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黨近期在雙北民調出現低支持度，引發外界對第三勢力發展的討論。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指出，民眾黨在黃國昌領導下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可能逐漸失去原有的政治特色。然而，政黨認同度下降是否代表民眾黨走向泡沫化，仍須從民調方法、選民結構及政黨策略進一步分析。 根據信民兩岸研究協會公布的調查，民眾黨在新北市的政黨傾向比例為3.7%，較8月下旬的7.3%下降3.6個百分點；台北市另一份調查則顯示4.0%。新北市調查於10月6日至8日進行，完成1,073份有效訪問，最大抽樣誤差約為正負3個百分點。這些數據反映特定時間與地區的受訪者態度，不能直接推論全國支持率，更不足以判定政黨未來的選舉結果。 張景森將民眾黨支持度變化與藍白合作連結，認為原本以超越傳統政黨對立為訴求的政治力量，可能因合作關係而模糊自身定位。這項分析涉及第三勢力政黨的重要課題：如何在政策合作與政治自主之間取得平衡。 政黨合作本身並不等於喪失獨立性。對於席次有限的政黨而言，跨黨協商可能是推動法案與擴大政策影響力的方式。真正需要檢視的是民眾黨在不同議題上的政策立場、協商結果，以及是否存在與國民黨意見不同時仍堅持自身主張的具體案例。 民調也提供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資訊。新北市調查中，64.9%的民眾黨認同者支持國民黨市長參選人李四川，13.4%支持民進黨參選人蘇巧慧，其餘21.7%尚未表態。這顯示部分民眾黨支持者在地方選舉中願意支持其他政黨候選人，但不能據此認定其政黨認同已經轉移。 此外，張景森以社群留言中的激烈反應描述民眾黨支持者的政治文化，也需要區分網路現象與整體選民態度。社群平台容易放大立場鮮明的聲音，少數高度活躍的帳號不一定代表多數支持者。若要判斷政治討論是否更加極化，仍需要長期且具有代表性的調查。 民眾黨自成立以來，以政治改革、公開透明及不同於藍綠的治理方式建立品牌。隨著柯文哲面臨司法案件、黃國昌主導黨務，外界對其政策方向與政黨合作關係的檢視也更加密集。 雙北民調呈現的支持度變化值得持續追蹤，但政黨發展不能只依單次調查判斷。民眾黨能否維持第三勢力定位，應從政策自主性、國會問政紀錄、地方組織發展及選民認同等面向觀察。這場爭論反映的核心問題，是台灣第三勢力如何在兩大政黨競爭的政治環境中建立持續而清晰的公共政策主張。 作者：立雪

2026台北市長選舉出現不同於傳統造勢的競選模式。民進黨參選人沈伯洋以「Puma」個人形象結合街頭活動、社群互動與競選總部空間設計，讓政治宣傳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有支持者將這種密集且富有創意的活動安排，與高雄市長陳其邁的城市活動風格相比，甚至表示願意專程北上參觀。這類反應反映政治活動正從單向宣傳轉向參與式體驗，但活動熱度與選民認同之間仍存在值得觀察的距離。 沈伯洋競選團隊推出「台北大洋流」計畫，結合車隊掃街、地方座談及數位互動，並透過不同選區的活動蒐集市民意見。競選總部也設置留言平台、親子空間及互動展示，試圖降低民眾接觸政治活動的門檻。這種設計讓競選場所不再只是政治人物發表演說的舞台，也成為支持者交流及民眾表達需求的空間。 從政治傳播角度分析，「找Puma」所呈現的參與概念，具有將候選人品牌轉化為日常話題的特徵。透過活動打卡、社群分享及群眾共同創作，競選團隊能讓政治訊息在不同社交圈傳播。然而，網路討論熱度、活動參與人數與實際選票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尤其參與者可能包含外縣市支持者，無法代表台北市整體選民的態度。 支持者將沈伯洋團隊與陳其邁的活動模式相提並論，也凸顯政治行銷與城市治理之間的差異。高雄市政府舉辦的城市活動涉及觀光、文化及公共資源運用，而選舉活動主要服務候選人的政治溝通需求。兩者雖然都重視群眾參與，但經費來源、政策目標與成效評估標準並不相同，不能僅憑活動形式判斷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沈伯洋的競選策略也必須放在現任市長蔣萬安尋求連任的背景下觀察。現任者可以提出既有施政成果接受檢驗，挑戰者則需要透過政策主張與公共討論建立市民對其治理構想的理解。因此，互動活動能否進一步討論交通安全、居住成本、都市更新及公共服務，才是選戰內容的重要觀察指標。 原始貼文以輕鬆語氣表達對競選活動的期待，同時使用帶有貶抑意味的政治比喻，呈現支持者鮮明的情緒立場。這種表達容易在同溫層內產生共鳴，但若要擴大公共討論，仍須回到政策與事實，避免將政治競爭簡化為對立陣營的情緒宣洩。 沈伯洋團隊的活動安排顯示，2026台北市長選戰不僅是候選人之間的競爭，也是不同政治溝通方式的實驗。活動能創造曝光與參與機會，但選民最終仍須依據候選人的政策內容、執行能力及公共責任進行判斷。如何將短期活動所蒐集的意見轉化為具體且可追蹤的市政承諾，將是這種競選模式值得持續檢視的課題。 作者：寧為渣

