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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大直民宅塌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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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晚間,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一帶,當地一處2022年7月開工、由基泰建設擔任起造人的建案—「基泰大直」,在當天稍早開挖該案地下室時,由於連續壁變形、開挖面隆起的緣故,導致不僅鄰近該案的多處公寓,陸續出現房屋傾斜、甚至塌陷到「2樓變1樓、1樓變地下室」程度的事故,一旁的道明外僑學校,校舍圍牆與操場也出現明顯龜裂。事發後,台北市政府緊急介入,除了調派工程車輛前來現場補強地基,並緊急撤離房屋發生傾斜及塌陷狀況的當地住戶,累計已有至少201戶的464名居民被撤離、轉往他處安置,搶救當地地基、避免塌陷的補強作業,仍然持續進行當中,但受災區域及遭影響的房屋戶數,仍然有進一步擴大的危機。

事故發生後,追究原因與責任、避免再犯,則是問題的重點。

就直接成因而言,台北市自今年年初以來,加上這次大直街的事故,一共發生至少6起的路面塌陷,整理成因後可以發現,有3起係因「因為與水有關的各種管線出問題,導致地下水沖刷路基、路基流失」(7月8~10日,大同區南京西路;8月18日南港區南港路;8月19日,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另有3起則是因為新建案施工所導致(除了9月7日的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事故以外,第1起發生在5月13日的信義區崇德街,與本次事故一樣,都跟新建案開挖地下室及施作連續壁有關,第2起則發生在8月20日的萬華區昆明街),可以說件數不相上下。

了解成因並整理後,接下來就是解決問題。

管線整備、防止因為管線漏水而掏空路基的問題,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擬有對策,以防堵類似事態再度發生,但因為這部份不是本文所要進一步研討的領域,因此暫且略而不論;但針對「新建案施工(特別是興建地下室的連續壁等設施)出錯,導致連續壁等設施滲漏或破裂、進而引發週邊塌陷」的部份,市府相關機關單位若能有積極作為,原本可以將危機消弭於發生之前,但,蔣市府卻要等到問題發生後,才會進行通盤檢討,這樣的作法是否明智?就很有斟酌的空間。因此,北市府建管處宣稱「將從11日起,針對市內開挖中的工地,委託建築師等4大公會展開全面清查、評估工地有無公共安全風險,預計1個禮拜內可以檢查完畢,若有疑慮將勒令建案停工、責令工地進行改善」,與其說是單純的通案檢討,更像是速效式的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以外,就本案前因後果展開全面性的探明,也是相當重要的事情。目前已知的情況是這樣的:

1.「『基泰大直』建案基地的鄰近住戶,什麼時候發現狀況開始明顯不對勁,進而開始出現在社區內張貼公告、相互提醒,甚至是向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展開陳情等等的舉措」,住戶方面宣稱的起始點是距今大約8個月前,但台北市政府建管處卻認為是在今年4~5月間,雙方的認知及陳述顯有出入。

2.而台北市政府處理建案損鄰事件的行政規則,以柯文哲擔任市長的第二任期最後一年—2022年—的2月為分水嶺,變化如下:

在2022年2月以前,台北市政府在核發建商施工執照前,並沒有強制建商辦理鄰房現況鑑定,因此導致若建案開工後、鄰房出現損害時,不僅無法有效判定損鄰事件的成因,損害賠償責任歸屬與追索也變得麻煩起來。

20222年2月,柯市府的建管處美其名宣稱有鑑於舊制存在問題,為在損鄰事件發生後,權責機關單位能夠更有效、迅速地確定責任歸屬,遂頒訂新修正的「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以下簡稱「處理規則」),在修正後的「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款中,規定建商若領有建造等執照時,除同條第2項的例外情況以外,必須在申報放樣勘驗(確定房屋樑柱、承重牆等結構在建地的具體位置後,向建管處申請檢驗,通過後才能進行後續施工作業)前,委由鑑定機構辦理包含鄰屋狀態在內的現況鑑定、並取得鑑定報告。而若建商該新建案未納入辦理現況鑑定、並發生損鄰事故時,不能僅以承造人(建案承包的營造商)的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方的初步鑑定及簽核為準,而需要交由第三方公正鑑定機構,來判定鄰損事件的責任歸屬。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

