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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大直民宅塌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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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晚間,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一帶,當地一處2022年7月開工、由基泰建設擔任起造人的建案—「基泰大直」,在當天稍早開挖該案地下室時,由於連續壁變形、開挖面隆起的緣故,導致不僅鄰近該案的多處公寓,陸續出現房屋傾斜、甚至塌陷到「2樓變1樓、1樓變地下室」程度的事故,一旁的道明外僑學校,校舍圍牆與操場也出現明顯龜裂。事發後,台北市政府緊急介入,除了調派工程車輛前來現場補強地基,並緊急撤離房屋發生傾斜及塌陷狀況的當地住戶,累計已有至少201戶的464名居民被撤離、轉往他處安置,搶救當地地基、避免塌陷的補強作業,仍然持續進行當中,但受災區域及遭影響的房屋戶數,仍然有進一步擴大的危機。

事故發生後,追究原因與責任、避免再犯,則是問題的重點。

就直接成因而言,台北市自今年年初以來,加上這次大直街的事故,一共發生至少6起的路面塌陷,整理成因後可以發現,有3起係因「因為與水有關的各種管線出問題,導致地下水沖刷路基、路基流失」(7月8~10日,大同區南京西路;8月18日南港區南港路;8月19日,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另有3起則是因為新建案施工所導致(除了9月7日的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事故以外,第1起發生在5月13日的信義區崇德街,與本次事故一樣,都跟新建案開挖地下室及施作連續壁有關,第2起則發生在8月20日的萬華區昆明街),可以說件數不相上下。

了解成因並整理後,接下來就是解決問題。

管線整備、防止因為管線漏水而掏空路基的問題,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擬有對策,以防堵類似事態再度發生,但因為這部份不是本文所要進一步研討的領域,因此暫且略而不論;但針對「新建案施工(特別是興建地下室的連續壁等設施)出錯,導致連續壁等設施滲漏或破裂、進而引發週邊塌陷」的部份,市府相關機關單位若能有積極作為,原本可以將危機消弭於發生之前,但,蔣市府卻要等到問題發生後,才會進行通盤檢討,這樣的作法是否明智?就很有斟酌的空間。因此,北市府建管處宣稱「將從11日起,針對市內開挖中的工地,委託建築師等4大公會展開全面清查、評估工地有無公共安全風險,預計1個禮拜內可以檢查完畢,若有疑慮將勒令建案停工、責令工地進行改善」,與其說是單純的通案檢討,更像是速效式的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以外,就本案前因後果展開全面性的探明,也是相當重要的事情。目前已知的情況是這樣的:

1.「『基泰大直』建案基地的鄰近住戶,什麼時候發現狀況開始明顯不對勁,進而開始出現在社區內張貼公告、相互提醒,甚至是向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展開陳情等等的舉措」,住戶方面宣稱的起始點是距今大約8個月前,但台北市政府建管處卻認為是在今年4~5月間,雙方的認知及陳述顯有出入。

2.而台北市政府處理建案損鄰事件的行政規則,以柯文哲擔任市長的第二任期最後一年—2022年—的2月為分水嶺,變化如下:

在2022年2月以前,台北市政府在核發建商施工執照前,並沒有強制建商辦理鄰房現況鑑定,因此導致若建案開工後、鄰房出現損害時,不僅無法有效判定損鄰事件的成因,損害賠償責任歸屬與追索也變得麻煩起來。

20222年2月,柯市府的建管處美其名宣稱有鑑於舊制存在問題,為在損鄰事件發生後,權責機關單位能夠更有效、迅速地確定責任歸屬,遂頒訂新修正的「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以下簡稱「處理規則」),在修正後的「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款中,規定建商若領有建造等執照時,除同條第2項的例外情況以外,必須在申報放樣勘驗(確定房屋樑柱、承重牆等結構在建地的具體位置後,向建管處申請檢驗,通過後才能進行後續施工作業)前,委由鑑定機構辦理包含鄰屋狀態在內的現況鑑定、並取得鑑定報告。而若建商該新建案未納入辦理現況鑑定、並發生損鄰事故時,不能僅以承造人(建案承包的營造商)的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方的初步鑑定及簽核為準,而需要交由第三方公正鑑定機構,來判定鄰損事件的責任歸屬。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

