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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大直民宅塌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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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晚間,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一帶,當地一處2022年7月開工、由基泰建設擔任起造人的建案—「基泰大直」,在當天稍早開挖該案地下室時,由於連續壁變形、開挖面隆起的緣故,導致不僅鄰近該案的多處公寓,陸續出現房屋傾斜、甚至塌陷到「2樓變1樓、1樓變地下室」程度的事故,一旁的道明外僑學校,校舍圍牆與操場也出現明顯龜裂。事發後,台北市政府緊急介入,除了調派工程車輛前來現場補強地基,並緊急撤離房屋發生傾斜及塌陷狀況的當地住戶,累計已有至少201戶的464名居民被撤離、轉往他處安置,搶救當地地基、避免塌陷的補強作業,仍然持續進行當中,但受災區域及遭影響的房屋戶數,仍然有進一步擴大的危機。

事故發生後,追究原因與責任、避免再犯,則是問題的重點。

就直接成因而言,台北市自今年年初以來,加上這次大直街的事故,一共發生至少6起的路面塌陷,整理成因後可以發現,有3起係因「因為與水有關的各種管線出問題,導致地下水沖刷路基、路基流失」(7月8~10日,大同區南京西路;8月18日南港區南港路;8月19日,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另有3起則是因為新建案施工所導致(除了9月7日的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事故以外,第1起發生在5月13日的信義區崇德街,與本次事故一樣,都跟新建案開挖地下室及施作連續壁有關,第2起則發生在8月20日的萬華區昆明街),可以說件數不相上下。

了解成因並整理後,接下來就是解決問題。

管線整備、防止因為管線漏水而掏空路基的問題,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擬有對策,以防堵類似事態再度發生,但因為這部份不是本文所要進一步研討的領域,因此暫且略而不論;但針對「新建案施工(特別是興建地下室的連續壁等設施)出錯,導致連續壁等設施滲漏或破裂、進而引發週邊塌陷」的部份,市府相關機關單位若能有積極作為,原本可以將危機消弭於發生之前,但,蔣市府卻要等到問題發生後,才會進行通盤檢討,這樣的作法是否明智?就很有斟酌的空間。因此,北市府建管處宣稱「將從11日起,針對市內開挖中的工地,委託建築師等4大公會展開全面清查、評估工地有無公共安全風險,預計1個禮拜內可以檢查完畢,若有疑慮將勒令建案停工、責令工地進行改善」,與其說是單純的通案檢討,更像是速效式的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以外,就本案前因後果展開全面性的探明,也是相當重要的事情。目前已知的情況是這樣的:

1.「『基泰大直』建案基地的鄰近住戶,什麼時候發現狀況開始明顯不對勁,進而開始出現在社區內張貼公告、相互提醒,甚至是向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展開陳情等等的舉措」,住戶方面宣稱的起始點是距今大約8個月前,但台北市政府建管處卻認為是在今年4~5月間,雙方的認知及陳述顯有出入。

2.而台北市政府處理建案損鄰事件的行政規則,以柯文哲擔任市長的第二任期最後一年—2022年—的2月為分水嶺,變化如下:

在2022年2月以前,台北市政府在核發建商施工執照前,並沒有強制建商辦理鄰房現況鑑定,因此導致若建案開工後、鄰房出現損害時,不僅無法有效判定損鄰事件的成因,損害賠償責任歸屬與追索也變得麻煩起來。

20222年2月,柯市府的建管處美其名宣稱有鑑於舊制存在問題,為在損鄰事件發生後,權責機關單位能夠更有效、迅速地確定責任歸屬,遂頒訂新修正的「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以下簡稱「處理規則」),在修正後的「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款中,規定建商若領有建造等執照時,除同條第2項的例外情況以外,必須在申報放樣勘驗(確定房屋樑柱、承重牆等結構在建地的具體位置後,向建管處申請檢驗,通過後才能進行後續施工作業)前,委由鑑定機構辦理包含鄰屋狀態在內的現況鑑定、並取得鑑定報告。而若建商該新建案未納入辦理現況鑑定、並發生損鄰事故時,不能僅以承造人(建案承包的營造商)的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方的初步鑑定及簽核為準,而需要交由第三方公正鑑定機構,來判定鄰損事件的責任歸屬。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

柯文哲時代的台北市政府,整體來說有「將專業面責任判斷讓渡給相關公會、讓建管處成為這些公會的橡皮圖章」的傾向,而這樣的傾向,到了柯市府宣稱「修正後應該會有所改善」的該「處理規則」,則更有讓建方(包含起造人及承造人)、夥同監造方自為損鄰事件初步判定的問題。在受損疑義戶向都發局申請協調損鄰疑義事件(同規則第5條第1項)、獲都發局受理後,初步安全認定書及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竟然都是由建方會同監造方自為,並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方簽章後,送交都發局備查(以上為同規則第6條第1項),而都發局及建管處,就有鄰損爭議建案的後續處理,則以初步安全認定書「有無危害鄰房公共安全」的認定為準,只要初步安全認定書宣稱該建案並無危害,則建築工程就能繼續施工,可以說在鄰損爭議事件當中,都發局與建管處已經淪為建方及監造方的橡皮圖章。

