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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大直民宅塌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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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晚間,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一帶,當地一處2022年7月開工、由基泰建設擔任起造人的建案—「基泰大直」,在當天稍早開挖該案地下室時,由於連續壁變形、開挖面隆起的緣故,導致不僅鄰近該案的多處公寓,陸續出現房屋傾斜、甚至塌陷到「2樓變1樓、1樓變地下室」程度的事故,一旁的道明外僑學校,校舍圍牆與操場也出現明顯龜裂。事發後,台北市政府緊急介入,除了調派工程車輛前來現場補強地基,並緊急撤離房屋發生傾斜及塌陷狀況的當地住戶,累計已有至少201戶的464名居民被撤離、轉往他處安置,搶救當地地基、避免塌陷的補強作業,仍然持續進行當中,但受災區域及遭影響的房屋戶數,仍然有進一步擴大的危機。

事故發生後,追究原因與責任、避免再犯,則是問題的重點。

就直接成因而言,台北市自今年年初以來,加上這次大直街的事故,一共發生至少6起的路面塌陷,整理成因後可以發現,有3起係因「因為與水有關的各種管線出問題,導致地下水沖刷路基、路基流失」(7月8~10日,大同區南京西路;8月18日南港區南港路;8月19日,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另有3起則是因為新建案施工所導致(除了9月7日的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事故以外,第1起發生在5月13日的信義區崇德街,與本次事故一樣,都跟新建案開挖地下室及施作連續壁有關,第2起則發生在8月20日的萬華區昆明街),可以說件數不相上下。

了解成因並整理後,接下來就是解決問題。

管線整備、防止因為管線漏水而掏空路基的問題,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擬有對策,以防堵類似事態再度發生,但因為這部份不是本文所要進一步研討的領域,因此暫且略而不論;但針對「新建案施工(特別是興建地下室的連續壁等設施)出錯,導致連續壁等設施滲漏或破裂、進而引發週邊塌陷」的部份,市府相關機關單位若能有積極作為,原本可以將危機消弭於發生之前,但,蔣市府卻要等到問題發生後,才會進行通盤檢討,這樣的作法是否明智?就很有斟酌的空間。因此,北市府建管處宣稱「將從11日起,針對市內開挖中的工地,委託建築師等4大公會展開全面清查、評估工地有無公共安全風險,預計1個禮拜內可以檢查完畢,若有疑慮將勒令建案停工、責令工地進行改善」,與其說是單純的通案檢討,更像是速效式的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以外,就本案前因後果展開全面性的探明,也是相當重要的事情。目前已知的情況是這樣的:

1.「『基泰大直』建案基地的鄰近住戶,什麼時候發現狀況開始明顯不對勁,進而開始出現在社區內張貼公告、相互提醒,甚至是向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展開陳情等等的舉措」,住戶方面宣稱的起始點是距今大約8個月前,但台北市政府建管處卻認為是在今年4~5月間,雙方的認知及陳述顯有出入。

2.而台北市政府處理建案損鄰事件的行政規則,以柯文哲擔任市長的第二任期最後一年—2022年—的2月為分水嶺,變化如下:

在2022年2月以前,台北市政府在核發建商施工執照前,並沒有強制建商辦理鄰房現況鑑定,因此導致若建案開工後、鄰房出現損害時,不僅無法有效判定損鄰事件的成因,損害賠償責任歸屬與追索也變得麻煩起來。

20222年2月,柯市府的建管處美其名宣稱有鑑於舊制存在問題,為在損鄰事件發生後,權責機關單位能夠更有效、迅速地確定責任歸屬,遂頒訂新修正的「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以下簡稱「處理規則」),在修正後的「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款中,規定建商若領有建造等執照時,除同條第2項的例外情況以外,必須在申報放樣勘驗(確定房屋樑柱、承重牆等結構在建地的具體位置後,向建管處申請檢驗,通過後才能進行後續施工作業)前,委由鑑定機構辦理包含鄰屋狀態在內的現況鑑定、並取得鑑定報告。而若建商該新建案未納入辦理現況鑑定、並發生損鄰事故時,不能僅以承造人(建案承包的營造商)的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方的初步鑑定及簽核為準,而需要交由第三方公正鑑定機構,來判定鄰損事件的責任歸屬。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