柯文哲時代的台北市政府,整體來說有「將專業面責任判斷讓渡給相關公會、讓建管處成為這些公會的橡皮圖章」的傾向,而這樣的傾向,到了柯市府宣稱「修正後應該會有所改善」的該「處理規則」,則更有讓建方(包含起造人及承造人)、夥同監造方自為損鄰事件初步判定的問題。在受損疑義戶向都發局申請協調損鄰疑義事件(同規則第5條第1項)、獲都發局受理後,初步安全認定書及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竟然都是由建方會同監造方自為,並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方簽章後,送交都發局備查(以上為同規則第6條第1項),而都發局及建管處,就有鄰損爭議建案的後續處理,則以初步安全認定書「有無危害鄰房公共安全」的認定為準,只要初步安全認定書宣稱該建案並無危害,則建築工程就能繼續施工,可以說在鄰損爭議事件當中,都發局與建管處已經淪為建方及監造方的橡皮圖章。

再回到「基泰大直」的問題本身。

基泰大直是去年2022年7月才開工的建案,理應適用現行「處理規則」,且因該建案應無處理規則第4條第2項所規定「無須在申請放樣勘驗前為鄰損鑑定」的3項例外狀況適用,因此,按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的規定,基泰大直應該在向都發局申請放樣勘驗時,一併向都發局提出包含近鄰屋狀況在內的鑑定報告。

而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與其所轄的建管處,在本案的角色如何,則很有探究的餘地。

根據建管處虞積學處長的說法,該處似乎是在今年4~5月間,接獲基泰大直近鄰住戶申請、請求建管處與都發局協調損鄰事件後,才開始鑑定該建案的損鄰情況。但,建管處接獲申請後的處理,卻很像是在既有處理規則的基礎上,更加地虛應故事,在本案發生後,建管處長一方面宣稱「該工地到目前為止,正式收到2次書面陳情損鄰紀錄,但當時工地還未開挖、結構技士戡驗判斷問題不大,實際開挖後未收到陳情」,另一方面宣稱「4~5月間收到陳情後,實際在(廠商)開挖(連續壁)的過程,就沒有再收到正式的書面陳情記錄,當時並沒開挖,到底是不是有什麼變化,需要回頭來看、會去調當時的建設紀錄,損害前跟損害後當時的建設紀錄可能就會顯示是否有變化」。

而在建方與承造方進行會勘、做成「初步安全認定書」等文件以後,都發局更在7月6日逕行發函給陳情住戶,宣稱「經會勘標的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依據該處理規則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做成「建案可以繼續施工」的判斷,固然從形式外觀而言,都發局的作法並沒有違反該處理規則的規定,但都發局准許「基泰大直」繼續施工,卻可以被理解為是2個月後發生本次事故的原因。

事發後,幾位泛藍政治人物的反應,可以說是「各有千秋」。

蔣萬安市長為首的台北市府團隊,看似將重心放在救災、復原及究責的方面,但稍加探究則充滿玄機。

雖然蔣萬安在事發後,裁示展開現場灌漿等避免災情進一步擴大的作業、劃定封鎖區,將受災民眾先行安置到旅館等住宿地點、發放慰問金,並規劃長期安置及公辦都更等事宜,看似很有模有樣;不過,另一方面,固然作為建方的起造人基泰建設與承造本案的福益營造,就本案發生難辭其咎,但他究責或展現強硬一面的對象,卻只有建方這2間公司,至今均未觸及到台北市政府的部份,這樣的作法是否周全,則很有商榷的餘地。

事發後的3天之間,基泰建設一方面在8日早上發布聲明,宣稱將不會推卸相關責任,並將盡最大努力慰問、關懷並協助安置受災戶,在台北市的7處建案,也或自主、或由台北市政府強力介入,在名義上已經全部停工(但仍有零星建案被市議員揭發稱「實際上仍在進行施工作業」就是了),蔣萬安並在8日傍晚,針對基泰建設發放慰問金、卻疑似夾帶「合建意向書」的問題,宣稱「基泰建設跟福益營造若不負責,將來休想在台北市動工任何一案」,稍後並由建管處針對建方2公司開罰共27萬元。不過,基泰建設的總經理在9日中午,並未如約前往現場與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商討安置及賠償等事宜,則讓台北市政府對該公司態度有更加強硬的理由,於是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奉蔣萬安指示,在9日晚間向台北地院遞狀、聲請假扣押基泰建設名下6195萬元資產,10日更將發動第2波假扣押行動。

