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將於11月3日舉行，政治素人參政再次成為美國政治的重要現象。面對選民對華府傳統政治人物的不信任，以及通膨、生活成本與社會對立等問題，共和黨與民主黨都出現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缺乏傳統公職經歷的候選人。這些政治新人試圖以不同於職業政治人物的背景與經驗，爭取選民支持，也反映美國政治參與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共和黨的政治素人主要來自企業界、退伍軍人、地方農牧業者及保守派媒體工作者。他們普遍強調自身並非長期在華府活動的職業政客，而是具有實際工作經驗、了解民間需求的政治參與者。部分候選人延續川普所倡導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政治路線，以反對華府建制派、改革聯邦政府及強化國家主權作為競選主張。 在政策方面，共和黨政治新人經常關注邊境安全、非法移民、政府支出、減稅及聯邦行政體系改革。他們認為，傳統政治人物與政府官僚未能有效回應民眾需求，因此需要由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進入國會，改變既有政策方向。對部分共和黨候選人而言，川普及保守派基層組織的支持，也可能成為黨內初選的重要政治資源。 民主黨的政治素人則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包括基層社會運動者、公立學校教師、教育行政人員、醫護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士，以及工會與勞工組織代表。這些候選人通常強調自身與一般家庭、受薪階級及地方社區的連結，並將實際生活經驗作為參與政治的主要理由。 民主黨政治新人的政策訴求，多集中在生活成本、醫療保險、處方藥價格、住宅負擔、生殖權利及勞工保障等議題。他們試圖以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問題，說明現有公共政策的不足，並提出改革方向。部分候選人也批評傳統政治人物過度依賴大型政治捐款，使政策制定與一般民眾的需求產生距離。 儘管兩黨政治素人的理念與政策方向存在差異，但共同特徵是強調自己並非傳統政治體系的一部分，並試圖將專業經歷或基層生活經驗轉化為政治代表性。這種政治訴求反映部分選民希望國會能納入更多不同社會背景的聲音，而非長期由既有政治人物主導。 促成政治素人參選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選民對傳統政治體制的不滿。近年美國國會的民意支持度持續受到政治僵局、黨派對立及經濟壓力影響。部分選民認為，長期任職的政治人物未能有效解決物價上漲、住宅負擔與公共服務等問題，因此更願意關注具有不同經歷的新候選人。 社群媒體與小額政治募款的發展，也降低了部分政治新人建立知名度的門檻。過去候選人往往需要依靠政黨組織、地方政治人脈及大型捐款者，才能取得足夠的競選資源。如今，候選人可以透過社群平台、影音內容與線上募款，直接向選民傳達政治理念，並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網絡。 不過，數位傳播並未完全消除政治參與的資源障礙。候選人仍然需要競選資金、地方組織、政策研究能力及選務團隊，才能在正式選舉中維持競爭力。網路聲量也不必然代表實際選票，尤其在政治立場較為接近的社群中，候選人可能高估自身在整體選民之間的支持程度。 美國選區制度也是影響政治素人參選的重要因素。在部分共和黨或民主黨具有穩定優勢的選區，黨內初選往往對最終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這使得政治新人可以集中資源爭取特定政黨選民，而不必在初選階段同時說服所有政治立場的選民。 然而，這種選舉結構也可能產生政治極化問題。當候選人主要依靠立場鮮明的核心支持者取得提名，競選策略便可能更加重視意識形態與政治動員，而非跨黨派協商。部分溫和派候選人因此可能面臨更大的初選壓力，但其實際影響仍須依各選區的競爭情況判斷。 政治素人具有不同於傳統政治人物的競選優勢。他們通常沒有長期公職紀錄所帶來的政策爭議，可以運用專業經歷及個人故事建立政治形象，也可能更容易與具有相似生活背景的選民形成連結。 但缺乏公職經驗同樣帶來挑戰。國會議員必須處理複雜的聯邦法律、政府預算、外交政策及行政監督工作。具有專業背景的候選人，仍需要證明自己能將個別領域的經驗轉化為完整的公共政策，並具備與不同政治立場協商的能力。 此外，政治新人過去的社群發言、商業活動及私人經歷，也可能在競選過程中受到更密集的檢驗。政治素人的身分雖然有助於建立改革形象，但並不代表其政治判斷或治理能力必然優於具有公職經驗的候選人。 