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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倍券的面額與張數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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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5000元的五倍券能夠在面額上規劃為1000元2張、500元4張、100元10張,應該會比1000元3張、500元2張跟200元5張的設計,更能兼顧到本波疫情受影響的不同業種類別的提振需求。相信行政院與國發會的專家們應該考慮要更周全,也應該比筆者更能評估與折和其中本益才對。

對台灣來說,雖然台灣已經逐漸收束5月中以來的武漢肺炎本土疫情、防疫措施也逐步緩和,但由於這2個多月來的本土疫情,致使中央防疫團隊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必須施行相對應的防疫措施,而這些措施也不可免的對第三級產業的部份領域造成相當的打擊。

五倍券即將上路。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五倍券即將上路。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依據經濟部所作的歷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顯示,視縣市不同、疫情大約延燒2/3個月到半個月不等的5月,餐飲業整體業績相較去年同期衰退達19.1%,其中餐館業衰退18.6%、飲料店業衰退21.4%,而百貨公司也受到消費者恐慌心理,以及持續傳出有從業人員染疫、導致部份百貨公司必須臨時休業進行消毒等情況影響,業績相較去年同期衰退達28.3%。

6月因為受到疫情由延燒邁向收束、但防疫措施一時間仍難以撤廢的影響,餐飲業業績較5月更受重創,整體相較去年同期衰退更達39.9%,其中餐館業衰退40.4%、飲料店業衰退也有38.8%,而疫情與防疫措施對零售業的影響,也出現深化與廣化的情況,致使零售業整體業績趨勢與去年同期相比,也由5月成長2.8%轉向為6月的衰退13.3%,不僅消費價位較高的百貨公司業績直接砍近2/3、相較去年同期衰退64.7%,即便是與民生一般消費息息相關的便利商店也較去年同期衰退7.4%,情況不可不謂慘烈。

本波疫情對第三級產業影響之深廣,既然已經是有目共睹的情況,先不論如何精確量測先前三倍券所帶來的經濟提振效益、以及在野黨某些政治人評估五倍券行政成本明顯失準之類的問題,五倍券本質上雖然是有價證券,但在使用上具有限期使用完畢的臨時性貨幣的機能,是提振第三級產業業績恢復所不可或缺的助力,使用上宜應兼容受影響行業的不同消費型態所需,以盡可能讓最大範圍的行業及店家雨露均霑,因此五倍券面額及張數的規劃、預期可以達到的效益、以及與印製及配送等成本之間如何取捨,正考驗主事者的智慧。

目前傳聞中的五倍券總額為新台幣5000元,面額包含1000元3張、500元2張及200元5張,一套10張,但這樣的面額與張數規劃,是否能夠兼顧所欲提振的預期目標對象、以及當前台灣的家戶及消費等型態的多樣性,依管見仍有些疑問。

例如,從家戶消費端來講,依據內政部所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年底一人生活戶已經突破300萬戶大關、佔全台家庭總戶數已達1/3以上,這些人(好吧,其實不只是一人生活戶,這裡也包含一般人)在拿到五倍券後,除了配合店家促銷的機會去大餐廳吃好料以外,也有可能想要用五倍券支持一下住所附近的小吃店、攤販或飲料店;實際上台灣餐飲業的店家經營型態也不全然是大型連鎖企業,仍然有許多業者是自營業主、資本及經營規模也不大,租店面、買生財器具後就能開業,後者在本波本土疫情中所受到的傷害並不輕、對衝擊的承受能力也普遍遜於大型連鎖餐飲企業。

但,即便是目前規劃中的最低面額200元券,在這些商品單價及消費平均金額較低的店家使用,仍然會有一次無法將單張面額使用完畢的可能性,固然個別商家這時候可能會有權宜性的作法(例如飲料店寄杯,或小吃店自行發行代用券、可用於下次消費之類的),不過如果能將五倍券最低面額由200元券改為100元券(也許由200元券5張改為100元券10張),則不僅可以增加消費者到一般小吃店、攤販或飲料店使用五倍券的意願,同時也能夠增加受五倍券影響而提振業績的店家數。

對普通消費者來說,用五倍券100元券貼一點零錢買東西的心理效果,感覺上就是會比用五倍券200元券去店家買東西,一時間滿足需求所需的金額不用200元(例如去小吃店吃一兩碗肉燥飯、配燙青菜加一碗湯,在台灣大多數縣市地區應該都不用200元就能解決),但卻因為五倍券不能找零、因此必須想辦法將該次消費湊到200元以上的心理感覺不一樣,後者會對消費者帶來某種程度的不便感、進而對店家及消費者雙方產生使用障礙,這對於本波本土疫情受影響最鉅業種之一的餐飲業來說,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