柯文哲時代的台北市政府,整體來說有「將專業面責任判斷讓渡給相關公會、讓建管處成為這些公會的橡皮圖章」的傾向,而這樣的傾向,到了柯市府宣稱「修正後應該會有所改善」的該「處理規則」,則更有讓建方(包含起造人及承造人)、夥同監造方自為損鄰事件初步判定的問題。在受損疑義戶向都發局申請協調損鄰疑義事件(同規則第5條第1項)、獲都發局受理後,初步安全認定書及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竟然都是由建方會同監造方自為,並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方簽章後,送交都發局備查(以上為同規則第6條第1項),而都發局及建管處,就有鄰損爭議建案的後續處理,則以初步安全認定書「有無危害鄰房公共安全」的認定為準,只要初步安全認定書宣稱該建案並無危害,則建築工程就能繼續施工,可以說在鄰損爭議事件當中,都發局與建管處已經淪為建方及監造方的橡皮圖章。

再回到「基泰大直」的問題本身。

基泰大直是去年2022年7月才開工的建案,理應適用現行「處理規則」,且因該建案應無處理規則第4條第2項所規定「無須在申請放樣勘驗前為鄰損鑑定」的3項例外狀況適用,因此,按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的規定,基泰大直應該在向都發局申請放樣勘驗時,一併向都發局提出包含近鄰屋狀況在內的鑑定報告。

而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與其所轄的建管處,在本案的角色如何,則很有探究的餘地。

根據建管處虞積學處長的說法,該處似乎是在今年4~5月間,接獲基泰大直近鄰住戶申請、請求建管處與都發局協調損鄰事件後,才開始鑑定該建案的損鄰情況。但,建管處接獲申請後的處理,卻很像是在既有處理規則的基礎上,更加地虛應故事,在本案發生後,建管處長一方面宣稱「該工地到目前為止,正式收到2次書面陳情損鄰紀錄,但當時工地還未開挖、結構技士戡驗判斷問題不大,實際開挖後未收到陳情」,另一方面宣稱「4~5月間收到陳情後,實際在(廠商)開挖(連續壁)的過程,就沒有再收到正式的書面陳情記錄,當時並沒開挖,到底是不是有什麼變化,需要回頭來看、會去調當時的建設紀錄,損害前跟損害後當時的建設紀錄可能就會顯示是否有變化」。

而在建方與承造方進行會勘、做成「初步安全認定書」等文件以後,都發局更在7月6日逕行發函給陳情住戶,宣稱「經會勘標的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依據該處理規則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做成「建案可以繼續施工」的判斷,固然從形式外觀而言,都發局的作法並沒有違反該處理規則的規定,但都發局准許「基泰大直」繼續施工,卻可以被理解為是2個月後發生本次事故的原因。

事發後,幾位泛藍政治人物的反應,可以說是「各有千秋」。

蔣萬安市長為首的台北市府團隊,看似將重心放在救災、復原及究責的方面,但稍加探究則充滿玄機。

雖然蔣萬安在事發後,裁示展開現場灌漿等避免災情進一步擴大的作業、劃定封鎖區,將受災民眾先行安置到旅館等住宿地點、發放慰問金,並規劃長期安置及公辦都更等事宜,看似很有模有樣;不過,另一方面,固然作為建方的起造人基泰建設與承造本案的福益營造,就本案發生難辭其咎,但他究責或展現強硬一面的對象,卻只有建方這2間公司,至今均未觸及到台北市政府的部份,這樣的作法是否周全,則很有商榷的餘地。

事發後的3天之間,基泰建設一方面在8日早上發布聲明,宣稱將不會推卸相關責任,並將盡最大努力慰問、關懷並協助安置受災戶,在台北市的7處建案,也或自主、或由台北市政府強力介入,在名義上已經全部停工(但仍有零星建案被市議員揭發稱「實際上仍在進行施工作業」就是了),蔣萬安並在8日傍晚,針對基泰建設發放慰問金、卻疑似夾帶「合建意向書」的問題,宣稱「基泰建設跟福益營造若不負責,將來休想在台北市動工任何一案」,稍後並由建管處針對建方2公司開罰共27萬元。不過,基泰建設的總經理在9日中午,並未如約前往現場與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商討安置及賠償等事宜,則讓台北市政府對該公司態度有更加強硬的理由,於是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奉蔣萬安指示,在9日晚間向台北地院遞狀、聲請假扣押基泰建設名下6195萬元資產,10日更將發動第2波假扣押行動。