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所呈現的政治新人參選現象，可能對未來國會組成與政黨運作產生影響。若更多依靠個人社群、地方組織及小額募款取得政治支持的候選人進入國會，傳統政黨領導階層對議員的影響方式可能需要調整。 這些新任議員可能更加重視直接回應自己的支持者，而不完全依循黨團領導階層的政策安排。不過，這不必然意味政黨紀律會全面弱化，因為國會委員會、黨團資源、法案協商及連任需求，仍然會影響議員的政治行為。 政治素人參政也可能改變未來政黨的人才培養方式。政黨除了從地方議會、政府部門及既有政治組織尋找候選人，也可能更加重視教育、醫療、科技、企業及公民社會等領域的人才，擴大政治代表的專業與社會背景。 然而，政治參與者的背景多元化，並不必然帶來更有效率的政府或更成熟的民主制度。當政治新人缺乏制度協商經驗，或過度依賴支持者的情緒動員時，也可能增加政策分歧與立法僵局。 因此，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的重要觀察重點，不只是有多少政治素人投入選戰，而是這些候選人能否突破傳統政治資源的限制，取得選民授權，並在進入政府或國會後展現實際治理能力。 政治素人的崛起反映民主制度仍然存在由社會基層產生新政治領導者的可能性。未來美國政治是否因此更加開放、多元，或進一步受到政黨極化影響，仍有待選舉結果與後續國會運作檢驗。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政治參與門檻能否降低，以及不同背景的公民能否在制度內持續發揮影響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

2026年臺北市長選舉逐漸進入政策辯論階段，都市更新、交通壅塞、青年居住與人工智慧產業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當候選人陸續提出城市發展願景，臺北市民或許也該思考：臺北是否具備一套能夠持續研究市政問題、檢驗政策成效與累積公共知識的制度？重大公共建設往往需要十年以上才能看見成果，政策的優缺點也必須經過長期追蹤。韓國「首爾研究院」的發展經驗，可以作為臺北思考未來城市治理的重要參考。 首爾研究院（The Seoul Institute）於1992年以「首爾市政開發研究院」之名成立，2012年正式更名，反映首爾市政思維從過去偏重經濟成長與都市開發，逐漸擴展至社會福利、環境保護、歷史文化與市民生活。這所由市政府出資支持的都市政策研究機構，長期投入交通、住宅、都市規劃、產業發展、地方財政與公共安全等研究，並透過跨領域合作提供市政決策參考。研究院也強調市民參與研究議題設定，建立開放研究平台，運用資訊圖表向社會傳達研究成果。2023年與首爾技術研究院整合後，進一步結合都市政策與技術研究資源。 都市型智庫的功能，是協助行政部門處理跨領域及長期性的政策問題。交通局關心運輸效率，都市發展部門重視土地配置，社會福利部門負責照顧需求，然而城市問題經常相互牽動。例如新增科技園區可能創造就業機會，也會改變周邊通勤流量、租屋需求及公共設施負擔。研究機構若能整合人口資料、空間規劃、財政評估與市民意見，便能協助各局處掌握政策之間的關聯，降低各自規劃所產生的行政落差。面對人口老化、氣候變遷與產業轉型，臺北也需要長期性的政策研究，才能因應不同階段的城市發展需求。 這項制度議題已進入本屆臺北市長選舉的討論，當參選人業已提出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設置「台北研究院」，希望結合博士級研究人才、AI分析與都市政策研究，支援市府施政。現任市長則持續推動北士科與內湖、南港串聯的科技廊帶，以及都市更新等建設方案。這些政策涉及台北未來的產業與空間布局，也產生若干需要回答的問題：大型開發如何事前評估交通、住宅及環境衝擊？計畫上路後，又由誰持續檢視執行成果？AI技術雖然可以協助資料分析，政策判斷仍需要專業研究、行政協調與民主程序共同支持。 事實上，臺北市過去已有設置市政智庫的相關研究。市府研考會在2016年委託完成「臺北市政府建置政策智庫之營運策略與可行性規劃」，參考首爾經驗，提出改善市政顧問機制、成立市政研究辦公室、委託大學建立研究中心，以及中長期設置法人研究院等不同選項。目前台北市政府也已有委託研究、民意調查與施政計畫管理機制。因此，成立研究院之前，應先盤點現有資源，釐清哪些研究功能尚未建立、哪些業務可以整合，以及新設機構需要多少行政經費。這些問題涉及制度效率與公共資源分配，應該納入選舉期間的政策討論。 倘若台北考慮成立常設研究院，相關制度設計必須經過充分討論。例如研究題目由誰決定？院長與研究人員如何聘任？預算如何編列？是否公開研究方法、統計資料及不同政策方案的利弊？研究院也應具有一定程度的專業自主性，避免研究方向隨市長更替而大幅變動。對於政府未採納的研究建議，也應提出具體說明。此外，臺北的住宅市場與交通網絡早已跨越行政邊界，未來研究工作需要與新北、基隆、桃園及中央政府建立合作機制，才能處理首都生活圈共同面臨的問題。對台北市民而言，建立能夠長期累積資料、持續評估政策並接受公共監督的治理制度，應是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作者：林士清