蔣萬安市府這一系列的動作,在不明究理、並沒有稍微深入探究北市府一側責任的一般民眾,特別是對蔣萬安有所幻想的泛藍選民眼中,可以說是樹立了泛藍中興少主的威風。

但,恕筆者直言,這次事件的發生,充分顯示蔣市府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1.在當選並就任台北市長以前,僅擔任大約1屆半多一點、為時約6年10個多月的立法委員,欠缺相當行政經驗的蔣萬安,在宛如管家般的李四川等人輔佐下,固然可以勉強維持市政日常運作,但以蔣萬安與其團隊接手至今8個多月的表現來看,很顯然並不像是「能夠充分且全面盤點柯市府所留下的、遍及市政各方面領域的遺產」的樣子,因此不僅捷運系統仍然沒有恢復穩定(光是最近這1個禮拜內,北捷劍潭站及石牌站就陸續發生列車故障、冒出濃煙,導致必須緊急疏散乘客的事故),更讓柯市府時代所擬定、極端有利於建商一方的建案鄰損相關規則,繼續存留於蔣萬安時代的台北市府內,這不能不說是蔣市府的一大盲點,還有多少未爆彈?更難以逆料。

2.而蔣萬安不僅沒有充分打好基本功,也沒有充分解消柯文哲市府時代的積弊,更寧願違背競選承諾、也要繼續與中國上海市方面合辦今年度的雙城論壇,並親自率團前往中國訪問,一副為所謂兩岸和平、對話及商業活動請命的情況,則代表蔣萬安急於接手柯文哲時代所遺留下來、但柯文哲在卸任後無法充分移轉的跨海峽政商集團網絡,這樣的作法也顯得蔣萬安市府未免太過本末倒置。如果將來台北市再因為類似的問題結構,而引發更大規模的公共安全等事件,不知蔣萬安將如何應對?真的都不會遇到個人政治生涯的重大危機嗎?

至於泛藍其他政治人物的眾生相,更是令人不堪聞問。

特別是作為選區立委的王鴻薇,從去年年底連任市議員後,旋即接受中國國民黨徵召、投入蔣萬安當選市長後所遺留下來的立委補選戰,並成功進入立法院後,本來就存在「短時間內領了2筆選舉補助款」爭議的她,問政更是益加張狂倒錯,除了繼續追擊她眼中的所謂學術倫理爭議以外,她還夥同徐巧芯等同黨民代,以及民眾黨總統被提名人柯文哲等人,對南部的建設,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的部份,展開諸多惡質無實的攻擊,從前鎮漁港改建案打到鼓山魚市場、又從屏東棒球場打到屏東停車場,可以說是火力四射。

但,「基泰大直」塌陷案爆發後,社會大眾才知道「原來王鴻薇曾經在基泰建設爆發吸金案後,還分別在市議員連任及立委補選中,各收受1筆該建設的政治獻金、總額達30萬元之譜」(更別提她還公開承認其中一筆是有人用基泰的名義轉贈的,很明顯有觸犯政治獻金法的嫌疑),也才因此知道「王鴻薇貴為另類不分區立委,可以海巡到高雄跟屏東的建設去,卻竟然連選區內有民眾持續陳情『基泰大直』建案問題的事情,都可以置若罔聞似的」,雖然她在政治獻金的戰場方面,旋即拉上在市議員選戰中、基泰吸金案爆發前,也收過基泰建設政治獻金的民進黨2位市議員—簡舒培與王閔生,泛藍10名市議員拿到基泰的政治獻金,終究是遠遠多於民進黨的情況,不僅使她無法繼續轉移焦點,泛藍媒體「基泰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的輿論風向操作,也因此趨於徒勞無功。不管她的死忠支持層,會不會關心她的這些問題,但她面對不同問題嘴臉的落差、以及背後的政商關係,都有進一步批判或甚至追查下去的必要。

而郭台銘在案發後,宣稱「只有他敢對建商強硬」,以及朱立倫判斷「『基泰大直』案的嚴重性及社會關注度,應該還不會超過雞蛋進口的爭議」,則像是跟本案關係並不密切、但卻想要獲得鎂光燈關注的局外人,為了總統等大選戰場,而借題發揮或插花硬凹的表演,不僅沒有營養可言、同時也解決不了真正重要的問題。

