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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黨國的黑獄高牆 vs. 民主政體的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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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依拉.達吾提與盧倩儀的兩樣情,兼論反戰學者的謬誤

近年來,在習近平個人權力意志的強力驅動下,中國當局對於「消除該國境內各個非漢人民族的文化、語言及其他獨特性」這件事,展露出較過去幾屆政權更加積極的態勢。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不僅所謂西藏自治區內的圖博人,在宗教、語言教育等方面遭受到較過往更重的打壓;所謂內蒙古自治區內的蒙古族人,經歷文革的慘烈清洗後,在中國黨政當局框架下所一度獲得的種種自由,例如以蒙古文出版與內蒙有關的史書、以及在教育系統中保有蒙古語的課程等等,也在習近平政權晚近的政策走向下一一消失,引發當地民眾輕重不等的反彈。

至於所謂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亦即中國當局殖民下的東突厥斯坦,在習近平政權的統治下,更是進入前所未有的內部清洗及民族滅絕狀態,不僅在赤色中華帝國主義下,原本一度作為樣板的維吾爾等族政治人物(例如努爾.白克力)、又或是在大專院校內,從事各種與民族有關研究的學者(例如伊力哈木.土赫提),紛紛以各種奇形怪狀的莫須有罪名,成為黨國的階下囚,就連一般民眾也大規模地遭羅織入罪,被關進以「再教育營」為名的當代集中營,或身心重創、或甚至刑死獄中,已經成為當代民族滅絕事態的新象徵。

而現年57歲的女性在地民族文化學者、前新疆大學教授(兼該校民族民俗研究中心創辦人),同時也是中共黨員的熱伊拉.達吾提(以下以她的姓氏「達吾提」略稱),則成為中國當局對東突厥斯坦民族清洗的最新受害者。根據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對話基金會」,從中國當局處知悉的消息顯示,在2017年年底遭中國當局逮捕的達吾提教授,在近日終於遭到中國黨政當局祕密審判,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判處她無期徒刑的刑罰,雖然達吾提提出上訴、但上訴卻也遭到駁回,未來將在中國當局黑獄中度過漫漫歲月;以致於目前身在美國的達吾提教授之女—阿克達.普拉提,近期積極向國際媒體發聲,宣稱「她不能忍受母親在監獄裡度過下半生」,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對她的母親伸出援手。

對達吾提教授本人,以及不知道會不會、什麼時候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的其他在地學者而言,一位原本在中國當局「體制內」,小心翼翼地踏在中國當局在政治意義上所能容許的範圍,走遍中國佔領/殖民下的東突厥斯坦各地(特別是各個維吾爾人的村莊),研究維吾爾族文化與其保存,同時也以「向中國內外的世界展現維吾爾文化」,作為其工作內容的維吾爾人女性學者,在中國當局政策大幅緊縮,大有「將中殖東突厥斯坦(亦即所謂新疆)漢人以外的各個民族與其文化,壓制到『對中國當局繼續統治新疆不再具有威脅性,僅止於形骸、觀光娛樂等象徵意義的存在』境地」的態勢時,也成為黨國極權專政機器碾壓的受害者,這可以說是達吾提教授個人、以及她的同行們,各自人生與學術生涯的雙重悲劇。

而對中國之外的世界而言,這無疑是又一個危險的信號,代表中國黨政當局基於其過往的慣性、並在習近平個人權力意志的指導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犧牲帝國週邊/邊陲的各個非漢民族,特別是他們在文化及基本權利意義的存續,以換取中國當局在各該地域虛無飄渺的政治穩定,而此般權力意志的展現,若跨出中國國境之外、以台灣等地為首要目標持續推進開來,將會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地緣政治與受侵略者整體/個人意義的多重悲劇。因此,包含台灣、日本與美國,乃至於整個西方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抵禦中國的侵略,以避免發生在中國殖民下的東突厥斯坦、圖博及內蒙古等地的悲劇持續向外擴散。

但,與此同時,在台灣,卻有4名來自於國立大學及中研院等研究機構的所謂學者,推動所謂的反戰運動,以和平、反戰及環保等看似崇高的訴求,作為其包裝或緣飾,實際上所包藏的種種本音,從「台灣當政者應該降低採購武器及建軍備戰的積極性」、「將節省下來的預算,投入到環境保護及因應氣候變遷等領域」,再到「台灣應該透過溝通與對話的方式,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就算不是受到中國黨政當局的直接或間接唆使、而是他們自己自認為經過獨立思考後的發想,這樣的主張,也已經與中國當局弱化台灣的圖謀若合符節,甚至達到另類的遙相呼應之境。

