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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經濟發展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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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人對台積電赴美投資等案的反應,看中國為何無法主導世界經濟

常言有云,「要知道一個人真正的能耐,應該觀察他面對挫折的反應」,筆者認為,這個概念放大到國家的尺度也同樣適用,畢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永遠順遂,逆境發生時的態度及應對,更能夠看出該國的實力與韌性。

對台灣來說,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最有地利之便、也同時有觀察必要的對象,莫過於當前的中國。

中國自1978年啟動所謂改革開放起,維持將近40年的經濟上升榮景,其經濟體系所潛藏的病理與病灶(特別是房地產泡沫及各級地方債務),終於因為美國川普總統第1任時所發動的美中貿易戰1.0,而有初現原形的態勢,復以將近3年的武漢肺炎世界大流行,特別是中國黨政當局在最後1年間,政治至上、走火入魔的防疫措施,更使這些經濟病狀,迅速加重為痼疾,並在2022年底全面解除防疫管制後爆開,終至不可收拾。在中國黨政當局並未真正掌握其經濟體系病灶,也沒有足夠資源來收拾殘局,其方針及具體對策,更與對症下藥相去甚遠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業已進入其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涵蓋範圍最廣,影響幅度也最深重的經濟蕭條。

此際,對中國更不利的是:川普在去年的大選,再度當選並就任美國總統、開啟遲來的第2任期後,因為中國不僅挾其產能破壞世界經貿秩序,也是武漢肺炎世界大流行疫情的肇事者,更是每年毒害7萬5千名以上美國青壯致死的毒品—「芬太尼」的原料與產銷源頭,但中國當局面對問題,不是虛與委蛇、就是相應不理,甚至還不時戰狼附體,使2020年因武漢肺炎疫情與其效應,而形同被變相作票、未能連任的川普,對中國更加怒不可遏。

合理預期,目前美國已對中國執行的關稅措施,很可能只是美中貿易戰2.0的序幕,一旦未來川習再會、談判破局,貿易戰2.0才會白熱化,到那時,不僅中國的製造業者及貿易商,將徹底失去美國市場,中國當局每年以千億美元為單位的貿易黑字也將歸零,對中國的貿易經常帳、加工出口業,乃至於就業市場,都將是較過去任何時刻更深重的打擊。

不過,中國當局不僅沒有痛改前非,甚至還想要繼續將其假民族.真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精神興奮劑,透過其宣傳體系,以及在不同國家、或像台灣這樣處境特殊的自治實體的代理人,使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各國民眾,獲得精神上的一時滿足,於是,有識者可以看到,中國當局與其海外協力者,近期以經濟議題為話頭,或大作文章、或索性大肆謾罵,都有增加的趨勢:

—在李嘉誠的「長江和記實業」,把其旗下中港以外,散佈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巴拿馬與其運河2端)的43座港口,出售給美國以貝萊德為首的財團,使美資企業得以重新控制巴拿馬運河的機敏區位;中國從其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為首的當局、到大公報之類的香港親中親共媒體,或痛烈批判該交易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無視國家利益及民族大義,或將矛頭指向美國,認為是美國的又一次霸權行徑,言詞極盡憤激之能事。

—另一方面,台積電執行長魏哲家前往美國華府白宮,在川普總統的見證下召開記者會,宣佈台積電將增加對美投資1千億美元,建設新的3座晶圓廠、2座封裝廠及1座研發中心,也引發一干親中政客、所謂學者及媒體人的喧嘩。

例如,在新會期依然是藍軍立院黨團總召的傅某,以去年12月中國國台辦定調的「台積電變美積電」謬論為基礎,不時伺機老調重彈,甚至講出「台積電是國民黨的心血,怎麼可以讓他們出去」之類的迷言;而某位前政治金童,現在一方面佔據某老牌廣播公司山頭、一方面以極(被)統色彩深重的所謂「戰鬥藍」領袖自居的趙某人,更說出「台積電赴美投資,涉嫌勾結外國、倒賣國家資產等外患罪,應該將魏哲家執行長以外患罪嫌逮捕起來」之類,無視經濟規律與其他事實、令人瞠目結舌的發言,這2人的發言,是泛藍政媒人士評論本案的驚世「力(痢?)」作。

