍事政策將成為新國會的重要戰場。民主黨先前多次試圖限制川普對伊朗動武，但相關提案未能全部通過。參議院控制權改變後，民主黨可以透過聽證、調查及立法審議，加強檢視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與財政成本。 若民主黨最終也掌握眾議院，將能進一步影響聯邦預算與軍事撥款，要求行政部門說明海外軍事行動的目的、期限及支出。不過，國會多數並不等於能立即停止所有軍事行動，川普仍握有總統否決權與行政權限。 未來兩年，川普推動稅制、移民、外交及司法政策，都可能面臨更嚴格的國會監督。民主黨掌握參議院，也將影響聯邦法官及高階行政官員的人事確認程序。 這次期中選舉的重要意義，不只是民主黨取得多少席次，而是美國選民透過選票重新調整行政與立法權力的關係。MAGA仍有政治支持基礎，但選舉已證明，政治忠誠與領袖背書不能取代民眾對經濟、政府責任及戰爭成本的實際判斷。 作者：Cathy Lin

閱讀程人文先進在《新公民議會》發表的〈陳水扁改革、馬英九到柯文哲爭議，蔣萬安「一棒接一棒」為何難追首爾？〉一文，讓筆者想起過去在韓國進修及多次赴韓旅行的經驗。進修期間及往返韓國的過程中，筆者曾走訪首爾許多不同區域，對這座城市有一些親身觀察，因此想提出不同面向的看法，與先進及讀者交流。 首爾確實有許多值得肯定之處。從江南、汝矣島到鍾路、弘大、明洞，商業活動與城市景觀展現大都市的活力。尤其地鐵與公車路網完整，公共運輸的便利及整合，確實值得台北參考。 然而，一座城市不能只從觀光客熟悉的繁華地段判斷。首爾人口約九百五十六萬，區域發展與生活環境並不一致。除了高樓林立的商業區，也有老舊住宅及生活條件相對不足的地區。 位於江南區的九龍村，長期與周邊高價住宅形成對比，反映繁華城市內部仍存在居住環境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九龍村再度發生火災，影響七十七戶、一百零七人，也讓這個聚落的居住安全與居民安置問題再次受到關注。都市更新除了改善土地利用，更應妥善照顧原有居民及弱勢住戶。 筆者過去在首爾部分商業區，也曾注意到夜間營業結束後，街道旁會出現等待清運的垃圾。韓國各行政區有不同的垃圾分類及排放規定，不能把所有路邊垃圾都視為違規棄置；但垃圾處理、公共空間維護與清潔管理，仍是城市生活品質的一部分。現代化不只是建築外觀與商業規模，也包括居民每天接觸的街道環境。 首爾地鐵系統發達，並不代表所有設施都沒有更新壓力。首爾市政府仍持續投入經費改善老舊鐵道設施及汰換列車。道路安全也值得關注。韓國道路交通公團資料顯示，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三年，首爾共發生三千九百六十五件肇事逃逸事故，造成二十七人死亡、五千六百四十三人受傷。這些案件不能全部歸因於酒駕，也不代表首爾交通全面失序，但說明交通安全仍有改善空間。 城市治理也不能只用硬體建設衡量。前首爾市長李明博任內推動清溪川復原工程，留下重要的市政建設成果；但他日後擔任總統期間涉及貪污及賄賂案件，二〇二〇年遭韓國最高法院維持十七年徒刑判決。另一位前首爾市長朴元淳，則因性騷擾爭議受到調查，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認定相關行為構成性騷擾，行政法院於二〇二二年也維持該認定。這些事件與市政建設成果不能混為一談，卻提醒我們，評價城市治理也應重視公共責任、行政倫理與權力監督。 回到台北，住宅可負擔性、行人安全、都市更新及公共空間品質，都需要持續檢討。但台北並非毫無進步。台北捷運第一條路線於一九九六年通車，之後逐步擴展路網；台北市也自二〇〇〇年起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都是長期政策累積的例子。這些成果不宜簡化為某一任市長的個人政績，也不應因城市仍有問題，就被一筆抹煞。 台北與首爾的比較，不必變成誰全面勝過誰的競賽。首爾有值得學習之處，也有必須面對的問題；台北有需要改善的不足，也有值得肯定的經驗。