柯文哲時代的台北市政府,整體來說有「將專業面責任判斷讓渡給相關公會、讓建管處成為這些公會的橡皮圖章」的傾向,而這樣的傾向,到了柯市府宣稱「修正後應該會有所改善」的該「處理規則」,則更有讓建方(包含起造人及承造人)、夥同監造方自為損鄰事件初步判定的問題。在受損疑義戶向都發局申請協調損鄰疑義事件(同規則第5條第1項)、獲都發局受理後,初步安全認定書及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竟然都是由建方會同監造方自為,並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方簽章後,送交都發局備查(以上為同規則第6條第1項),而都發局及建管處,就有鄰損爭議建案的後續處理,則以初步安全認定書「有無危害鄰房公共安全」的認定為準,只要初步安全認定書宣稱該建案並無危害,則建築工程就能繼續施工,可以說在鄰損爭議事件當中,都發局與建管處已經淪為建方及監造方的橡皮圖章。

再回到「基泰大直」的問題本身。

基泰大直是去年2022年7月才開工的建案,理應適用現行「處理規則」,且因該建案應無處理規則第4條第2項所規定「無須在申請放樣勘驗前為鄰損鑑定」的3項例外狀況適用,因此,按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的規定,基泰大直應該在向都發局申請放樣勘驗時,一併向都發局提出包含近鄰屋狀況在內的鑑定報告。

而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與其所轄的建管處,在本案的角色如何,則很有探究的餘地。

根據建管處虞積學處長的說法,該處似乎是在今年4~5月間,接獲基泰大直近鄰住戶申請、請求建管處與都發局協調損鄰事件後,才開始鑑定該建案的損鄰情況。但,建管處接獲申請後的處理,卻很像是在既有處理規則的基礎上,更加地虛應故事,在本案發生後,建管處長一方面宣稱「該工地到目前為止,正式收到2次書面陳情損鄰紀錄,但當時工地還未開挖、結構技士戡驗判斷問題不大,實際開挖後未收到陳情」,另一方面宣稱「4~5月間收到陳情後,實際在(廠商)開挖(連續壁)的過程,就沒有再收到正式的書面陳情記錄,當時並沒開挖,到底是不是有什麼變化,需要回頭來看、會去調當時的建設紀錄,損害前跟損害後當時的建設紀錄可能就會顯示是否有變化」。

而在建方與承造方進行會勘、做成「初步安全認定書」等文件以後,都發局更在7月6日逕行發函給陳情住戶,宣稱「經會勘標的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依據該處理規則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做成「建案可以繼續施工」的判斷,固然從形式外觀而言,都發局的作法並沒有違反該處理規則的規定,但都發局准許「基泰大直」繼續施工,卻可以被理解為是2個月後發生本次事故的原因。

事發後,幾位泛藍政治人物的反應,可以說是「各有千秋」。

蔣萬安市長為首的台北市府團隊,看似將重心放在救災、復原及究責的方面,但稍加探究則充滿玄機。

雖然蔣萬安在事發後,裁示展開現場灌漿等避免災情進一步擴大的作業、劃定封鎖區,將受災民眾先行安置到旅館等住宿地點、發放慰問金,並規劃長期安置及公辦都更等事宜,看似很有模有樣;不過,另一方面,固然作為建方的起造人基泰建設與承造本案的福益營造,就本案發生難辭其咎,但他究責或展現強硬一面的對象,卻只有建方這2間公司,至今均未觸及到台北市政府的部份,這樣的作法是否周全,則很有商榷的餘地。

事發後的3天之間,基泰建設一方面在8日早上發布聲明,宣稱將不會推卸相關責任,並將盡最大努力慰問、關懷並協助安置受災戶,在台北市的7處建案,也或自主、或由台北市政府強力介入,在名義上已經全部停工(但仍有零星建案被市議員揭發稱「實際上仍在進行施工作業」就是了),蔣萬安並在8日傍晚,針對基泰建設發放慰問金、卻疑似夾帶「合建意向書」的問題,宣稱「基泰建設跟福益營造若不負責,將來休想在台北市動工任何一案」,稍後並由建管處針對建方2公司開罰共27萬元。不過,基泰建設的總經理在9日中午,並未如約前往現場與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商討安置及賠償等事宜,則讓台北市政府對該公司態度有更加強硬的理由,於是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奉蔣萬安指示,在9日晚間向台北地院遞狀、聲請假扣押基泰建設名下6195萬元資產,10日更將發動第2波假扣押行動。

