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隨機殺人事件的影像，留下了一個比兇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凶嫌手持長刀、丟擲煙霧彈，在車站出入口與百貨公司門前來回遊走時，畫面中卻出現大量「正常生活持續進行」的場景：有人駐足觀望，有人從旁走過，甚至有人繼續逛街，彷彿這只是一場與自己無關的突發插曲。這並非冷血，而是一種集體性的遲鈍。 我們的社會，對「危機」的想像，長期停留在抽象層次。危險被理解為新聞事件、政府通報或災後檢討，而不是一種可能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發生於眼前的現實。當危機真正降臨時，反而因為不符合日常經驗，而被低估、忽略，甚至合理化。這種遲鈍，並非一夕形成，而是制度與文化共同塑造的結果。 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我們對更大尺度風險的看法。對岸長期越過海峽中線的軍事挑釁，已逐漸被社會消化為日常背景。警訊反覆出現，卻因為沒有立即後果，而被視為噪音。於是，生活依舊如常，對風險的討論被貼上「製造恐慌」的標籤。然而，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來不是建立在「假設最壞情況不會發生」之上，而是建立在「即使最壞情況發生，我們是否有能力應對」。 政府近年推動全民防災、防衛指引，小橘書中詳列急難物資、避難準備與通訊中斷的應變方式，這本質上是一種治理責任的延伸：把風險管理下放到社會與家庭層級。但問題在於，當社會整體缺乏危機意識時，這些指引往往停留在「知道有這回事」，而非真正落實於行動。 隨機殺人事件提醒我們一件事：危機不會先敲門，也不會等社會做好心理準備。它往往出現在最不被期待的時刻，測試的是個人與社會是否具備基本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公民意識，不只是投票與表態，也包含對風險的理解、對制度演練的重視，以及在異常出現時，願不願意打破「一切照常」的慣性。 當我們在危機面前選擇遲疑、觀望、忽視，代價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而不可逆的。這不只是治安問題，也不只是國安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公共安全」含義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在日常中練習認真看待風險，那麼當真正無法回頭的時刻到來時，任何制度都來不及彌補那一瞬間的遲鈍。 作者：林政武

就在美國川普政府二度宣布對台軍售、台海情勢詭譎多變的當口，國民黨立委們卻忽然「興致大發」，成群結隊飛往廈門。這趟行程的時間點充滿了令人玩味的「巧合」。一邊是中共對賴清德政府的國防預算與國安修法焦慮萬分，急欲尋找破口；另一邊則是掌握預算生殺大權的財政召委林思銘、手握法案排審權的司法召委翁曉玲，不約而同地現身廈門機場。 面對媒體追問，林思銘輕描淡寫說是「鄉親情誼」，翁曉玲稱是「去開開會」，葉元之更是把「不曉得」三個字練得爐火純青。彷彿他們搭的不是飛機，而是誤上了霍格華茲的特快車，連自己要去哪、跟誰去都搞不清楚。筆者不禁想問，堂堂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去一趟中國，為什麼要搞得像做賊一樣鬼鬼祟祟？ 最諷刺的對比，在於國家對待「老師」與「立委」的雙重標準。現行法規中，一位公立大學的系主任、甚至僅是國小兼任行政職的組長、主任，若想去中國旅遊或進行學術交流，都得經過層層關卡。簡任11職等以上的教授要向移民署申請許可，連小學主任都必須在五天前填表報備，詳閱注意事項並簽章。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此並無怨言，甚至給予高度體諒。因為我們深知，既然領受國家公帑、擔任行政職務，本就負有比一般公民更高的忠誠義務與國安責任。為了避嫌、為了國家整體安全，這點行政程序的不便，基層老師們願意承擔。 然而，回過頭看那些掌握國家上兆國防預算、能接觸最高機密，甚至能決定國家安全法案走向的立法委員，他們去中國，卻像是去自家後院「走灶腳」。不需要報備，不需要審查，甚至連行程都可以對外保密。 看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如何做的？澳洲為了防堵外國勢力滲透，早在2018年就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美國與英國的國會議員若接受外國政府或組織招待，必須鉅細靡遺地申報資金來源、會面與行程，否則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與政治醜聞。 透明公開，是民主國家對代議士最基本的要求。 反觀台灣，當藍白陣營在國會連續七百多次封殺民進黨立委沈伯洋提出的「立委赴中報備」相關修法時，他們高舉的是「自由」的大旗；但當他們在敏感時刻，接受中共統戰外圍組織「台商協會」的邀請，去聆聽對岸對我國防預算的「關切」時，這面旗幟就變成了遮羞布。 若是真金不怕火煉，若是心底坦蕩蕩，為何要反對建立一套像英、美、澳等國一樣公開透明的報備機制？為何要讓國人只能透過媒體「直擊」才知曉你們的行蹤？ 中共擋不住美國的軍售，便想透過台灣內部的代理人，從國會掐住預算的咽喉。此次出面邀請的廈門台商協會副會長，不僅喊著「反對大罷免」，更身兼廈門「一帶一路委員會」主委，其政治色彩之濃烈、統戰意圖之明顯，立委們難道會不知道？ 我們嚴格監控一位基層老師去中國旅遊看風景，老師們也為了國安乖乖配合；國家卻放任掌握國家命脈的立委去中國接受「精神講話」，還以此為樂。這不僅是制度的漏洞，更是國安的笑話。當立委諸公在廈門享受著「他鄉遇故知」的溫情時，連最基本的行程報備都不敢面對，那民眾又該如何相信，你們在密室裡交換的，不是台灣的未來呢？ 作者：秦靖  