蔣萬安市府這一系列的動作,在不明究理、並沒有稍微深入探究北市府一側責任的一般民眾,特別是對蔣萬安有所幻想的泛藍選民眼中,可以說是樹立了泛藍中興少主的威風。

但,恕筆者直言,這次事件的發生,充分顯示蔣市府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1.在當選並就任台北市長以前,僅擔任大約1屆半多一點、為時約6年10個多月的立法委員,欠缺相當行政經驗的蔣萬安,在宛如管家般的李四川等人輔佐下,固然可以勉強維持市政日常運作,但以蔣萬安與其團隊接手至今8個多月的表現來看,很顯然並不像是「能夠充分且全面盤點柯市府所留下的、遍及市政各方面領域的遺產」的樣子,因此不僅捷運系統仍然沒有恢復穩定(光是最近這1個禮拜內,北捷劍潭站及石牌站就陸續發生列車故障、冒出濃煙,導致必須緊急疏散乘客的事故),更讓柯市府時代所擬定、極端有利於建商一方的建案鄰損相關規則,繼續存留於蔣萬安時代的台北市府內,這不能不說是蔣市府的一大盲點,還有多少未爆彈?更難以逆料。

2.而蔣萬安不僅沒有充分打好基本功,也沒有充分解消柯文哲市府時代的積弊,更寧願違背競選承諾、也要繼續與中國上海市方面合辦今年度的雙城論壇,並親自率團前往中國訪問,一副為所謂兩岸和平、對話及商業活動請命的情況,則代表蔣萬安急於接手柯文哲時代所遺留下來、但柯文哲在卸任後無法充分移轉的跨海峽政商集團網絡,這樣的作法也顯得蔣萬安市府未免太過本末倒置。如果將來台北市再因為類似的問題結構,而引發更大規模的公共安全等事件,不知蔣萬安將如何應對?真的都不會遇到個人政治生涯的重大危機嗎?

至於泛藍其他政治人物的眾生相,更是令人不堪聞問。

特別是作為選區立委的王鴻薇,從去年年底連任市議員後,旋即接受中國國民黨徵召、投入蔣萬安當選市長後所遺留下來的立委補選戰,並成功進入立法院後,本來就存在「短時間內領了2筆選舉補助款」爭議的她,問政更是益加張狂倒錯,除了繼續追擊她眼中的所謂學術倫理爭議以外,她還夥同徐巧芯等同黨民代,以及民眾黨總統被提名人柯文哲等人,對南部的建設,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的部份,展開諸多惡質無實的攻擊,從前鎮漁港改建案打到鼓山魚市場、又從屏東棒球場打到屏東停車場,可以說是火力四射。

但,「基泰大直」塌陷案爆發後,社會大眾才知道「原來王鴻薇曾經在基泰建設爆發吸金案後,還分別在市議員連任及立委補選中,各收受1筆該建設的政治獻金、總額達30萬元之譜」(更別提她還公開承認其中一筆是有人用基泰的名義轉贈的,很明顯有觸犯政治獻金法的嫌疑),也才因此知道「王鴻薇貴為另類不分區立委,可以海巡到高雄跟屏東的建設去,卻竟然連選區內有民眾持續陳情『基泰大直』建案問題的事情,都可以置若罔聞似的」,雖然她在政治獻金的戰場方面,旋即拉上在市議員選戰中、基泰吸金案爆發前,也收過基泰建設政治獻金的民進黨2位市議員—簡舒培與王閔生,泛藍10名市議員拿到基泰的政治獻金,終究是遠遠多於民進黨的情況,不僅使她無法繼續轉移焦點,泛藍媒體「基泰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的輿論風向操作,也因此趨於徒勞無功。不管她的死忠支持層,會不會關心她的這些問題,但她面對不同問題嘴臉的落差、以及背後的政商關係,都有進一步批判或甚至追查下去的必要。