再回到「基泰大直」的問題本身。

基泰大直是去年2022年7月才開工的建案,理應適用現行「處理規則」,且因該建案應無處理規則第4條第2項所規定「無須在申請放樣勘驗前為鄰損鑑定」的3項例外狀況適用,因此,按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的規定,基泰大直應該在向都發局申請放樣勘驗時,一併向都發局提出包含近鄰屋狀況在內的鑑定報告。

而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與其所轄的建管處,在本案的角色如何,則很有探究的餘地。

根據建管處虞積學處長的說法,該處似乎是在今年4~5月間,接獲基泰大直近鄰住戶申請、請求建管處與都發局協調損鄰事件後,才開始鑑定該建案的損鄰情況。但,建管處接獲申請後的處理,卻很像是在既有處理規則的基礎上,更加地虛應故事,在本案發生後,建管處長一方面宣稱「該工地到目前為止,正式收到2次書面陳情損鄰紀錄,但當時工地還未開挖、結構技士戡驗判斷問題不大,實際開挖後未收到陳情」,另一方面宣稱「4~5月間收到陳情後,實際在(廠商)開挖(連續壁)的過程,就沒有再收到正式的書面陳情記錄,當時並沒開挖,到底是不是有什麼變化,需要回頭來看、會去調當時的建設紀錄,損害前跟損害後當時的建設紀錄可能就會顯示是否有變化」。

而在建方與承造方進行會勘、做成「初步安全認定書」等文件以後,都發局更在7月6日逕行發函給陳情住戶,宣稱「經會勘標的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依據該處理規則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做成「建案可以繼續施工」的判斷,固然從形式外觀而言,都發局的作法並沒有違反該處理規則的規定,但都發局准許「基泰大直」繼續施工,卻可以被理解為是2個月後發生本次事故的原因。

事發後,幾位泛藍政治人物的反應,可以說是「各有千秋」。

蔣萬安市長為首的台北市府團隊,看似將重心放在救災、復原及究責的方面,但稍加探究則充滿玄機。

雖然蔣萬安在事發後,裁示展開現場灌漿等避免災情進一步擴大的作業、劃定封鎖區,將受災民眾先行安置到旅館等住宿地點、發放慰問金,並規劃長期安置及公辦都更等事宜,看似很有模有樣;不過,另一方面,固然作為建方的起造人基泰建設與承造本案的福益營造,就本案發生難辭其咎,但他究責或展現強硬一面的對象,卻只有建方這2間公司,至今均未觸及到台北市政府的部份,這樣的作法是否周全,則很有商榷的餘地。

事發後的3天之間,基泰建設一方面在8日早上發布聲明,宣稱將不會推卸相關責任,並將盡最大努力慰問、關懷並協助安置受災戶,在台北市的7處建案,也或自主、或由台北市政府強力介入,在名義上已經全部停工(但仍有零星建案被市議員揭發稱「實際上仍在進行施工作業」就是了),蔣萬安並在8日傍晚,針對基泰建設發放慰問金、卻疑似夾帶「合建意向書」的問題,宣稱「基泰建設跟福益營造若不負責,將來休想在台北市動工任何一案」,稍後並由建管處針對建方2公司開罰共27萬元。不過,基泰建設的總經理在9日中午,並未如約前往現場與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商討安置及賠償等事宜,則讓台北市政府對該公司態度有更加強硬的理由,於是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奉蔣萬安指示,在9日晚間向台北地院遞狀、聲請假扣押基泰建設名下6195萬元資產,10日更將發動第2波假扣押行動。

蔣萬安市府這一系列的動作,在不明究理、並沒有稍微深入探究北市府一側責任的一般民眾,特別是對蔣萬安有所幻想的泛藍選民眼中,可以說是樹立了泛藍中興少主的威風。

但,恕筆者直言,這次事件的發生,充分顯示蔣市府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1.在當選並就任台北市長以前,僅擔任大約1屆半多一點、為時約6年10個多月的立法委員,欠缺相當行政經驗的蔣萬安,在宛如管家般的李四川等人輔佐下,固然可以勉強維持市政日常運作,但以蔣萬安與其團隊接手至今8個多月的表現來看,很顯然並不像是「能夠充分且全面盤點柯市府所留下的、遍及市政各方面領域的遺產」的樣子,因此不僅捷運系統仍然沒有恢復穩定(光是最近這1個禮拜內,北捷劍潭站及石牌站就陸續發生列車故障、冒出濃煙,導致必須緊急疏散乘客的事故),更讓柯市府時代所擬定、極端有利於建商一方的建案鄰損相關規則,繼續存留於蔣萬安時代的台北市府內,這不能不說是蔣市府的一大盲點,還有多少未爆彈?更難以逆料。

