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緣政治對立情勢加劇，台海戰爭風險提升，原本傾向阻擋對美軍購通過的國民黨近期態度軟化，3月5日拍板通過「3500億+N」軍購案版本。國民黨此舉是希望挽回選民擔心KMT過度親中的疑慮，但是對於共產黨而言，國民黨承認軍售，無疑是增加未來武統的難度，將對國民黨保持警戒。所以國民黨無論如何都在軍購案面臨兩難。 國民黨具備雙重身份，它表面是繼承中華民國道統的「中國政黨」，以文化、民族、神話等吸引選民支持。現實上，它作為「地方的在野黨」參與台灣的政治。若在和平時期，這2種雙重身份還能切換無礙，甚至被解讀為有助情勢平穩。但在地緣政治緊張時，必然遭遇到衝突與兩難。 國民黨在軍購議題上從原本傾向阻擋，如今轉變為妥協，反映的是國民黨一直以來的正治定位困境。近期因為國際情勢緊張加上中國軍事壓力升高的原因，台灣民眾重視國防安全程度提升，多個民調顯示，台灣過半數的選民都支持通過對美軍購案。因此若國民黨選擇阻擋軍購，選民會保持「削弱國防、過度親中」的疑慮，導致流失更多中間與搖擺選票，只是對於國民黨而言，對美軍購的態度軟化，雖然能安撫部分選民的疑慮，但可能帶來中共的不信任，導致一直標榜的「兩岸溝通橋樑」將帶來折扣。 對於共產黨而言，國民黨在政治意義上是阻擋民進黨政府的盟友，但共產黨扶持國民黨，自然是希望統治台灣，完成統一中國的千秋大業，這也是對岸要扶持鄭麗文當黨主席的原因。所以從對岸角度而言，KMT承認對美軍購，無論具體金額有多少，將會大大增加統一的難度；若KMT也承認對美15%的關稅，將台灣整合進美國的經濟圈，再度減低對中的依賴度，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對中國政權並無助益。導致中共希望在野黨取得過半，癱瘓台灣政權的目標將大打折扣。恐怕對多疑的習近平而言，無論國民黨或者是鄭麗文都只是「實質上的台獨政黨」，早已失去信任，未來給予的兩岸紅利與交流可能減少，國民黨標榜的「溝通橋梁」角色已為名存實亡。 無論如何，國民黨傾向承認對美軍購通過，仍有助於提升台灣安全。這也代表隨著台海風險逐漸提升，台灣社會對於提升國防安全有了共識，任何削弱國防的政治立場，都可能在選舉中付出代價。不過國民黨由於歷史遺留下的政治定位困境，加上過去頻繁親中的苦果，無論如何都將在兩難情境下付出代價，這也是國民黨之所以在野12年的關鍵原因。 作者/粥董

美伊戰爭升溫後，外界很快注意到美軍在中東的「雷達站」比戰機更像真正的中樞。原因很簡單：空襲與飛彈互射的本質是「誰先看見、誰先算出彈道、誰先把情報送到攔截系統」。路透與華爾街日報都指出，伊朗近期把攻擊重點放在美國與盟邦的雷達、通訊與防空設施，因為一旦削弱偵測與指管鏈路，攔截效率就會整體下降，形成區域防空的破口。 在中東，美軍常用的關鍵感測器之一是 AN/TPY-2。這類X波段雷達可在「前置預警」或「末端防禦」模式運作，前者用於更早捕捉彈道飛彈發射與分離特徵，後者則與THAAD等系統配合提高末段攔截解算精度。其價值不只在「看見目標」，還在於能區分彈頭與碎片、把高品質追蹤資料送入整體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C2BMC指管網路，讓多國、多套攔截器共享同一個空情與彈道圖像。 當雷達網運作正常，它把美伊戰場變成一場「提前預警—分層攔截—戰果評估」的工程；但當雷達被打壞，問題會立即外溢：攔截器必須更晚起飛、可用反應時間縮短、誤判率提高，連帶推升基地與城市的風險。這也是為什麼外媒報導美軍正急於替換在約旦受損的THAAD雷達，因為雷達不是可有可無的配角，而是整個防空體系的眼睛。 把鏡頭拉回台灣，邏輯完全一致。台灣的樂山長程預警雷達（常被稱為PAVE PAWS系統）核心價值在「更早」發現高空與彈道目標，讓台灣能更快進入戰備流程：發布警報、分散重要目標、啟動防空與指揮鏈路。外媒與台灣媒體都指出，樂山雷達具備長距離偵測與追蹤能力，可對飛彈與航空目標提供即時態勢資訊；在解放軍飛彈活動頻繁的情境下，它直接影響台灣的反應時間與整體防空資源調度。 因此，美伊戰爭給台灣最直接的啟示不是「要不要更多攔截彈」，而是「感測器與指管鏈路必須可生存」。中東的經驗顯示，對手會用低成本無人機、飛彈或滲透手段優先打擊雷達與通訊節點，因為摧毀眼睛比硬碰硬更有效。台灣若要放大樂山雷達的防衛效益，重點在強化其周邊防空、反無人機、備援電力與通訊冗餘，並確保雷達情資能快速分發到各層防空與指揮單位。雷達不是結論，它只是讓整套防衛體系「看得見、來得及、打得到」的起點。