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25年反腐再創新高，紀檢監察機關立案逾101萬件、處分98.3萬人，較前年大增。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強調持續、堅定推進反腐，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自2012年以來，反腐已成長期政治運動，除打擊貪腐外，也鞏固其權力與政治控制。
前言：反腐數據作為體制風險指標
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布，2025年中國大陸共立案查辦貪腐案件逾101萬件，處分人數達98.3萬人，再創歷史新高。若加計習近平上任以來的累積數據，官方已處分超過720萬名幹部。此一規模與持續性，顯示反腐已非單純的廉政政策，而成為中國政權運作中的常態性安全機制。
從國家安全角度觀察，反腐數據的異常高位，本身即具有高度指標意義，反映中國體制內部對政治忠誠、權力穩定與治理失序的深層焦慮，值得作為研判中國內部風險的重要觀察窗口。
二、反腐常態化與「政權安全優先」治理邏輯
近年中國反腐已全面制度化，並深度嵌入幹部考核、組織管理與政策執行流程之中，其核心目的逐漸由「改善治理」轉向「確保政治安全」。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將國家安全置於極端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多元領域，其核心即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與社會主義制度。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新華網
繪圖：作者本人
在此治理邏輯下，紀檢監察體系實質上承擔三項國安功能：
預防性清洗：提前排除潛在不忠誠或失控風險，近期軍方高層如張又俠等人的落馬，便被外界解讀為涉及挑戰「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政治問題。
高壓威懾：塑造體制內全面服從的行為預期，透過持續的案件查辦，強化官員的紀律與忠誠度。
權力集中：降低地方與部門自主性，確保中央政策的絕對貫徹。
此種以政治安全為優先的治理模式，短期內有助於穩定權力結構，但同時也壓縮了體制內的制度彈性。
三、反腐與威權穩定：安全化治理的雙面效果
從威權體制穩定的角度來看，高壓反腐確實強化了中央對地方、軍方及關鍵部門的掌控力，降低組織性挑戰政權的可能性。然而，其副作用亦日益顯現。
首先，高度安全化的政治環境，使幹部行為判斷不再依循明確法規，而轉向揣摩政治風向與展現忠誠信號，增加了體制內的不確定性。其次，反腐清洗的長期化與擴大化，容易造成官僚體系心理恐懼與內部不信任，官員普遍採取「躺平」或不作為的方式規避風險，從而削弱協調效率。
對國家安全而言，這種「穩定但脆弱」的治理狀態，可能在外部壓力或突發事件下，放大系統性風險。
四、選擇性執法與治理可預測性下降
反腐的高度政治化，使執法標準呈現明顯選擇性特徵。違規行為是否被追究，往往取決於政治位置、派系關係與時點需求，而非單一法律事實。這種選擇性被部分評論認為是為了鞏固特定政治集團的權力，而非真正根除腐敗。
此一情況帶來兩項與國安密切相關的後果：
地方治理趨於保守僵化：地方官員為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讀為「越權」或「冒進」的政策行為，傾向於消極應對，削弱了危機應變與政策創新能力。
政策執行落差擴大：儘管高壓態勢持續，但腐敗問題呈現「越反越腐」的現象。中央政策在地方層級的實質落實程度下降，形成「政策上行、執行下沉」的落差，影響整體治理效能。
在經濟下行與社會壓力升高的情況下，此一現象恐成為內部不穩定的重要隱憂。
五、中央—地方關係緊繃與治理風險外溢
高壓反腐試圖解決中央對地方的監督問題，但在實務上，卻可能加劇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信任赤字。在持續的壓力下，地方官員為求自保，往往將決策責任上推，導致權力過度向中央集中。
此一治理結構的國安風險在於：
危機處理反應速度下降：地方缺乏自主應變能力，凡事等待中央指令，可能錯失處理危機的黃金時間。
資訊回饋失真或延遲：地方官員可能因恐懼而瞞報、漏報不利資訊，導致中央決策失準。
中央決策承擔過度集中風險：所有壓力與責任集中於中央，一旦決策失誤，缺乏緩衝與修正的空間。
當外部安全環境惡化時，體制內部的治理效率下降，將直接影響中國對外政策與軍事、外交行為的穩定性。
六、對中國大陸發展現況的國安評估
綜合分析，中國大陸目前呈現出一種「政治高度集中、治理彈性下降」的發展狀態。反腐作為政權安全工具，雖能短期壓制內部挑戰，但長期可能侵蝕制度韌性，並削弱體制自我修正能力。
在經濟結構調整、科技封鎖與地緣政治競逐加劇的背景下，此一治理模式是否能持續支撐政權穩定，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特別是軍隊內部的持續清洗，已引發外界對其作戰能力的質疑，並可能影響其對外軍事行動的決策。
七、結語：對臺灣國安研判的啟示
對臺灣而言，中國反腐數據的持續攀升及其引發的內部動盪，不僅是其內政現象，更是研判中國政權穩定性與行為模式的重要安全指標。體制內部壓力升高，可能促使北京在對外政策上採取更具風險或轉移焦點的行動，值得我方國安單位持續關注與納入整體評估之中。了解其內部治理的脆弱性，將有助於我方更精準地預判其對台政策的可能走向與潛在風險。
作者：張怡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