2.而蔣萬安不僅沒有充分打好基本功,也沒有充分解消柯文哲市府時代的積弊,更寧願違背競選承諾、也要繼續與中國上海市方面合辦今年度的雙城論壇,並親自率團前往中國訪問,一副為所謂兩岸和平、對話及商業活動請命的情況,則代表蔣萬安急於接手柯文哲時代所遺留下來、但柯文哲在卸任後無法充分移轉的跨海峽政商集團網絡,這樣的作法也顯得蔣萬安市府未免太過本末倒置。如果將來台北市再因為類似的問題結構,而引發更大規模的公共安全等事件,不知蔣萬安將如何應對?真的都不會遇到個人政治生涯的重大危機嗎?

至於泛藍其他政治人物的眾生相,更是令人不堪聞問。

特別是作為選區立委的王鴻薇,從去年年底連任市議員後,旋即接受中國國民黨徵召、投入蔣萬安當選市長後所遺留下來的立委補選戰,並成功進入立法院後,本來就存在「短時間內領了2筆選舉補助款」爭議的她,問政更是益加張狂倒錯,除了繼續追擊她眼中的所謂學術倫理爭議以外,她還夥同徐巧芯等同黨民代,以及民眾黨總統被提名人柯文哲等人,對南部的建設,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的部份,展開諸多惡質無實的攻擊,從前鎮漁港改建案打到鼓山魚市場、又從屏東棒球場打到屏東停車場,可以說是火力四射。

但,「基泰大直」塌陷案爆發後,社會大眾才知道「原來王鴻薇曾經在基泰建設爆發吸金案後,還分別在市議員連任及立委補選中,各收受1筆該建設的政治獻金、總額達30萬元之譜」(更別提她還公開承認其中一筆是有人用基泰的名義轉贈的,很明顯有觸犯政治獻金法的嫌疑),也才因此知道「王鴻薇貴為另類不分區立委,可以海巡到高雄跟屏東的建設去,卻竟然連選區內有民眾持續陳情『基泰大直』建案問題的事情,都可以置若罔聞似的」,雖然她在政治獻金的戰場方面,旋即拉上在市議員選戰中、基泰吸金案爆發前,也收過基泰建設政治獻金的民進黨2位市議員—簡舒培與王閔生,泛藍10名市議員拿到基泰的政治獻金,終究是遠遠多於民進黨的情況,不僅使她無法繼續轉移焦點,泛藍媒體「基泰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的輿論風向操作,也因此趨於徒勞無功。不管她的死忠支持層,會不會關心她的這些問題,但她面對不同問題嘴臉的落差、以及背後的政商關係,都有進一步批判或甚至追查下去的必要。

而郭台銘在案發後,宣稱「只有他敢對建商強硬」,以及朱立倫判斷「『基泰大直』案的嚴重性及社會關注度,應該還不會超過雞蛋進口的爭議」,則像是跟本案關係並不密切、但卻想要獲得鎂光燈關注的局外人,為了總統等大選戰場,而借題發揮或插花硬凹的表演,不僅沒有營養可言、同時也解決不了真正重要的問題。