對於一個事件的稱呼，影響所有經歷這件事情的人的共同記憶。 為了避免兇手的名字流傳造成後人的追隨或是模仿，我們不會在西方主流媒體看到用人名作為事件的名稱。『德州殺人狂』不會被叫做『艾德蓋恩殺人事件』，『奧克拉荷馬爆炸案』不會被叫做『麥克維事件』，『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不會被叫做『哈里斯/克來伯德殺人事件』，『911事件』不會叫做『賓拉登殺人事件』。甚至對任何有爭議的事件都避免“造名運動”。所以『危機解密』不會被稱為『史諾登事件』。 台灣媒體在對事件的命名上需要再被教育，對於一個事件的稱呼會影響社會對這個事件的共同記憶，應該禁止做任何沒有意義的擴大連結。要避免造神運動第一要務就是要避免直呼人名。在那個台灣籠罩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國民黨政府就是用這樣的手法來防止叛亂，他讓台灣人民記不住這二十萬人的名字，因為他知道如果人們記住這個名字便會產生同情。 美國習慣將因被害人或發起人來作為反案的名稱，性暴力犯罪前科者資料公佈以被害人的名字命名『梅根法案』，反壟斷法以發起人的名字命名『休曼法』。 我們不是應該學著忘記，而是該選擇記憶的方式。如此一來我們才能走出傷痛，痛定思痛，不再讓悲劇重演。 作者 ：林瓊媛

           近日發生於台北車站及捷運中山站周邊的暴力攻擊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該事件造成多名民眾傷亡，不僅衝擊公共安全，也在短時間內引發治安及輿論震盪。對於此類事件，若僅停留於情緒反應或單一責任歸因，恐難以回應社會真正的需求；相對地，從公共政策與社會科學角度出發，冷靜檢視事件背景、社會條件與制度面向，更有助於未來的預防與治理。             所謂「無差別暴力事件」通常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結構性條件交互作用的結果。相關研究指出，此類行為往往與個人心理狀態、長期社會支持不足、以及對現實環境的挫折感累積有關。尤其在高度都市化的社會中，人口密集、生活節奏快速、社會連結薄弱，使得部分邊緣個體更容易陷入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無差別攻擊並不等同於隨機或毫無脈絡的行為。許多案例顯示，行為人往往在事前已出現壓力訊號，例如長期失業、家庭關係斷裂、心理健康失衡，卻未被及時辨識或介入；故反映的並非單一個體的問題，而是社會安全網在早期預警與支持層面的不足。             捷運系統與大型商業區是現代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間，其功能在於促進流動、交流與便利。然而，當暴力事件發生於此類場域，對社會心理的衝擊遠大於事件本身的發生頻率。民眾對日常通勤與公共活動的安全感，會因此產生動搖。從治理角度來看，公共安全不應僅依賴事後的警力反應，而需納入預防性思維。例如，透過更完善的現場觀察機制、異常行為通報流程、以及跨單位即時協調，提升早期介入能力。              事件發生後，網路平台迅速湧現大量討論，其中既有對受害者的關懷，也伴隨情緒化指責與標籤化言論。部分言論嘗試以政治立場、特定群體代稱或既有社會對立框架來解釋事件，例如互相指稱兇嫌為「青鳥」或「小草」，蓋缺乏事實基礎，反而模糊問題本質，突現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極端政治化與網路對立走向現實生活的傾向。社會心理學指出，在高度不確定與恐懼的情境下，人們傾向尋找簡化的解釋與替罪羊，以降低內在焦慮。然而，這類「獵巫式」反應容易導致社會撕裂，使公共討論從如何預防悲劇，轉變為彼此指責。長期而言，這不利於民主社會中理性對話與政策形成。是故，媒體的角色格外關鍵。專業新聞報導應以查證、脈絡與公共利益為核心，避免過度聚焦於嫌疑人個人細節或未經證實的動機推測。過度渲染或即時追逐點擊，可能在無意間放大恐慌，甚至造成模仿效應。同時，數位平台亦需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強化對仇恨言論、威脅訊息與不實資訊的管理機制，並與政府及民間組織合作，維護健康的公共討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