這4名學者在3月聲明初稿外流、引發台灣社會軒然大波後,仍然不改其志,在微幅修改其間容易引起爭議的文字後,執意公佈其正式版「反戰聲明」,然而其間所顯現的世界觀、價值取捨及論據等方面,卻依舊是基於他們沿襲自美國左派/左翼學者的師承後,所形成的「將美國與其財經、軍事工業及美軍等各界,予以刻版印象化/丑角化後,將之視為當今世局一切問題的總淵藪、以及當代的惡魔黨大本營」觀念,對美國與其相關各界,展開相當嚴厲的批判,並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視晚近國際糾紛或不安的另側當事國(特別是俄羅斯之於其全面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以及中國當局之於台海和平爭議),在其間所應承擔的相當責任,將這些區域和戰局勢的問題,幾乎原封不動的倒置到以美國為首、甚至也包含台灣在內的西方世界。因此,並不令人意外的是,這份所謂反戰聲明的正式版,在台灣社會中所收穫到的種種惡評,並沒有因為草稿或正式版而有其差別。

其後,令人感到相當奇妙的是,這幾位反戰聲明的主要推手,並沒有因為台灣社會的一片批評聲浪,而讓所謂的和平反戰等訴求就此沈寂,恰恰相反,也許是終於能夠在學術生涯的後期、甚至遲暮的年紀,躬逢如同反對美國投入越戰的反戰運動般、有著近乎絕對的神聖性的台灣和平反戰運動,或者是因為對於「溝通對話終將達到效果」的迷信,又或者可能有什麼不能對外人表的其他原因在驅動吧,他們反而愈挫愈勇,四處投書各大媒體,持續向台灣社會宣傳其反戰論點,只是他們的賣力宣傳,卻也沒有如他們所預期般的,收到台灣社會多數民意的積極正面回應,反而讓台灣社會並不那麼親中的一側,持續加深對反戰論點與反戰旗手們的反感。

而在反戰運動並未因為溝通對話而在台灣社會蔚然成風、反而招致強烈反效果,以致於這些左翼學者的反戰運動大有無以為繼之勢的這個時候,向反戰運動拋出救生圈的,是有相當強烈的進步主義傾向、同時又自認為相當關心台灣社會(只是他們關心的方式、路徑、以及所選擇的議題與所抱持的立場,能不能得到台灣社會的普遍共鳴,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的公視、以及其「公視主題之夜SHOW」節目。

「公視主題之夜SHOW」這個談話性節目的節目企劃,在明知作為反戰聲明主要旗手的四人之一、年紀大約在50多歲到60歲之間(對,跟上文中被中國當局祕密逮捕拘禁、並在祕密審判中獲判無期徒刑的中國新疆民俗學者—達吾提教授的年歲大致相仿),學術生涯的主要研究範疇在美國政治、新自由主義及環保運動/氣候變遷等領域的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盧倩儀,自承「其實對中國並不算熟悉」,但卻堅定且誠懇地認為「軍火、特別是美國製的武器裝備,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及危害性,對於社會有強烈負面影響」的情況下,仍然安排她參加以「由法國紀錄片導演拍攝、以俄羅斯侵烏戰爭前後的法國外交活動為主題的紀錄片」為引、試圖讓台灣社會的反戰與備戰兩派展開論辯的該集節目錄影,在參加來賓對議題並不算非常熟悉、卻有強烈的立場先行色彩的情況下,與其說是提供一個雙方立場並陳的機會,倒不如說這樣的選擇,註定會帶來「議題失焦」、「淺薄化」等失敗的後果,同時還會得到「假中立」的罵名,算是相當吃力不討好的作法。

而盧倩儀盧大研究員在該集節目中的表現,不僅不負眾望地持續重複她所一貫堅持、卻也與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相當乖離的立場,同時「打贏也是輸」、「小國不要招惹流氓大國」等等驚世駭俗,與正常理路嚴重脫節的象牙塔式論調,也一度成為台灣各大社群網站中的「驚」句,而節目製作單位不僅原先的理想未能發揮開來,最後更淪為各陳己見與眾聲喧嘩,溝通對話的效果並不算太好。