而郭台銘在案發後,宣稱「只有他敢對建商強硬」,以及朱立倫判斷「『基泰大直』案的嚴重性及社會關注度,應該還不會超過雞蛋進口的爭議」,則像是跟本案關係並不密切、但卻想要獲得鎂光燈關注的局外人,為了總統等大選戰場,而借題發揮或插花硬凹的表演,不僅沒有營養可言、同時也解決不了真正重要的問題。

一場人禍,照出台北市結束柯文哲的8年市長任期後、仍然存在大小弊病與未爆彈的諸多問題,同時也照出其他泛藍政治人物的眾生相,希望台灣人在大選的抉擇關口,可以藉此看清他們的本性、並且藉此形成或強化自己關於「這些政治人物是否值得民意付託」的心證,以讓自己做出正確的、不會後悔的選擇。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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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6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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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一審被判處17年徒刑,這個結果的政治意義遠超過單一案件本身。它不只是司法事件,而是一個直接衝擊台灣政黨結構與選民心理的轉折點。當一個曾以「第三勢力」、「清廉政治」、「反藍綠」為號召的核心人物,在一審階段就面臨如此重判,其象徵的並不只是個人政治生命的危機,而是整個第三勢力敘事是否還能成立的根本挑戰。 這起判決最直接的影響,是對支持者信任結構的動搖。過去民眾黨的支持基礎,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對傳統政黨的不滿,以及對「相對乾淨」政治形象的期待。一旦這個形象被司法認定為存在重大瑕疵,即使案件尚未定讞,政治上的信任折損已經發生。對支持者而言,接下來的選擇將變得困難:是相信這是政治迫害,還是接受司法結果反映某種事實。這種認知分裂,往往比單純的支持流失更具破壞性,因為它會讓支持群體內部開始出現裂痕。 同時,民眾黨內部也面臨結構性問題。柯文哲長期以來不只是黨主席,更是品牌本身。黨的論述、動員與媒體關注度高度集中於個人,一旦這個核心失去行動能力或政治正當性,組織就會迅速暴露出「去中心化能力不足」的問題。這種情況在選舉即將到來時尤其致命,因為地方選舉需要的是穩定的組織動員與清晰的候選人論述,而不是依賴單一領袖的聲量輸出。 然而,將這一切簡化為「第三勢力的終結」仍過於武斷。更準確的說法是,第三勢力正在被迫進入重組階段。原因在於,第三勢力之所以存在,本來就不是因為某一個人,而是因為一部分選民對既有藍綠結構的不滿仍然存在。這種不滿並不會因為一個領袖的倒下而消失,而是會尋找新的承載者。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第三勢力會不會消失,而在於它會以什麼形式重組,以及誰能在這個空缺中建立新的政治敘事。 這也讓2026地方大選的變數顯著增加。對藍綠兩大陣營而言,短期內看似有機會吸納部分游離選票,但同時也面臨新的競爭風險。若第三勢力重新整合出新的領導核心,或由既有政治人物填補空白,那麼選民結構可能再次出現重組。特別是在都會區與年輕選民之間,對「非傳統選項」的需求仍然存在,只是信任門檻將被大幅提高。 此外,這起案件的另一層影響,是對司法與政治關係的再度拉扯。民眾黨將判決定調為「政治干預」,而反對者則視其為司法正義的展現。這種對立不只是輿論分歧,更可能進一步強化社會對司法結果的選擇性接受。當司法判決被不同陣營賦予完全相反的政治意義時,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就會面臨長期消耗。這種消耗不會立即顯現,但會在未來類似事件中逐步累積,最終影響整體民主運作的穩定性。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柯文哲案揭示的是台灣政治的一個長期矛盾:選民一方面期待新政治與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對權力運作中的灰色地帶高度敏感。一旦新興政治力量無法維持其道德高度,就會比傳統政黨承受更劇烈的反彈。這意味著,未來任何試圖承接第三勢力位置的政治人物,都必須面對更嚴格的檢驗標準。 因此,這場判決真正改變的,不只是某一場選舉的勝負,而是整個政治競爭的門檻。第三勢力並未消失,但其運作空間已被重新定義。未來能夠存活下來的,不再只是擁有反體制口號的政黨,而是能在制度內運作同時維持高度透明與信任的政治組織。對選民而言,這也是一次重新思考政治選擇的契機:當情緒動員與形象敘事逐漸失效時,最終留下來的,將是對制度與責任的更嚴格要求。 