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在競選期間，北京試圖以經濟脅迫；例如，限制水產進口與管制稀土來干預日本選情，試圖重演過往對台的施壓模式。然而，高市早苗以其「鋼鐵理娘子」的姿態，硬碰硬地回應中國的擴張，最終獲得日本年輕世代與保守派的全面支持。此亦證明在當前的印太局勢下，日本民意已不再滿足於戰略模糊，而是渴望一個能明確界定敵友、並與民主盟友併肩作戰的「正常國家」。隨著自民黨掌握國會絕對主導權，過去因派閥政治而裹足不前的「防衛正常化」法案，如今已具備了實質落地的法律空間。      從中日台三方關係的動態來看，高市早苗的勝選徹底改寫了北京的對日劇本。過去中國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於日本商界的依賴，但高市所主導的「經濟安保」戰略，正在加速台日半導體與高端產業的深度嵌入，形成一道足以抗衡經濟脅迫的韌性防線。對北京而言，高市早苗掌握修憲主導權意味著日本在台海衝突中介入的可能性已顯著升高，日本不再只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是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實質參戰方。日本從守勢逐漸轉向攻勢，意味著威懾力的質變，讓台灣在面對侵略威脅時，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正式併入了一個具備實質打擊與封鎖能力的日美同盟北翼。       然而，台灣在欣喜之餘，更應深刻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句話背後的責任。高市早苗的勝選，是建立在日本國民願意為了守護自由秩序而承擔更高國防支出、甚至潛在衝突風險的基礎之上。這對台灣本土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若台灣本身缺乏足夠的自主防衛決心與社會防衛韌性，外援的承諾將難以持久。因此，在「高市時代」開啟的同時，台灣必須同步加速國防改革與軍工產業鏈的整合，確保台日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建立在感性的民主共鳴，而是建立在彼此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之上。       總之，2026年的日本大選，是東亞民主勢力的一次關鍵勝利。高市早苗的強勢領導，將促使日本從「防衛台灣」的旁觀者，轉變為「守護印太」的領頭羊。對於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窗口，亦即當鄰國感覺威脅而有所進展時台灣局勢陷入動盪、內外交困的格局將使難得的盟友陷入猶豫，尤其立法院降於新議期再進入新的內耗無疑使美日同盟懷疑台灣立場，進而影響我國國際供應鏈或戰略意義，故當戒之、慎之。 作者 / 劍藏鋒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台北市長蔣萬安高喊打造無菸城市，今年迪化年貨大街更擴大禁菸範圍，實際效果卻與宣示相去甚遠。媒體直擊，不少癮君子轉往巷弄內吞雲吐霧，五號碼頭旁設立的吸菸區反倒門可羅雀。對此，研考會主委殷瑋將問題歸咎於中央法規，稱戶外無法設置密閉式吸菸室，無法比照日本設有濾煙設備的吸菸空間。然而，癥結從來不在於是否複製日本模式，而在於台北市連最基本的吸菸區數量都嚴重不足。 根據北市衛生局輔導設置戶外吸菸區一覽表，全市共計120處，其中高達83處僅供員工使用、不對外開放，實際供一般民眾使用者僅剩37處。真正設有吸菸亭者僅13座，其餘多為完全開放式，部分甚至只以地面劃線區隔，對於降低二手菸暴露幾乎毫無幫助。 坐擁八萬名市府同仁的市長蔣萬安，難道會不清楚現行法規與行政限制？近來其施政模式卻屢屢呈現「先宣布、再補救」的狀態，從無菸城市到營養午餐補助，政策方向先拋出，細節與配套則交由機關自行消化，治理責任卻未見承擔。 殷瑋此時出面辯護，反倒成了稻草人策略的示範。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預測廣設室內吸菸室在法制與行政上的困難，更遑論如何要求私人設置與長期維護。連公部門自身的吸菸區設置數量與管理品質都不足，卻空談高標準的無菸城市，無疑本末倒置。 前政委張景森曾直言，無菸城市政策不僅欠缺法律正當性，更暴露出政策目標與執行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批評，不只對今日描述的貼切，對於未來北市政策可能都將言中。問題除了政策方向，還考驗市府將政策轉化為可執行制度的能力。當口號先行、配套落後成為常態，市政風險自然由市民承擔。 電影《墨攻》中，墨者曾對梁國公子點破真相，你之所以百戰百勝，只因你是公子。蔣萬安一路以國民黨中興少主的完美形象，加上暖男、三寶爸的人設包裝，早就經不起一次次重大爭議的檢驗，除了推給局處避居二線，蔣萬安還剩下什麼？ 而當無菸城市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衛生局與環保局卻同時肩負漢他病毒防治重任。蔣萬安、殷瑋與其持續政治口水，不如正視北市鼠患肆虐，台灣25年來首見的漢他病毒死亡個案，就出現在市府旁的大安區，這才是市民真正關心的嚴重問題。 作者：陳建志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