只是,這幾位反戰旗手們,似乎並沒有想要檢討「為什麼己方的主張長期在台灣社會推廣不開」之類的問題,在盧倩儀研究員參加節目、再度讓反戰旗手與主張又收到一波批評聲浪以後,竟然還在臉書粉絲專頁具有「答客問」性質的說明/澄清文中,持續的提油救火。

在該篇說明文當中,反戰旗手們不僅為「赤色中華帝國主義透過「一帶一路」等計畫的放貸,試圖掌握參與國的重要基礎建設及天然資源,具有強烈的新殖民帝國主義傾向」的事實開脫,認為「將中國定性為新殖民帝國主義的,都是既沒有讀書又喜歡亂扣人帽子的人」,同時也不願意去理解「台灣人之所以會對中國的併台陽謀感到強烈反感,是基於對中國政情等事態發展的觀察所得到的結果」的可能性,對批判中國人權及打壓異議等事態的人,抱持一種冷語譏嘲的態度,最後更不加遮掩的展現其認同所謂92共識,無視於「中國當局在2019年年初習近平新年談話中,即已定調『92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以及「中國當局就是要侵略台灣、將台灣納為其所有」的種種事實,立起「更多的備戰只會更容易導致戰爭」、只需要檢討防衛方的稻草人,妄圖透過溝通對話,來使台灣避免這些反戰旗手所想像的戰禍,論述的錯謬已經達到多不勝數的境地,也不意外地又使反戰運動更令人厭惡了一些。

但,筆者卻也相信,以這些反戰旗手打死無退的程度來講,恐怕直到中國對台灣的最後暴跳與侵攻來臨以前,這些反戰旗手,還會繼續以向風車衝鋒的唐吉訶德自詡,用他們的筆與口,持續激怒台灣社會吧?

這裡暫且略過公視在時事及新聞等節目方面,所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本次「公視主題之夜SHOW」從發想、來賓到現場進行所犯下的一連串錯誤,筆者所不滿的是,包含與達吾提教授年歲相仿的盧倩儀盧研究員在內,這幾位反戰聲明的旗手,在學術生命已經進入後期或甚至尾聲、也已經沒有什麼開創性或突破性的情況下,只因為各自的左傾心向、以及生命體驗中「生也晚,未能躬逢越戰反戰運動其盛」的缺憾等等的理由,執意以自己與當前台灣社會內外局勢已然嚴重脫節、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存在相當嚴重謬誤的世界觀為出發點,以反戰、和平等看似冠冕堂皇的名目,包裹各種對台灣社會明顯弊大於利、甚至很可能帶來嚴重災禍的主張,而這一切的活動,卻都以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等等自由權的名義包裝起來。

從反戰旗手們這半年多的活動軌跡來看,相較於他們在中國殖民下的新疆/東突厥斯坦的同行們,這些在「中華民國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走跳半生,享受台灣當前雖然仍有「國本尚待確定」等缺陷、因此與完美之間還有一定距離,但也已經居於世界整體水準前段班的諸般基本權利保障—特別是對學術活動來講至關重要的研究、講學、出版及言論等自由—的學者兼反戰旗手們,似乎並不很重視「透過抵抗中國侵略、守護現有的生活方式等舉措,來保障包含學術活動自由在內的各種基本權利」的重要性,也並不是很重視那些在中國當局壓迫下、與他們呈現兩樣情的學界同行們的處境,相反的,他們更願意出於個人的生命及學術軌跡,甚或是可能存在、卻也不能輕易對外人表的各種理由,以學術與言論等自由為掩護,去推動實質利敵的主張。筆者很不願意如此假設,但難道真的要等到台灣奉行他們的主張、因此不幸淪陷於中國敵手,而他們也走上如同達吾提等學界同行般,遭受中國黨政當局各種迫害的命運的時候,他們的內心才會出現悔意?但這又要讓多少台灣人連帶受害,又要用多少的力量,才能將台灣的歷史軌跡導正回來?以上的這些問題,就算這些反戰旗手不會想,台灣人也應該為自己、為子孫的未來好好思考,並做出不會讓未來的自己與子孫後悔的選擇。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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