蔣萬安市府這一系列的動作,在不明究理、並沒有稍微深入探究北市府一側責任的一般民眾,特別是對蔣萬安有所幻想的泛藍選民眼中,可以說是樹立了泛藍中興少主的威風。

但,恕筆者直言,這次事件的發生,充分顯示蔣市府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1.在當選並就任台北市長以前,僅擔任大約1屆半多一點、為時約6年10個多月的立法委員,欠缺相當行政經驗的蔣萬安,在宛如管家般的李四川等人輔佐下,固然可以勉強維持市政日常運作,但以蔣萬安與其團隊接手至今8個多月的表現來看,很顯然並不像是「能夠充分且全面盤點柯市府所留下的、遍及市政各方面領域的遺產」的樣子,因此不僅捷運系統仍然沒有恢復穩定(光是最近這1個禮拜內,北捷劍潭站及石牌站就陸續發生列車故障、冒出濃煙,導致必須緊急疏散乘客的事故),更讓柯市府時代所擬定、極端有利於建商一方的建案鄰損相關規則,繼續存留於蔣萬安時代的台北市府內,這不能不說是蔣市府的一大盲點,還有多少未爆彈?更難以逆料。

2.而蔣萬安不僅沒有充分打好基本功,也沒有充分解消柯文哲市府時代的積弊,更寧願違背競選承諾、也要繼續與中國上海市方面合辦今年度的雙城論壇,並親自率團前往中國訪問,一副為所謂兩岸和平、對話及商業活動請命的情況,則代表蔣萬安急於接手柯文哲時代所遺留下來、但柯文哲在卸任後無法充分移轉的跨海峽政商集團網絡,這樣的作法也顯得蔣萬安市府未免太過本末倒置。如果將來台北市再因為類似的問題結構,而引發更大規模的公共安全等事件,不知蔣萬安將如何應對?真的都不會遇到個人政治生涯的重大危機嗎?

至於泛藍其他政治人物的眾生相,更是令人不堪聞問。

特別是作為選區立委的王鴻薇,從去年年底連任市議員後,旋即接受中國國民黨徵召、投入蔣萬安當選市長後所遺留下來的立委補選戰,並成功進入立法院後,本來就存在「短時間內領了2筆選舉補助款」爭議的她,問政更是益加張狂倒錯,除了繼續追擊她眼中的所謂學術倫理爭議以外,她還夥同徐巧芯等同黨民代,以及民眾黨總統被提名人柯文哲等人,對南部的建設,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的部份,展開諸多惡質無實的攻擊,從前鎮漁港改建案打到鼓山魚市場、又從屏東棒球場打到屏東停車場,可以說是火力四射。

但,「基泰大直」塌陷案爆發後,社會大眾才知道「原來王鴻薇曾經在基泰建設爆發吸金案後,還分別在市議員連任及立委補選中,各收受1筆該建設的政治獻金、總額達30萬元之譜」(更別提她還公開承認其中一筆是有人用基泰的名義轉贈的,很明顯有觸犯政治獻金法的嫌疑),也才因此知道「王鴻薇貴為另類不分區立委,可以海巡到高雄跟屏東的建設去,卻竟然連選區內有民眾持續陳情『基泰大直』建案問題的事情,都可以置若罔聞似的」,雖然她在政治獻金的戰場方面,旋即拉上在市議員選戰中、基泰吸金案爆發前,也收過基泰建設政治獻金的民進黨2位市議員—簡舒培與王閔生,泛藍10名市議員拿到基泰的政治獻金,終究是遠遠多於民進黨的情況,不僅使她無法繼續轉移焦點,泛藍媒體「基泰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的輿論風向操作,也因此趨於徒勞無功。不管她的死忠支持層,會不會關心她的這些問題,但她面對不同問題嘴臉的落差、以及背後的政商關係,都有進一步批判或甚至追查下去的必要。

而郭台銘在案發後,宣稱「只有他敢對建商強硬」,以及朱立倫判斷「『基泰大直』案的嚴重性及社會關注度,應該還不會超過雞蛋進口的爭議」,則像是跟本案關係並不密切、但卻想要獲得鎂光燈關注的局外人,為了總統等大選戰場,而借題發揮或插花硬凹的表演,不僅沒有營養可言、同時也解決不了真正重要的問題。

一場人禍,照出台北市結束柯文哲的8年市長任期後、仍然存在大小弊病與未爆彈的諸多問題,同時也照出其他泛藍政治人物的眾生相,希望台灣人在大選的抉擇關口,可以藉此看清他們的本性、並且藉此形成或強化自己關於「這些政治人物是否值得民意付託」的心證,以讓自己做出正確的、不會後悔的選擇。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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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6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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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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