作者: 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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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把荷姆茲海峽說成「川普海峽」,表面上看像是一場荒謬失言,實際上卻更像是當代地緣政治最典型的表演性權力操作。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到底是不是口誤,而是這種發言在當前中東局勢與全球能源市場高度緊張的背景下,為何能迅速成為市場與輿論關注焦點。這說明一件事:在 2026 年的國際政治裡,戰略不只靠軍事與制裁,也靠語言、符號與注意力來塑造現實。 荷姆茲海峽從來不是普通水道,而是全球能源秩序的神經中樞。只要這條海峽出現封鎖、半封鎖或軍事威脅,全球油價、航運保費、供應鏈成本與通膨預期都會同步受到影響。因此,當川普把這條水道與自己的名字綁在一起,這就不只是地理名稱錯置,而是一種極具川普風格的權力宣示:把國際秩序個人化,把戰略空間品牌化,讓外界下意識接受一個訊號——這條水道的命運,與他的決策意志直接綁定。 這種做法的本質,是將複雜的國際衝突簡化成一個可被媒體與群眾快速吸收的戲劇化符號。對川普而言,這種操作極其有效。因為他並不需要透過冗長外交聲明去塑造立場,只要一句荒唐卻高度可傳播的話,就能在全球社群、新聞與金融市場裡製造波紋。這種發言看似輕浮,實際上卻具備一種精準的傳播功能:它把原本嚴肅且難以理解的中東危機,轉化為一個人人都能轉述、評論與消費的政治事件。 但這種「娛樂化外交」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讓大家笑,而是讓市場短暫鬆動。當外界原本高度聚焦於「4 月 6 日之前會不會真的開戰」、「伊朗能源設施會不會被打」、「荷姆茲海峽會不會完全失能」這類高壓議題時,一句「川普海峽」突然把焦點拉向語言、人格與表演性,等於把部分市場恐慌從「立即軍事升級」暫時轉移成「川普又在演什麼」。這種轉移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戰工具。 也就是說,這不只是失言,而更像是一種低成本降壓手段。它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但成功讓市場短暫從「即將全面攤牌」的直線思考,轉向「也許這又是一次川普式極限施壓表演」的模糊判斷。對油價來說,這種模糊性有時反而足以創造短暫的橫盤與觀望空間。因為市場最怕的是明確壞消息,而不是荒謬訊號。荒謬訊號雖然讓人不安,但也會讓部分交易者暫時押注「他可能還不會真的打」。 這也正是為什麼 PTT 與社群上出現「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這類戲謔評價,卻不代表川普真的失去操作空間。相反地,這種看似被嘲諷的形象,反而可能成為他的戰略資產之一。因為只要外界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又在虛張聲勢,他就獲得了一個額外的模糊區域,可以繼續施壓、延後、測試市場與盟友反應,同時避免立刻承擔全面升級的代價。 從伊朗角度來看,「川普海峽」這種說法則帶有另一層威脅意味。因為它暗示的不是美國是否正式接管這條海峽,而是華府是否試圖在話語層面先完成控制權宣示。這對伊朗而言,是極具侮辱性與挑釁意味的訊號。因為荷姆茲海峽不只是能源通道,也是伊朗對外部世界保持戰略槓桿的重要資產。當美國總統用戲謔方式把它個人化,等於是在對伊朗說:你以為這是你的地緣籌碼,但在全球輿論與市場裡,我可以先替它重新命名。 因此,這場「口誤」真正反映的,不是川普講話隨便,而是當代國際政治已經高度進入「敘事競爭」時代。誰能命名、誰能定義、誰能把衝突說成自己的版本,誰就能在正式軍事與外交動作之前,先搶下部分主導權。這也是為什麼這種看似可笑的事件,其實不能只當成政治八卦看待。因為它直接說明:今天的地緣政治,早已不只是飛彈、油輪與外交照會的競爭,也是品牌、標籤與認知操控的競爭。 最終,「川普海峽」這句話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真的會變成地圖上的新名稱,而是因為它讓人看見一個更真實的現代政治現象:當世界進入高風險、高媒體化、高個人化的國際秩序後,語言本身就能成為戰略資產。命名,不再只是命名;它本身就是權力的一部分。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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