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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不掉的火、自以為的善意與自我膨脹—淺議在野陣營「後5.17」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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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在野陣營的紛紛擾擾,並未因為5月17日中國國民黨正式徵召侯友宜、成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而發揮定紛止爭的效果,相反的,由於中國國民黨自去年地方選舉再次大勝以後,由於該黨從朱立倫主席以降的幾乎所有黨職、公職及民代,多未認知該次大勝的倖勝本質,逐漸產生驕兵及輕慢的心態,因此浪費幾個月的時間在曖昧的宮廷式內鬥之中;加上侯友宜新北市長勝選連任後,在等待被徵召的幾個月曖昧期內,進修請益及經營市政有限,經營媒體公關、文過飾非者多,侯友宜無心戀棧於新北、市政得過且過的徵象也漸漸彰明,終於導致新北市政從治安、公安到托育的諸多問題,在侯友宜徵召前後一一爆發,並且導致侯友宜支持度持續低迷,在總統大選的民調中,明顯已經有「在3位主要候選人中敬陪末座」的態勢。

先不論侯友宜在對年輕人先逃避、後答非所問的行為中,所展現的「既沒料又難笑」的態樣,自板橋幼稚園餵毒案爆發後,從新北市府處理本案的種種手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新北市府所謂的「堡壘計畫」,與其說是為了幫侯市長顧好新北市政,不如說是如何幫侯市長繼續掩蓋市政問題、以免市政問題延燒禍及選情。從市府教育局等相關局處的拖延、甚至是疑似向通風報信的情況;再到市府說明會不僅儼然當作是侯友宜的個人宣傳活動,更把家長/監護人當作是接受刑案偵訊對象般的,不許律師及民代陪同、只許家長/監護人一一個別接受新北市府說明,程序引起社會各界非議;案情的調查、揭露與公布,就算不說悖於事理學理的部分,也顯然距離「公開透明」的標準非常遙遠。新北市府處理本案的做法,可以說是標準的提油救火,愈是想要把火滅掉,火反而愈難以熄滅。

也很糟糕的是,即使本案已經成為社會各界普遍矚目的重大事件,侯市長假日期間依然以拼選舉為第一優先,例如6月10日禮拜六,侯市長寧願先去參加崑山科大的畢業典禮、參訪台南發表光電政策,再回頭處理板橋幼稚園餵毒案;我們可以這麼說:即使近期的事態顯示,侯市長已經明顯無法兼顧總統選戰與市長本務,但侯市長依然是「既要又要」,想要在打選戰的同時,繼續享有新北市府資源的隱隱支援,而這樣的態度,正是侯市長近期自陷危機、難以自拔狀態的問題本源,只是侯市長有沒有心去面對,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既然侯友宜無法收拾自身事態,在野陣營自然難以集中支持單一候選人,內部明爭暗鬥暗潮洶湧,實屬事理的必然。這其中,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堪稱侯友宜失腳後的最大獲利者,民調竄升第二、信心大增,與侯友宜競逐中國國民黨徵召、未獲朱立倫主席為首黨高層青睞的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也持續思考各種可能性,回頭繼續爭奪中國國民黨提名、或乾脆連署獨立參選總統,都充滿想像空間,從郭董近期仍然安排行程、維持個人熱度來看,要說郭董的下一步已經蓄勢待發,也並不算是過份偏離事實的判斷。

只是,郭柯2人是否具有成為總統、領導台灣的資質,能不能成為在野陣營的替代選項,卻也存在相當的疑慮。

以郭董的情況來講,這裡先略過他在爭取中國國民黨徵召期間,所發表的種種驚世駭俗的政策言論,5月13日,他在金門發表所謂的兩岸和平宣言,由於宣言內容充滿強烈一廂情願、明顯與現實脫節,因此並不意外的遭到親中派以外的台灣社會多數民意痛批;但郭董至今對此仍不改其志,執念強烈到近期勤走行程之餘,還講得出「如果只能做4年總統,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要簽兩岸和平宣言」的程度,在猜測動機的同時,也不免讓人猜想「郭董是否有審慎思考過其間惡害」之類的問題。

合理推定,考量到郭董至今為止依然沒有消減的中國因素、以及中國當前與未來的經濟趨勢,郭董之所以如此熱衷於「兩岸和平宣言」的相關議題,頗有上任後以台灣資源為中國現體制延壽的意味,不過這裡還是先暫時假定郭董是出於他自認為的善意、衷心相信「兩岸和平宣言真的有用」。但,即使是後一種情況,這樣的善意是否真的有益於台灣,卻也是相當值得深思的一大問題。