筆者認為,有識者在驚駭於此般謬論的同時,更應該深入探究其發言所蘊藏的病灶,一方面是自我戒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探明「中華帝國主義為何每隔一段時間,不僅如沙上城堡般的繁榮會徹底坍塌、帶走當時一部分人的生命,距離引領世界的期待更是愈來愈遠」的謎團,避免所在的國家與社會重蹈覆轍。

筆者在反思東亞大陸各個帝國的相關歷史後,對此般問題所初步形成的看法是:

—無論是因為環境驅力,還是「學習源於波斯的統治技術過於成功的國家,東進征服諸國而統一」,東亞大陸未能在春秋戰國時代後維持列國體制,反而將中央集權的帝國與其對經濟的觀念,內化成自身文化模因的核心部份,是造成後續問題的開端。

—在此般體制下,帝國對經濟體系居於絕對的統制,不僅不會有完全屬於行會自律與自主發展的市場,對於私有財產權的保障,也經常不能維持一貫標準、甚至必須從屬於帝國的各種需求;不像埃及直到新王國時期為止,王國政府在尼羅河汛期,徵僱農民從事金字塔等建設、並給予其一定報酬,東亞大陸帝國的大型建設,動員人力物力常常無視經濟規律。此般基調,也隨大一統帝國的發展,成為東亞大陸文化模因的內容,並使技術與財富的積累,經常隨帝國治亂輪迴而連帶喪失。

—即使在進入近代、國際法等意義的「中國」概念逐漸形成後,這種「必須統制經濟,使其為帝國或其看似民族國家化的後身、特別是其最高領袖的意志服務」的文化模因,也並沒有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進入東亞大陸,而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最高領袖從商界獲得運作政府與維持軍隊所需的資金、為商界提供保護,商界也以與最高領袖及政府實權者發展關係、獲取特權以壯大其事業為榮」的模式,最後被作為「馬列主義在東亞大陸最成功學生」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作為其主權國家外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軍事力與政治權力的碾壓下,一度遭到徹底粉碎,以共產主義黨國式的計劃經濟取而代之。

—無論是海峽西邊的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抑或是東邊的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在台灣」代管遷佔體制,在他們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全球化經濟秩序相接合後,在適應此般經濟秩序的同時,也在較一般先進國家更大的幅度上,更偏重於發展並維持基於政商關係而開展的更多商業活動,而較不重視建構健全的法制。

這樣的病狀結合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在各級地方黨政當局所逐漸形成的「房地產-土地財政」體制,以及在中央紅色權貴家族各據行業及事業山頭、家族政商兩棲等等的惡態後,成為中國近40多年來經濟畸形發展,依附於、而非創造世界性的經濟秩序,用借來的錢與外資維持繁榮、泡沫破滅後則必須承受當前與未來的諸般惡果,而不能如他們在宣傳上所宣稱的般,能夠在2049年成為世界首強、取代美國的根源性原因。

—而台灣熱衷於發展跨海峽政商關係的政治勢力,特別是那些藍軍與其週邊的政客等各界人士,在中國經濟看似繁榮時,陷溺於中國當局餵養的赤色奶水、形成相當強度的路徑依賴,但當中國經濟衰敗無以掩飾,赤色帝國必須想辦法從外部攫取資源來延壽的時候,這些人就必須為帝國的最新意志服務,這應該可以為泛藍與白營這1年來,在華國立院近乎不顧在台後路的暴衝,提供一定的解釋。

恕筆者直言,在東亞大陸的現代帝政體制,不僅未能如其宣傳、或其帝國主義者的想像般,逐步取代美國、主導世界的經濟,更即將隨其遭屏棄於世界經濟秩序、以及其全方位經濟衰退,進入新一輪治亂輪迴爆發階段的此際,為了避免台灣被更大程度捲入帝國崩壞的漩渦或黑洞中,台灣人當前的首要之急,莫過於將去年錯授給藍白政客,使其得以充塞於華國立院議席之間、以立法者自居的權力,予以相當程度的收回,使其失卻這1年來原有的主導地位、並以台灣的良識人取而代之,若台灣人未能對當前與未來的局勢,有透徹的覺悟、並採取有力且適切的行動,則藍白惡黨將可能把台灣拖入名為中國的地獄,希望台灣不要淪入如此處境才好。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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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6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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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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