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已是美國拜登總統任期的第四年，客觀而論，在圍堵中國、晶片及相關高科技與中國選擇性脫鉤等舉措上，對抗力度甚至更勝川普總統時期，在遏制極權中國全球爭霸的野心上固然功不可沒。然而，拜登總統對中國的「戰略誤判」同樣不能忽視，其不只一次公開表示「不尋求改變中共制度、更換中共政權」，依然認為中國會遵循其所預想的「大國競爭模式」，抱持運動家精神、將習政權視為文明賽跑的競爭對手，而未真正意識到在習政權眼中，「中美競爭」是至死方休的殊死拚殺。
形成此一戰略誤判的根源，在於中國長久以來利用美國自由社會的「開放性」成功全面滲透，美國內部潛藏著習政權龐大的輿論宣傳系統，無死角的對各階層散佈「唯有中共才能完整的統一十餘億人的龐大國家，若中共下台，中國必將陷入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的大混亂狀態，屆時將對美國與整個國際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和影響，是而有違美國的國家利益」此一理論，而且該理論在美國的菁英階層與決策圈中被奉為準則。
正因如此，在華盛頓的建制體系中才會出現「應避免主動促成中共解體」的判斷，進而使拜登政府四年來的對中政策，在競爭的同時都小心避免觸及可能動搖習政權的手段。然而，吾人皆知，這即是非常典型中國認知作戰。蘇聯解體與第三波民主化的歷史可見，東歐諸國在當年蘇聯主導的共產集團一夕瓦解後，並未出現所謂的「天下大亂」，而且如今平均生活水準都遠勝如今的中國多數人。
拜登政府四年來對習政權最大的「戰略誤判」，是中共政權數十年對美國認知戰的惡果，使一個偽命題成功影響了美國的戰略判斷；而讓筆者感到費解的，是拜登政府任期與Covid-19疫情大流行明明高度重疊，何以還未能洞悉習政權的本性？對比現況與歷史規律，都可窺見，「中共正是中國動盪的根源」此一真相，從疫情失控、民生凋蔽、青年就業無望、文明倒退、貪污舞弊橫行、「張獻忠式」殺戮四起，都能看到現在中國社會內部早就陷入大混亂、早已民不聊生，而這一切恰恰都源自於習政權與中國共產黨長年惡政。
作者：冼義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