郭董可能有所不知,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當局在簽訂國際條約、或者向國際社會做出什麼樣的宣示後,為了將事態變得對自己更有利一些,違背承諾或鑽漏洞的情況,已經到達慣犯的境界;而且中國當局違背承諾的領域,並不以軍事或外交為限,即使是為加入世貿組織WTO所做成的承諾,在加入後已屆滿20年的現在,也依然有相當比例沒有達成。更別提1950年中國與當時自治且半獨立的圖博(西藏),簽訂以所謂「和平解放西藏」為目的的「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就瓦解圖博最後的有限自治,將圖博徹底化為其實質的殖民地,歷史教訓猶原歷歷在目。

再者,當前台灣海峽和平與否的關鍵,在於中國當局是否願意放棄武力犯台意圖、結束對台灣的軍事襲擾與挑釁,以國對國的對等地位,來處理兩國之間的各種事務,而非使台灣自陷於中國撩撥戰爭恐懼的框架中,進而做出有損台灣整體最大公共福祉、同時也將開啟更大幅度侵害個人權利之門的重大讓步。但,郭董不僅似乎沒有想到這些因素,反而更自陷中國當局為台灣製造的陷阱,並認為可以透過看不出跟馬英九們一直主張的「兩岸和平協議」,在本質上有多少差異的所謂兩岸和平宣言,以及兩岸進入大談判時代等方式,來解決所謂的兩岸政治歧異、帶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未免對中國當局的判斷失之天真,郭董自認的善意,對台灣到底是好是壞,也就更加值得商榷了。

而郭董的此般主張,或許可以鞏固深藍極統派票源,但也會進一步讓一般非統派的台灣民眾,產生「郭董是否真的適合臭成為2024年以後的台灣總統嗎?」的疑問。因此,恕筆者直言,現在恐怕已經到了郭董必須審慎思考「繼續堅持兩岸和平宣言有效,是否真的符合台灣多數民意的意願、對台灣的未來又是否真的有利」的時候了。

至於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主席,雖然現在看似得勢於在野亂局之中,但從他操作美國紅隊學者葛萊儀的相關話題,斧鑿明顯到「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先利用葛萊儀炒作『美方學者為其背書』的議題,炒作完後再反打說『葛萊儀不要利用我』」的地步;以及在意圖眩惑國際視聽的情況下訪日,行程中卻屢屢出錯,不是超譯野田佳彥前首相的發言、就是連「麻生太郎前首相是自身派閥『志公會』領袖,而不是安倍派的一員」的基本功課也沒做好的種種情況看來,柯文哲很明顯有「拿外交議題,作為自我膨脹本錢,而不顧國際具體得失」的情況,在外交方面,是否具有足以領導台灣、因應2024年以後洶湧世局的資質,明顯也是大有疑問,更別提柯文哲長期無法抹去的親中色彩,對2024年以後的台灣,將會是一大不安定因素的情況了。

至於柯文哲自我標榜的內政政績,例如堅持台北市政府財政紀律、償債幾百億元的部分,現在看來也很明顯是挖東牆、補西牆的做法,不僅導致過去8年大型建設乏善可陳,更已經導致接任的蔣萬安市府,在教育等部分領域的預算資金,出現無以為繼的窘態。因此,可以這麼說,柯文哲固然依靠過去長期經營社群媒體,在年輕人間累積的印象,以及當前在野陣營的亂局,而能叱吒於一時,但民眾黨是否能夠找尋到夠多夠有力的區域立委候選人、並提出一份像樣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以與柯文哲聯合競選,甚至達成柯文哲繼續擴張民眾黨立院席次的美夢,加上柯文哲自身的中國關係、外交安保等政策力,以及發言模式等等個人面的問題,都將會是柯文哲選戰能夠走多遠、走到什麼地步的隱憂。

從在野陣營在總統大選中的3位角逐者,特別是他們的個人特質及當前處境等情況來看,朱立倫等一干泛藍政客的「下架民進黨」,與其說是想要促進朝野之間的良性競爭,不如說是在洩憤的同時,埋藏著為中國實質控制台灣的險惡心機。當然,在此,筆者還是希望台灣人在面對關鍵抉擇的考驗時,能夠有足夠的良心、智慧及理性,看穿各方所製造的迷霧,做出不會讓自己後悔的選擇。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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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5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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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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