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反送中運動、經濟衰退等激起人民抗爭卻受鎮壓後,伊朗也步入類似情境,竟以強硬手段鎮壓示威民眾,畫面中不乏實彈、拘捕與資訊封鎖。表面上,這似乎只是又一次威權政體面對內部經濟或政治腐敗不滿的「老劇本」;然,事實上深層因果恐非表面上簡單。
首先,伊朗內部的不穩定,核心仍在於長期累積的治理失靈。經濟層面上,制裁導致通膨高企、青年失業嚴重,資源分配高度傾斜於宗教與安全體系,社會階層流動幾近停滯,即使伊朗受中國經援、仍發與人民部分高福利。惟政治層面上,神權體制將重大決策排除於民意之外,選舉與代議機制形式化,人民缺乏可被制度吸納的不滿出口。當制度無法消化壓力,街頭自然成為最後的宣洩場域,而國家機器回應的方式,也往往只剩下暴力。
其次,國際地緣政治確實構成背景,但並非直接導火線。伊朗長期處於美國主導的制裁體系之下,近年又捲入中東衝突與大國博弈。中美對抗的結構,使伊朗在戰略上更傾向與「反西方陣營」靠攏,藉此取得外交與經濟喘息空間。然而,這種外部對抗並未轉化為內部改革的動力,反而強化神權統治塑造你者與他者的區分,強化神權集團統治合法性。
伊朗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體制性崩解。行政機關與宗教高度綁定、宗教權威仍具動員力,加上能源與區域影響力,使政權具有一定韌性。但中長期風險正在累積,人口結構年輕化與價值觀世俗化,加上網路全球化,其對外資訊之禁絕、社會之封閉遠不及北韓,年輕世代要不選擇苟活於境內;要不選擇遠走高飛。剩下的年輕人在經濟與發展無望下,陷入長期與當局示威又被鎮壓的惡性循環,政權或可維持「穩定」,但那是一種以高成本換取的脆弱平衡,如同借鏡中共維穩模式。
對台灣而言,伊朗地理距離太遠、經濟與制度迥異太深,仍有其深刻的啟示,不在於宗教或文化差異,而在於國家如何處理社會不滿與外部壓力的交織。目前,台灣如同伊朗一般面對經濟差距擴大、薪資停滯與朝野惡鬥,許多年輕人似乎看不見未來,竟將所有因素概括責難執政當局,莫忘從國際組織數據觀之,我國無論在政府廉潔程度、治理能力、經濟發展或民主開放度幾乎位列東亞之冠,如再以全球貧富差距、動盪化外部因素不由分說地責難當局,無疑一種純粹的情緒宣洩、未見理性。藍白所以有恃無恐,正是利用這股不滿情緒,人慣於將自身不滿責難於執政者,認為投票給某候選人即應有對應政治服務,恰與近代民主憲政邏輯相悖,國家與人民權義關係契約寫於憲法而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政府作用在於守疆衛土、維護治安、穩定經濟與制定國策而非如同「阿拉丁神燈」一般滿足所有人慾望。
當前,有志國人總將藍白之亂歸因於政客煽動,事實上,選民素質方決定政治人物素質。台灣在民主上遠勝伊朗,保障一切權利自由,國內局勢卻見一股隱然的騷動;此際,執政黨應以伊朗為戒,台灣與之同為為地緣樞,紐亟需穩定內政,否則將受強鄰染指。當前之務應降低執政黨內部因選舉帶來的分裂,先安內後攘外;其次,適度放權予立院協商議案,欲得之先予之,可拉攏藍白內部理性者,尤其是區域立委,國昌所以趾高氣焰在於不分區立委無須向選民負責,故繞過爭議人物尋找適當破口;久之,鬆散聯盟將一觸可破;最後,台灣經貿與美國綁定,立委諸公們想必在這番股市收益不少,應知箇中因素,適度讓美國介入不妨是一個好選擇,逼迫藍白在中美之間抉擇,而非以傳統政黨惡鬥來問政。
作者 /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