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股於2026年1月5日正式站上三萬點大關,在數字象徵意義上,這無疑是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資本市場里程碑。對外,它被解讀為台灣經濟體質穩健、產業競爭力強勁的明證;對內,卻也逐漸浮現一個不樂觀的現實,指數創高,卻未必等同於多數人的生活改善。若細究資金流向與產業結構,這場看似「全民皆歡」的經濟派對,實際上更像是一場高度集中的菁英宴席。
台股能突破三萬點,首要原因仍在於台灣高度集中的產業結構優勢。以台積電為核心的半導體供應鏈,恰好站在全球AI、先進運算與地緣政治重組的交會點。AI算力需求爆發,使先進製程長期滿載,台積電不僅享有定價權,更被視為全球科技產業的「不可替代節點」。在此架構下,資金自然高度集中於「台積點」與AI族群,形成指數推升效果極為顯著,但對非核心產業的外溢效應卻相對有限。櫃買指數長期弱勢,正是此一結構性失衡的直觀反映。
然而,這樣的成功模式同時也是台灣經濟的困境所在。產業過度集中,使資本市場的榮景高度仰賴單一或少數產業循環,一旦全球科技需求修正、地緣政治升溫或技術路線出現替代,指數的「高度」就可能迅速轉化為「脆弱度」。更關鍵的是,當資本報酬率遠高於勞動報酬率時,經濟成長的果實便自然向資產持有者傾斜。
近年來,愈來愈多分析指出,台灣不少受薪階級的「實質可支配收入成長」,並非來自薪資結構改善,而是仰賴股票、ETF與各類金融資產的投資收益。這種現象在表面上降低了對低薪問題的不滿,實際上卻正在重塑台灣的經濟結構。當股市成為補貼薪資不足的「第二收入來源」,社會便默許企業薪資成長停滯、政府改革勞動分配的壓力下降,而個人則被迫承擔更多市場波動風險。
其結構性風險在於,股市收入本質上並非穩定所得,而是高度循環且具財富效果偏誤的來源。資產價格上漲時,消費與信心同步擴張;一旦市場反轉,受薪階級不僅面臨資產縮水,還可能同步承受本業薪資不足的雙重打擊,形成內需急凍與社會焦慮的放大器。更進一步看,資產參與程度本就存在世代與階級差異,當股市成為「準基本盤收入」,實際上將加劇財富不均,而非真正改善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
在政策層面,台灣並非毫無參考路徑。部分高科技國家早已意識到,不能讓資本市場成為彌補薪資結構缺陷的替代方案,而應回到制度面處理分配問題。包括透過稅制調整平衡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的負擔、強化企業投資誘因以帶動非核心產業升級、以及以社會保險與退休制度降低個人對短期市場波動的依賴,都是可被討論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讓資本市場的成功回饋到更廣泛的產業與勞動結構,而非僅停留在指數層次的自我慶賀。
總之,台股三萬點並非問題本身,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誤將「指數高度」等同於「經濟健康」。當一個社會需要仰賴股市上漲,來支撐受薪階級對未來的信心時,這代表結構性改革尚未完成。煙火終會散去,真正決定台灣經濟韌性者能是連貫的政策即人才投入,莫忘許多人常將半導體榮景歸因於孫運璿的決策,按此邏輯若無政策持續注入則將難就新高峰,眼下朝野憲政危機帶來不穩定未來,台股繁華是否僅停留在紙面而非基本面,但看選民如何抉擇,透過政策均衡產業發展失衡狀態。
作者 /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