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台灣隊本屆WBC在東京巨蛋打出戲劇性走勢：首戰以0比3輸澳洲、次戰遭日本13比0提前扣倒，一度瀕臨淘汰；之後先以14比0「7局扣倒」捷克止血，再以延長賽5比4力克南韓，把戰績拉回2勝2敗。 但最終仍無緣前八強，原因不是單一場輸贏，而是「短賽制的總體失分」把台灣推入最殘酷的加賽規則：台灣、南韓、澳洲同為2勝2敗，彼此對戰又互咬，最後以「每防守出局數失分」的方式比較，南韓勝出晉級，台灣出局。 回到出局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前兩戰失分結構過於集中。對澳洲雖只失3分，但打線被三位左投壓制，全場僅3安打且遭完封；對日本則在前段被迅速拉開差距，形成13比0的扣倒失利。 短期賽制最怕「一場大比分」，因為它會把後面必須追的分差與失分率門檻一次抬高；即使後段連勝，也可能因加賽計算而失去主動權，台灣正是典型案例。 第二是攻擊輸出不夠穩定，尤其在面對不同型態投手時，容易出現「一場爆發、一場沉默」。捷克戰的14分與速度壓迫（盜壘戰術、連續上壘）展現台灣的天花板，但前兩戰的低效率也暴露「上壘與長打不能同時到位」的問題；在需要「至少贏、甚至要贏得漂亮」的情境下，這種波動會直接影響晉級機率。 第三是賽程與分組強度：同組有日本、南韓、澳洲，使得每一場都接近淘汰賽，容錯率極低。當你先吞兩敗，後面等於場場都要用「必勝＋控失分」來計算，任何一局崩盤都會把整個小組的數學題改寫。 球迷的期待其實很具體，不是空泛的「下次加油」。第一，要把「對左投的攻擊策略」制度化，避免再次被連續左投封鎖。第二，投手調度要更偏向「止血優先」：短賽制不怕小輸，最怕被扣倒與失分爆量。第三，強化進攻的可複製性，把捷克戰的速度與壓迫，轉成對強隊也能維持的上壘模式。最後，是把東京巨蛋的高密度應援能量轉化為穩定輸出，而不是只在順風局放大優勢。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Claude 進入布萊切利園 1939年，緊鄰牛津、劍橋與火車站之間大學線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正式開始了破解德國恩尼格密碼機在內各項外國資訊的計畫。一開始，英國軍情處下轄的密碼學院私下招募的是「大學教授等級的男性」，包括圖靈在內，一些頂尖科學家進入團隊。但漸漸的，隨著工作與編制擴張，加以青年男性紛紛入伍，布萊切利園八千多名日以繼夜輪班拆解敵軍資訊的員工，有七成五是女性。 這些被後世稱為「布萊切利女孩」的年輕女性來自中產階級，擁有數學、物理、工程學位，有些則有特殊歐陸語言專長。她們是布萊切利園真正的中流砥柱，在1943年至1945年操作巨像電腦（Colossus Computer），後者是人類第一台電子數位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 密碼學院遷入布萊切利園並開始招募人才，早於英國政府真正向德國宣戰數個月。他們獲得了華沙密碼局的啟發，把德國恩尼格密碼機當成「需要」且「可以」被解密的對象。沒多久，波蘭陷落，英國正式進入戰爭。 美國 Anthropic公司旗下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在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的就是布萊切利園的角色。 透過與情報分析商 Palantir的合作，Claude 協助判讀衛星訊號、無人機數據和加密通訊。它本身並非真正在「戰鬥」，而是在「消除戰場迷霧」，把混亂的原始數據轉譯成指揮官能理解的「敵軍意圖預測」。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的這幾次精準打擊，都與 Claude 有關。 被迫離開布萊切利園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2026年二月，原本是 Anthropic 合作夥伴的 Palantir，向美國國防部警告，Anthropic 的員工「居然試圖詢問 Claude是如何被用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一個供應商居然想問倫理問題，直接被視為不可接受的挑釁。影響所及，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立刻在 2 月 24 日召見 Anthropic執行長 Dar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