真正有意義的比較，應同時觀察交通、住宅、環境、公共空間、社會公平與治理品質，而不是只挑選最光鮮亮麗的部分作為判斷依據。 我們對一座城市的認識，往往受到生活經驗、旅行路線及資訊來源限制。即使長期生活在自己的國家，也未必完全理解不同城市、不同社區居民的處境，更何況是另一個國家。親身走訪能增加理解，卻不代表已掌握城市全貌；公開數據與政策資料，也能補足個人經驗的不足。 城市之間應該相互學習，而不是單方面崇拜或貶低。看見首爾的繁華，可以思考台北如何進步；看見繁華背後的問題，也提醒我們城市發展從來不只有單一標準。唯有願意看見不同面向，才能更接近一座城市真實而完整的樣貌。 作者：暗行御史

10月31日臺北市長選舉電視辯論，蔣萬安多次批評對手沈伯洋「不了解市政」，甚至以「已讀亂回」形容對方的答覆。現任市長掌握完整的行政資料與幕僚體系，當然比挑戰者熟悉個別工程及行政流程。然而，這場辯論更值得追問的是：熟悉市政究竟代表能夠背出政策名稱、點出個案限制，還是願意正面回答問題、接受外界檢驗？當蔣市長在市議會也曾因答詢偏離問題而引發爭議，拿「不懂市政」當作攻擊語言，就更應接受相同標準的檢視。政治人物可以批評對手，卻不能要求別人精確作答，自己只接受寬鬆評分。 辯論中的都市更新攻防，正好說明這個問題。蔣萬安要求沈伯洋解釋斯文里二期及內湖老舊社區都更卡關原因，沈以都更程序與政府陪伴機制回應，確實未直接答出指定個案的癥結，理應接受質疑。不過，蔣萬安自己的說法也經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檢視：他把內湖康樂街案稱為「7599」首案，實際上該案屬「575」專案；斯文里二期的困難，也不能單以松山機場航高限制概括，還涉及產權整合、財務與住戶條件。都市更新涉及複雜的權利與利益協商，任何單一原因都難以說明全貌。既然要求對手掌握細節，現任者就更應確保政策資訊完整正確。 同一場辯論，沈伯洋質疑蔣萬安出席托育、兒少及毒品防治等市府會議的情況。蔣回應，市府採分層負責，發生重大事件時會親自召開專案會議。這項說明有其行政管理道理，市長不可能出席所有工作會議，不能單憑出席率推斷怠惰。但質疑的核心還包括首長如何掌握風險、誰負責追蹤決議、制度缺口何時改善。如果僅強調對手「不懂市府運作」，卻沒有把督導機制與成果交代清楚，市民仍難判斷市長究竟如何領導行政團隊。相關會議紀錄與列管進度，也應讓議會及市民查核。 議會質詢更考驗政治人物能否直面監督。7月16日，市議員簡舒培針對遮陽傘工程預算及是否依法送議會備查提出質疑。蔣萬安強調依法辦理，雙方對預算編列與監督程序各執一詞，隨後爭執轉向議員索取資料的方式，蔣甚至以「索資佛地魔」稱呼簡舒培。議員也應合理行使索資權，避免對基層造成不必要負擔；但預算是否拆分、費用為何變動、相關文件是否完備，仍是應以數字與程序回答的公共問題。行政機關掌握完整資料，更有責任將爭議還原為可檢驗的事實。情緒性攻防愈激烈，原本的政策疑點就愈容易被擱置。 蔣萬安10月20日接受電視專訪時，曾反駁「問A答B」及背稿批評，強調議會質詢都是即問即答，技術細節交由局處首長說明，屬正常分工。這個原則並無不妥，首長不必記住每項工程的每個數字；但「有立刻開口」與「有回答問題」是兩回事。議員詢問進度，應交代目前完成多少、延誤原因與改善期限；詢問預算，應說明計算依據及責任歸屬。倘若回應轉向政績宣傳、對手動機或其他政黨，縱使言辭流利，也未必完成民主問責。市長可以反駁質詢者的前提，但應指出問題在哪裡，再提出相應證據。 選舉辯論當然應嚴格檢驗挑戰者。沈伯洋若答不出特定都更案例，必須補足資料；提出雙導師、臨時托育等新政策，也應清楚說明人力、財源與推動時程。同樣地，爭取連任的蔣萬安，更有責任公開施政缺失、說明決策過程，並對議會提出的具體問題作出可查核的答覆。臺北市民要選的是能夠治理城市、面對批評並修正錯誤的市長。若「不懂市政」只能用來指責對手，卻不能成為檢視自己答詢品質的標準，這樣的選戰口號，很難說服期待理性治理的市民。市政能力終究要靠施政結果及對問題的回答來證明。 作者：林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