一場人禍,照出台北市結束柯文哲的8年市長任期後、仍然存在大小弊病與未爆彈的諸多問題,同時也照出其他泛藍政治人物的眾生相,希望台灣人在大選的抉擇關口,可以藉此看清他們的本性、並且藉此形成或強化自己關於「這些政治人物是否值得民意付託」的心證,以讓自己做出正確的、不會後悔的選擇。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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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6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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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記者因 AI 與內容權利問題引發的集體抗議,表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場產業內部的勞資衝突,實際上卻更像是全球內容產業正在被迫面對的一場結構性清算。當媒體、平台與 AI 公司開始把既有內容視為可無限抓取、可低成本訓練、可重新包裝輸出的原料時,真正被消耗掉的,不只是單篇文章的版權價值,而是整個專業內容生產體系的經濟基礎。美聯社近期也指出,新聞業內部對 AI 的最大焦慮,已不只是工具如何使用,而是工作保障、人類監督、透明揭露與內容價值會不會被整體稀釋。 這場爭議的核心,其實不是「能不能用 AI」,而是「誰有權決定內容如何被用來訓練 AI,以及創作者是否能從中獲得合理回報」。這兩件事看似法律問題,實際上是整個內容經濟是否還能成立的問題。因為如果記者、編輯、攝影、評論者、研究寫作者與媒體機構花時間、成本與專業能力產出的內容,最終可以在未經授權下被大量吸收、摘要、改寫,甚至拿來替代原始內容本身,那麼內容產業就會陷入一個極危險的局面:價值由人創造,規模卻由機器與平台收割。 這正是台灣現在最應該警覺的地方。因為台灣的媒體與內容產業,本來就已經處在高壓、低薪、流量依賴與平台綁架的脆弱狀態。新聞媒體長期面臨廣告收入下滑、訂閱模式未穩、社群平台截流與內容農場稀釋,而 AI 的加入,並不是在一個健康市場中帶來效率升級,而是在一個已經失血的市場中,加速價值外流。當 AI 產出成本趨近於零,原創內容的成本卻沒有同步下降,市場就會自然偏向「更便宜的近似品」,而不是「更昂貴的原作」。這不是單一媒體的問題,而是整個專業知識勞動如何在 AI 時代被重新定價的問題。 更麻煩的是,AI 對內容產業的衝擊並不是單向取代,而是雙重擠壓。一方面,AI 讓雇主更容易認為某些工作可以被簡化、壓縮或外包,進一步壓低內容工作者的議價能力;另一方面,AI 又大量依賴既有內容作為訓練與生成基礎,等於一邊降低原創工作的市場價格,一邊持續從原創工作中抽取價值。這種結構若不被制度介入,最後結果通常不是「人機協作共榮」,而是少數平台與模型公司取得規模優勢,而大量專業內容工作者被迫在更低報酬、更低穩定性與更低可見度的環境中生存。 因此,義大利記者的罷工真正值得台灣注意的,不只是「歐洲又有工會在抗議」,而是他們已經把一個很多地方仍停留在抽象辯論的問題,直接拉回勞動與產業現場。他們不是在問 AI 好不好,而是在問:如果 AI 的成長是建立在專業內容被低成本吸收與替代之上,那麼誰來為這個產業留下繼續生產原創內容的誘因?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答案,最後崩掉的不只是記者飯碗,而是整個社會獲取可信資訊的能力。 對台灣而言,真正迫切的不是再開幾場 AI 倫理論壇,而是儘快建立幾個更實際的制度方向:第一,明確化訓練資料使用的授權與揭露義務;第二,建立內容被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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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將2026年資本支出提高到520億至560億美元,這不只是半導體產業的一則大新聞,而是一個會沿著設備、材料、工程、廠務、封裝、電力與本土製造體系一路擴散的產業級訊號。