受影響—所想要提振的目標產業、五倍券面額在使用上可能造成的問題、改善方案、預期效益及可能增加的印刷等成本這5者之間,筆者只是在上文中就其中一個點開展想定;以筆者個人不太精準的直覺來講,如果5000元的五倍券能夠在面額上規劃為1000元2張、500元4張、100元10張,應該會比1000元3張、500元2張跟200元5張的設計,更能兼顧到本波疫情受影響的不同業種類別的提振需求。相信行政院與國發會的專家們應該考慮要更周全,也應該比筆者更能評估與折和其中本益才對。希望筆者的管見,能夠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激發更多有意義的討論。

作者 /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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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券 五倍券 消費 疫情 社會 經濟 面額
2021-08-07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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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在競選期間,北京試圖以經濟脅迫;例如,限制水產進口與管制稀土來干預日本選情,試圖重演過往對台的施壓模式。然而,高市早苗以其「鋼鐵理娘子」的姿態,硬碰硬地回應中國的擴張,最終獲得日本年輕世代與保守派的全面支持。此亦證明在當前的印太局勢下,日本民意已不再滿足於戰略模糊,而是渴望一個能明確界定敵友、並與民主盟友併肩作戰的「正常國家」。隨著自民黨掌握國會絕對主導權,過去因派閥政治而裹足不前的「防衛正常化」法案,如今已具備了實質落地的法律空間。      從中日台三方關係的動態來看,高市早苗的勝選徹底改寫了北京的對日劇本。過去中國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於日本商界的依賴,但高市所主導的「經濟安保」戰略,正在加速台日半導體與高端產業的深度嵌入,形成一道足以抗衡經濟脅迫的韌性防線。對北京而言,高市早苗掌握修憲主導權意味著日本在台海衝突中介入的可能性已顯著升高,日本不再只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是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實質參戰方。日本從守勢逐漸轉向攻勢,意味著威懾力的質變,讓台灣在面對侵略威脅時,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正式併入了一個具備實質打擊與封鎖能力的日美同盟北翼。       然而,台灣在欣喜之餘,更應深刻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句話背後的責任。高市早苗的勝選,是建立在日本國民願意為了守護自由秩序而承擔更高國防支出、甚至潛在衝突風險的基礎之上。這對台灣本土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若台灣本身缺乏足夠的自主防衛決心與社會防衛韌性,外援的承諾將難以持久。因此,在「高市時代」開啟的同時,台灣必須同步加速國防改革與軍工產業鏈的整合,確保台日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建立在感性的民主共鳴,而是建立在彼此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之上。       總之,2026年的日本大選,是東亞民主勢力的一次關鍵勝利。高市早苗的強勢領導,將促使日本從「防衛台灣」的旁觀者,轉變為「守護印太」的領頭羊。對於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窗口,亦即當鄰國感覺威脅而有所進展時台灣局勢陷入動盪、內外交困的格局將使難得的盟友陷入猶豫,尤其立法院降於新議期再進入新的內耗無疑使美日同盟懷疑台灣立場,進而影響我國國際供應鏈或戰略意義,故當戒之、慎之。 作者 /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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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揭曉。高市早苗首相率領的自民黨以 321 席的歷史性紀錄單獨過半,若加上盟友日本維新會的 35 席,執政聯盟合計拿下 356 席。這個數字不僅打破了自民黨過往的紀錄,更遠超眾議院 465 席中、跨越修憲門檻所需的三分之二(310 席)。 高市早苗個人在選區以 88.7% 的極高得票率連任,核心閣員如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亦獲 77.9% 支持。這種壓倒性的民意回饋,源於高市早苗將政治生命與政策執行掛鉤的「還權於民」策略。她在解散國會前曾公開承諾:「若執政聯盟未過半即勇退」,這種破釜沉舟的姿態,在當前動盪的國際局勢中,成功激發了選民、尤其是年輕族群的熱情。 此次選舉結果不僅是席次的增加,更引發了日本政權形態的質變。執政聯盟突破「絕對安定多數」,可穩控委員會議程並降低跨黨派協商成本。即使法案在參議院遭遇杯葛,高市內閣現可憑藉眾議院 2/3 的席次再度表決通過,達成實質的完全執政。另外,中道力量(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組合)因路線模糊與安保立場搖擺而崩盤,使得在野陣營更難形成具體且具替代性的論述。 經濟與安保的雙重修復 高市早苗提出的「成長戰略本部」是勝選的另一大支柱。她鎖定 AI、半導體、能源、航太與國防等 17 個戰略領域進行重點投資。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選前拜會高市並宣佈熊本二廠直攻三奈米製程,是台日半導體聯盟深化的象徵,更被視為「經濟安全保障」的具體成果。 在安保議題上,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提出的「台灣有事即存立危機事態」觀點,在選戰中獲得民意的最終認可。面對中國祭出的禁止水產品進口、實施實彈射擊、禁運軍民兩用物資等「複合性攻擊」,日本民眾展現了不畏威壓的強大共識。 隨著執政聯盟跨越 2/3 席次,日本預計在 2026 年底前完成「安保 3 文件」的修改。這將賦予日本增加防衛預算並強化國防基礎建設。並拖動正常國家化,啟動修憲程序,推動自衛隊地位入憲,並放寬武器外銷限制。也就是說,日本將從二戰後的被動安保角色,轉向與台、美等民主盟友進行更深層、主動的防衛結盟。 台灣的鏡像與課題 對比日本通過「民意總決戰」獲取明確授權,台灣當前政局呈現「低度效能」的對峙僵局。賴清德總統領導的政府在立法院面臨國民黨與民眾黨的在野多數聯盟,雙方在總預算與法案上的僵持內耗,正侵蝕台灣應對印太政治風險的反應速度。日本大選的結果提供了台灣一個憲政層面的參考:當行政與立法權限發生根本衝突時,解決僵局的最佳手段並非無止盡的程序杯葛,而是將決策權歸還給選民。 在野聯盟應以倒閣取代國會空轉 高市早苗在此次大選中,展現了日本政壇極其罕見的賭徒性格。在支持度不穩之際,她毅然發動無預警解散,將政治生命押注於「超短期決戰」。她精準借力地緣壓力,將習近平帶來的外部威脅轉化為凝聚內部的共識,最終以自民黨 321 席大勝並衝破 2/3 修憲門檻。這種明快且熱情的對決風格,是給予台灣憲政僵局最冷峻的啟示。 民主不應是程序的人質。當前台灣政局陷入「權力對稱性癱瘓」,多數在野黨掌握阻攔權卻無需承擔施政成敗。若藍白陣營真心質疑執政路線,應效法高市的膽識,勇於提出「不信任案(倒閣)」,推動國會重選。唯有經歷如高市般的「民意決戰」,讓選民進行終極裁決,國家才能從程序綁架中突圍。日本已選擇以強勢授權挑戰未來,台灣不該再睡在空轉的溫床裡。 作者:江諺行