國民黨以為台灣經濟大幅成長、稅收大幅增加，政府就應普發現金兩萬，卻不管國家財政負債有多少，很不負責任。 《自由時報》有社論質疑國民黨普發兩萬元財源不足，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陳以信19日質疑，《自由時報》既然承認今年台灣經濟大幅成長、稅收大幅增加，應讓全民共享AI紅利，為何民進黨發一萬元就叫共享紅利，國民黨主張兩萬元就變成財政危機？ 關鍵在「超徵」不等於「歲計剩餘」。 財政專家常指出，稅收超徵（實際收入大於預算預估值）並不代表國庫有淨剩餘。因為政府在編列預算時通常伴隨舉債，超徵的稅收應優先用於減債或減少年度舉債額度，而非直接花掉。 根據財政部國庫署最新公布的國債鐘數據（截至115年10月8日），台灣中央政府債務情況如下：1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為5兆8,664億元，未滿1年短期債務為1,000億元，債務合計為5兆9,664億元（約5.97兆元），平均每人負擔債務：25.7萬元。 一次性的稅收增加屬於不穩定財源。若常態性或大幅度普發現金（如涉及數千億元），可能會壓縮到教育、社福、基礎建設或國防等制度性的長期公務預算。在經濟大幅成長、民間消費已旺盛的時期，若再向市場注入數千億元現金，可能會進一步推升物價與通膨壓力，反而損害民眾的實質購買力。 如今，台灣在賴政府的卓越領導下，經濟亮眼，稅收增加，普發現金應量力而為，不應將全部超收的稅金全部普發給大家，而是應該優先還債。任何家庭都應該如此，何況政府。 以前國民黨馬某主政時期，因為領導無方，稅收無法增加，反而一直在增加負債。自從2016年蔡政府主政後，稅收才開始增加，賴政府主政後，經濟發展更好，才有巨額稅收。 總之，執政黨在公布稅收大幅增加時，應該同時公布國家財政的負債情形，讓國人了解，政府需先消除負債，才是避免債留子孫的良方，而非不論貧富亂灑錢，給許多不需要者。 作者：鄧鴻源

立法院十月十六日通過《老人福利法》相關修法，將為符合條件的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全額補助健保費。照顧老人原本是社會共同的責任，但當一項涉及龐大公共支出的福利政策，在財源規劃與世代公平仍有爭議時，就由立法院多數強勢推進，人民難免要問：這究竟是經過審慎評估的社會福利改革，還是包裝成照顧長者的選票工程？ 藍白推動修法，最值得質疑的並不是長者能不能獲得照顧，而是補助究竟應該給誰，以及成本最後由誰承擔。所得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並不必然代表經濟弱勢。有人退休後沒有薪資所得，卻擁有房產、存款與穩定租金收入；也有人仍在職場辛苦工作，收入不高，卻得同時負擔房貸、子女教育與父母照護。若僅以年齡及所得稅率作為補助門檻，未必能把資源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更大的問題在於財源。健保費不會因為立法通過就憑空消失，政府承諾替一部分人繳費，終究必須由稅收或其他財源支應。若沒有充分說明長期財務影響，這筆錢就可能排擠其他公共支出，甚至讓未來的納稅人承擔更沉重的負擔。今天少繳的保費，看似是長者得到的福利，卻可能是年輕家庭未來必須支付的帳單。 台灣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壓力。年輕人要面對低薪、房價、育兒與就業不穩定，還可能同時扶養年邁父母。當他們努力工作、繳納稅金與健保費，卻發現政府不斷擴大福利承諾，對財源及分配公平的交代卻不夠清楚，心中難免產生疑問：為什麼政治人物總是急著宣布誰能獲得好處，卻很少認真說明誰要付出代價？ 這才是這項修法可能引發的深層危機。世代對立並非來自年輕人不願照顧老人，而是當公共資源有限，政治人物卻把不同世代放在彼此競爭的位置。長者希望退休生活更有保障，年輕人也希望努力工作後，仍有能力成家、養育子女並安穩退休。兩者原本可以透過公平制度取得平衡，卻可能因為缺乏財源交代的福利承諾，演變成誰得到照顧、誰被迫埋單的對立。 從選舉角度看，替長者減輕保費負擔，確實容易形成看得見、感受得到的政策紅利；至於未來財政壓力、其他預算遭到排擠，或年輕世代承擔的隱性成本，卻往往不會立即反映在選票上。然而，政治人物若只計算眼前能增加多少支持，忽略年輕人對公平的感受，恐怕是打錯了算盤。年輕世代不是沒有投票權，而是當他們一次次感受到自己的負擔被視為理所當然，就可能逐漸失去對政黨的信任。 真正成熟的福利政策，不是比誰開出的支票更大，而是要清楚界定受益對象、提出穩定財源，並評估對健保永續及其他公共服務的影響。對經濟弱勢長者，政府應該加強保障；對有能力負擔保費者，則應維持合理的共同分擔。照顧老人不該成為忽略年輕人的理由，更不應成為政黨爭奪選票的工具。 藍白或許以為，這張健保補助支票能夠換得長者的支持，卻可能沒有看見支票背後的另一群人：正在繳稅、承擔家庭責任，也將決定台灣未來政治走向的年輕世代。選票可以換來一時的政治利益，制度失衡卻會累積長久的不滿。若只顧討好眼前的選民，卻把財政風險留給下一代，最後失去的恐怕不只是年輕人的認同，而是整個社會對政治的信任。 作者：林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