近兩年來，台灣政壇浮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政治溝通模式：「凡事賴給對手」與「惡意貼標籤」的現象屢見不鮮。面對外界質疑或社會反對聲音時，藍白兩黨的政治人物往往不針對問題本身進行實質對話，而是習慣性地將異見者貼上「青鳥」標籤，甚至將責任全數推給民進黨、「賴」給賴清德總統。這種「遇事就找假想敵」的心態，不僅無助於解決市政與社會問題，更讓人不禁反思：抱持這種拒絕傾聽、一味激化對立的心態，真的能當好一位包容全民的「父母官」嗎？ 首先，我們可以從地方首長與政治人物的具體行徑，看出這種排斥異音的傲慢與標籤化策略的氾濫。台北市長蔣萬安競選團隊推出的「病樹清除隊」遊戲中，將代表特定公民聲音的「青鳥」比喻為阻礙施政的關卡障礙；或是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在造勢場合上面對不同意見者，情緒激昂地怒罵「恁幹譙國民黨係咧幹譙什麼意思的」。 更嚴重的是，藍營部分政治人物在輿論攻防中，甚至會使用「蟑螂」、「老鼠」等非人化的貶抑詞彙來辱罵對手與反對派網民，或是用文字遊戲將政壇上的「洋流」曲解辱罵為「下流」、「佯瘤」。這些行徑都鮮明地顯示，當面對不順耳的聲音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貶低、敵化與情緒性飆罵，而非展現民主社會應有的溝通誠意。 其次，這種「轉移焦點」與「訴諸外部敵人」的政治操作，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涉貪爭議中也如出一轍。回顧案件脈絡，柯文哲的弊案明明是由國民黨籍市議員鍾小平按鈴告發，進而掀起後續的司法調查。然而，在面對這場由藍營民代發動的法律與道德檢驗時，民眾黨與柯文哲卻選擇無視客觀事實，依然將砲口全面對準民進黨，怒斥執政黨政治迫害。這種硬要將責任推給「頭號假想敵」的作法，儼然成為政治人物迴避實質檢驗、快速鞏固基本盤最廉價的脫身之計。 最後，政治的本質在於解決眾人之事，而民主社會的基石建立在對話與究責。若政治人物長期沉溺於「找敵人」的泥淖中，習慣將所有逆耳忠言或司法檢驗，都抹黑為敵對陣營的惡意操作，甚至動輒以非人化的詞彙辱罵反對者，不僅無法展現出承擔責任的首長格局，更會持續加劇社會的撕裂。 面對這種屢見不鮮的卸責與仇恨動員手法，選民應具備更高的識讀能力，回歸對政見實質內容的檢驗。一個真正合格的「父母官」，需要的是面對檢驗的勇氣與包容異見的胸襟，而非永遠將過錯推給別人、甚至口出惡言的膝反射式防禦。 作者：秦靖  

在當前的都會型選戰中，首長候選人的形象塑造與政見論述，往往是爭取中間選民與年輕世代的關鍵命脈。蔣萬安長期以來主打溫和、專業且具備現代都會感的人設，極力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淖，企圖以理性務實的市政框架跨越傳統藍綠光譜。然而，當國民黨內資深政治人物——特別是以言辭犀利、立場高度鮮明著稱的鄭麗文等人頻繁現身輔選時，原本意在展現全黨團結的造勢舉動，卻往往在實質效益上反噬候選人，演變成政治學者所警示的「反輔選」效應。 這種反效果的核心在於選戰主軸的嚴重失焦。鄭麗文在輔選場合中，習慣採取高張力、攻擊性極強的戰鬥風格，並夾帶強烈的反對言論與飽受爭議的兩岸論述。這種以激昂對立為基調的偏激言詞，固然能在深藍同溫層中迅速點燃情緒、鞏固傳統鐵票板塊，卻也同時將具有高仇恨值的負面標籤直接移轉給蔣萬安。對注重市政願景、生活治理的台北市中間選民而言，原本被期待是市政論辯的選戰，瞬間退化成藍綠惡鬥與統獨交鋒的舊戰場，直接沖淡了蔣萬安極力經營的清新治理形象。 更深層的傷害，在於這種輔選型態對中間選民與青年族群的排拒。年輕選民對國民黨最大的質疑，往往來自於黨內世代交替停滯以及與主流本土民意的價值落差。當台上站滿了過去十數年間爭議頻仍的「老面孔」，尤其是被外界打上親中、極端色彩的政治人物在發言台前主導話語權時，選民感受到的並非世代傳承的活力，而是舊體制勢力的揮之不去。這種言論風格不仅無法替蔣萬安拓展票源，反而激起非藍板塊與潛在中立族群的危機感，引發嚴重的「反向動員」效果，促使原本冷漠的中間選民流向對手或放棄投藍。 政治輔選應是擴大外溢效應的加法工程，然而當助選者的光芒與爭議蓋過候選人本身，甚至迫使候選人必須屢屢就助選員的爭議發言進行防守或切割時，輔選便徹底質變為政治包袱。鄭麗文等資深人物的偏激助選，看似在造勢台上掌聲雷動，實質上卻是以犧牲中間選票為代價的自耗遊戲；這不僅縮限了蔣萬安的拓票天花板，更成為其邁向連任與擴大政治影響力時，最難以承受的內部阻力。 作者：千水默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