很多人第一眼只會看到「2奈米量產」、「AI需求爆發」或「台積電再創新高」,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台積電自己會花多少錢,而是這筆資本支出會如何重塑整個台灣供應鏈的排序、話語權與獲利結構。當資本支出來到這種規模,受惠者不會只是晶圓廠本身,而是整條能夠有效貼近先進製程需求、通過台積電驗證、並且在地交付的供應體系。 2奈米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是技術節點,而是因為它將台積電從「先進製程領先者」進一步推向「全球AI算力基礎設施核心」。當AI競賽從模型能力轉向算力密度、能耗效率與供應穩定性時,2奈米與更先進節點就不再只是手機晶片升級,而是資料中心、AI加速器與高效能運算的底層資產。也就是說,台積電這次加碼資本支出,本質上是在為未來幾年的全球AI供應鏈主導權預先卡位。 但台積電真正聰明的地方,不在於單純擴產,而在於它正在把「技術領先」與「供應鏈在地化」綁成同一件事。這點非常關鍵。因為2026年的全球製造環境,已經不是只要技術夠強就能贏,而是要同時具備穩定供應、縮短交期、降低地緣風險與控制能源成本的能力。越先進的製程,越不能容忍材料延遲、設備異常、零件替換慢或跨國運輸風險。因此,當台積電將在地採購視為中長期方向,真正受益的就不是「所有供應商」,而是那些能真正嵌入其高規格製造流程、並且在台灣本地形成穩定交付能力的企業。 這也是為什麼市場開始把焦點轉向特用化學、設備零組件、廠務工程與封裝周邊供應鏈。因為先進製程不是只有EUV曝光機與晶圓本身,它是一整套極度精密的材料與製造協同系統。像洗邊劑、光阻相關材料、抗反射層、濕製程藥液、潔淨設備耗材、精密管路、真空元件、廠務控制與製程檢測等,雖然不像CPU或GPU那樣耀眼,但在2奈米這種節點裡,任何一個小環節的不穩定,都可能造成良率損失與產能延誤。也就是說,未來真正有價值的供應商,不一定是聲量最大的,而是那些「一旦缺席就會卡住整條線」的關鍵隱形環節。 這種變化對台灣本土供應鏈尤其重要,因為它意味著台積電正在把部分過去高度仰賴海外驗證與進口的環節,逐步拉回本地體系。這不是單純的愛台灣敘事,而是高度務實的風險管理。當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升高、海運與能源價格波動加劇、客戶又要求更快交期與更高穩定性時,在地化本身就會成為競爭力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看,台積電這筆資本支出不只是設備採購預算,更像是一種供應鏈再編程。 但這裡有一個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重點:並不是所有打著「台積電概念股」標籤的公司都會真正受惠。真正能吃到紅利的,不是那些名字被市場熱炒的公司,而是那些已經進入驗證流程、能穩定量產、具備長期替代進口能力、並且能跟著先進製程同步升級的企業。這意味著市場接下來會逐漸從「概念投資」轉向「驗證能力投資」。真正的供應鏈紅利,不會平均灑落,而會高度集中在少數真正具備技術壁壘與供應穩定性的公司身上。 另一個更深層的連鎖效應,是台積電這筆資本支出其實也在改變台灣產業的風險偏好。當全球經濟仍存在AI泡沫疑慮、地緣政治緊張與能源價格波動時,市場會開始更偏好那些與高資本支出、高確定性需求、高技術門檻綁定的供應鏈標的。換句話說,台積電不只是擴產,也正在為台股中的某一批供應鏈公司提供一種新的「避風港屬性」。因為當景氣與政治風險升高時,真正被市場追逐的,不是故事最多的公司,而是訂單最穩、替代性最低、技術門檻最高的公司。 當然,這場擴張也不是沒有前提。魏哲家對台灣電力穩定性的擔憂,恰恰點出了整件事最根本的矛盾:台積電可以用技術、資本與供應鏈管理去對抗很多風險,但它無法單靠自己解決整個島嶼的能源韌性問題。2奈米越成功,台灣對穩定供電、工業用電品質、用水、廠區擴張與基礎設施的要求就越高。也就是說,這560億美元不只是台積電自己的押注,也是對台灣整體工業承載能力的一次壓力測試。 所以,所謂「2奈米受惠者名單」真正該理解的,不是一張短線題材表,而是一個產業結構重組清單。誰能在這波台積電擴產中受益,取決於誰能成為未來先進製程體系裡真正不可替代的一環。這場投資最終改變的,從來不只是台積電的產能,而是整個台灣供應鏈的權力分布與價值重心。當全球AI競賽進入拼規模、拼效率、拼能源承受力的階段,真正的紅利,不會只落在最會說故事的人手上,而會落在最能撐住系統的人手上。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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