一場人禍,照出台北市結束柯文哲的8年市長任期後、仍然存在大小弊病與未爆彈的諸多問題,同時也照出其他泛藍政治人物的眾生相,希望台灣人在大選的抉擇關口,可以藉此看清他們的本性、並且藉此形成或強化自己關於「這些政治人物是否值得民意付託」的心證,以讓自己做出正確的、不會後悔的選擇。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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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6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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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圓周率日(Pi Day)本該是理科浪漫的節日,但每到這一天,台灣社群總會冒出「108課綱害數學變差」的焦慮。要判斷台灣學生的數學競爭力是否下滑,不能只看體感,也不能只看單一排名,而要拆成三件事:整體表現、高低分群落差、以及教學現場的執行摩擦。 先看國際成績,台灣並沒有「全面崩壞」。OECD的PISA 2022資料顯示,台灣學生在數學、閱讀、科學都高於OECD平均,且數學達到高成就(Level 5或6)的比例約32%,遠高於OECD平均的9%。 這代表台灣的頂端能力仍強,理科底盤並未瓦解。TIMSS 2023也呈現相似訊號:教育部公布台灣四、八年級數學成就皆排名全球第二。 真正讓「能力下滑」這句話有市場的,是第二件事:落差在擴大。PISA 2022的分析指出,台灣高分群(PR90)分數相比上屆顯著上升,但低分群(PR10)沒有顯著進步,甚至略退,導致整體差距再度拉開。 換句話說,台灣不是整體變差,而是「強者更強、弱者停滯」,因此在班級現場就會出現更明顯的斷層:一端可以做競賽題與開放探究,另一端連基本運算與符號理解都吃力。這種結構很容易被家長與老師解讀為「數學變難教、學生變不會算」,進而把矛頭指向課綱。 第三件事是教學現場的摩擦點。108課綱強調素養、情境與解決問題能力,本意是把數學從「刷題」拉回理解與應用,但當評量、進度與升學壓力仍在,老師就會陷入兩難:要花時間做素養引導,還是要確保學生能在考試裡把分數算出來。課綱文件本身就強調跨域能力與基本能力並重,但現場往往被迫二選一。 若學校資源不足、班級程度差距大,素養課容易被簡化成「講故事」,而基本練習量又被壓縮,最後出現的不是更高層次的數學思維,而是「會講但不穩」的尷尬。 Pi Day的意義其實提供了對策方向:圓周率不是記憶比賽,而是把測量、近似、誤差與推理串成一套模型。台灣要守住理科根基,不是回到純計算,也不是只做情境,而是把兩者重新黏合:用最小可行的基礎訓練確保運算與符號熟練,再用可追溯的推理流程去承接素養題。數位工具與AI可以當作「檢查推理、生成練習、補救診斷」的輔助,但不能替代基本運算肌力,否則斷層只會更擴大。 結論是:台灣數學並非全面下滑,而是落差擴大與現場摩擦加劇;若不把補救、分層與基本技能訓練制度化,下一個危機不是拿不到奧林匹亞金牌,而是更多學生在國中階段就失去理解數學的入口。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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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WBC預賽結束,中華隊2勝2敗、包含擊敗韓國的高光時刻,最終仍因「失分率」微差止步。這種結局最容易被簡化成「規則太殘酷」或「賽程太硬」,但真正值得深挖的是:短期盃賽的勝負邏輯,早已從「誰比較有天份」移向「誰比較會用數據管理風險」。失分率不是運氣,它是對「每一個出局數是否被最有效率地換回來」的終極考核。 台灣的強項其實很清楚:先發王牌不缺。像林昱珉這類具備國際級球威與投球品質的投手,足以在高壓環境把比賽拖進可控區間。但問題在短賽制永遠不是「前四局誰比較好」,而是「第五到第八局誰能把失分壓到最低」。當分組互咬、最後用失分率決定生死時,中繼與後援每一次四壞、每一次被長打、每一次換投延誤,都會被放大成不可逆的差距。台灣這次的遺憾,核心就在於牛棚穩定度與投手深度仍有結構性落差:不是沒有好投手,而是「能連續在高張力短休下維持品質的投手庫」不夠厚。 這裡就牽到所謂的「數據鴻溝」。美日職棒之所以能在國際賽用更少的失分換來更高的勝率,靠的不只是球員強,而是從平時就把球員當作可量測、可管理的系統。第一層是投球負荷管理:用球數、投球強度、恢復指標、疲勞曲線去規劃「誰能連投、誰必須休」,避免在賽程壓縮下出現臨場冒險。第二層是對戰情蒐:每位打者的熱區、追打率、兩好球策略、面對不同球種的預期揮棒行為,都可以轉成具體配球與守備站位。第三層是即時決策:以數據判斷投手「失速」不是靠肉眼感覺,而是用球速衰退、轉速掉落、出手點漂移、揮空率變化與擊球仰角分布,去決定換投的時間點。 台灣並非沒有進步。108課綱後,運動科學、體能、恢復與傷害預防的概念逐漸進到校園與球團,許多球員的身體素質與心理抗壓已明顯升級。但目前的瓶頸是「系統化程度」不足:中職與業餘體系之間的數據格式、追蹤標準、傷病紀錄與訓練資料不完全串接,導致國家隊在短時間集訓時,很難快速得到完整的投手使用地圖。換句話說,台灣在比賽當下做決策,仍有一部分仰賴經驗與直覺,而非整合式資料庫支援的機率管理。 失分率飲恨帶來的最重要省思,不是要更會「檢討戰犯」,而是要更會「降低失分風險」。若要把痛點變成改革方向,關鍵是建立國家隊等級的常設情蒐與傷病預警系統:平時即累積投手負荷、恢復數據與投球品質指標;國際賽前快速生成投手角色分工與使用上限;賽中用即時數據輔助換投與守備調整。當失分率成為門檻,唯一的解法就是把「每一分失分的機率」在平時就用科學壓下來。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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