如何看「世紀血案」爭議

取材自1980年震驚全台、至今仍未偵破的「林宅血案」的國片「世紀血案」在日前召開殺青記者會後卻成為社會撻伐的眾矢之的,不僅是主演的李姓演員在記者會失言說「(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引發公眾撻伐,其他演員也成為撻伐的對象而紛紛公開道歉,更讓人詫異的是導演徐琨華祖父即是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除了前述爭議,製片方除了承認「溝通不周」,還坦言沒有得到林義雄等遺屬同意翻拍,目前該影片上映的前景可謂岌岌可危。   「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讓台灣公眾重新注意到發生在四十多年前那場可怕的政治謀殺案,那起命案不僅奪去包括兩名女童在內的三條無辜人命,更被視為當年國民黨政權在鎮壓美麗島民主化抗爭之後的秋後算帳,迄今仍然是未能偵破的懸案。   而「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不僅僅是該影片製作方、演員們的問題,還突顯出幾個值得關心的面向:   首先是公眾轉型正義教育的不足,當該片多位演員說出「(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有一種真的是福爾摩斯跟華生辦案的那種快感」、「他X的,我就拍一場戲,還給我一堆東西要我讀」等輕慢言語,卻輕忽「林宅血案」對台灣公眾的歷史創傷,顯示轉型正義教育在公眾,特別是演藝圈的嚴重欠缺。   其二是導演徐琨華祖父為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如此敏感的身份,在處理這個題材上應該更謹慎、更謙卑,尋求被害者遺屬的同意跟理解,然而他沒有如此做,並且在爭議延燒之際,讓演員們承受外界壓力,自己卻避不見面,沒有擔當的勇氣讓人搖頭。   其三是「世紀血案」反映出台灣影劇圈面對戒嚴政治事件仍然不如南韓影劇圈在面對近現代史題材那樣敢於反省跟直面,台灣影劇圈中人應該捫心自問,為何在「世紀血案」問世之前,台灣影劇圈,特別是台派文化界為何不曾觸及「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事件,除了2009年美國電影「被出賣的臺灣」曾觸及前述事件外,台灣主流影劇圈從未把前述事件影視化,相對南韓影劇圈在處理近現代史題材的大膽、直接,台灣主流影劇圈則畏縮不前,反倒讓「世紀血案」這樣充滿問題的作品詮釋「林宅血案」,突顯出台灣主流影劇圈的因循怠墮。   「世紀血案」的爭議如同一面鏡子,照出台灣影劇圈處理轉型正義題材的問題、公眾轉型正義教育欠缺等種種問題,台灣社會在給予該片應有的批判時,更該從該片的問題中反省轉型正義的種種不足,才能避免「世紀血案」的爭議再次上演。 作者:局外人

[轉] 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日本眾議院大選,自民黨直衝310席修憲主導權門檻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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