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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界與監所染黑事件之省思: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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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人事的升遷公平與公開透明,…使人事甄審作業攤在陽光下,避免淪為黑箱作業,賦予有心人士恣意操弄的機會。再來,於業務執行面上,警方應定期揭露政治人物或黑道關說的明細,…而監所則應定期公布法定接見次數外,額外核准的增加接見與特別接見明細…。已故美國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昔有名言:「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唯有將這些黑暗面公開來接受「第四權」媒體與公眾的監督檢驗,才能透過輿論壓力,讓囂張跋扈的政治人物與黑道有所收斂。

台北市警局接連傳出北投分局疑似禮遇具政治背景的黑道分子,松山分局中崙派出所遭黑道闖入砸壞電腦等負面醜聞,台北監獄也遭媒體爆出,浮濫核准服刑中的幫派分子,使其辦理增加接見與特別接見,短短數日間,黑道橫行公部門的事件頻頻見諸報端,引發社會譴責聲浪。

槍手投案排場如走星光大道?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槍手投案排場如走星光大道?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上述事件顯示黑道對執法機關的滲透,已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何以致此?問題源自於政治、黑道與行政體系間三者水乳交融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倘若政府主其事者僅查辦相關幾位涉案人士就了事,而不設法破除這種勾結互利的共犯結構,同樣的爭議只會一再發生,而且會變得愈來愈棘手。

首先,黑道介入政治的情形由來已久,學者咸認1984年發動的「一清專案」掃黑行動是黑道從政的開端,該場行動導致黑道勢力的重組串聯,促使黑道上層為維護己身安全而投入選舉,許多黑道人事搖身一變成政治人物,導致金錢、權力暨黑道三者掛勾的共生關係。

學者趙永茂就指出社會型、經濟型及政治型等三種類型的黑道與選舉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型黑道,在介入選舉上,是以恐嚇、勒索候選人為主,或參與助選,充當保鑣;經濟型黑道多數參與助選活動,並且充當候選人保鑣,進行買票、綁樁;政治型黑道,則直接參加選舉,介入政治。據其研究發現,都會地區因民眾知識水準較高,係以經濟型為主;反之,在都市化程度不高的地區,社會型、經濟型及政治型黑道都同樣蓬勃發展,顯見黑道涉政的嚴重程度。

照理來說,警政和獄政是公共行政體系的一環,執行業務應持守行政中立,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然而實際上卻難以擺脫政治力的干擾,因為行政體系的高官階人事案往往由政治人物定奪,因此有心於仕途更上層樓者,對於政治人物莫不拍馬逢迎,對在政界呼風喚雨,或為黨政高層倚重的黑道人物,也極盡巴結之能事。

更何況,無論警政或獄政的預算,都掌握在民意代表手裡,受政治因素制約,執行公權力時自會有所偏袒,難以公允,如此一來,黑道儼然已成為執法者的「大哥」。所以,如果在政治壓力下,警察會禮遇黑道,典獄長會替監內的黑道增加與親友會面次數,自然也不足為奇。

既然問題肇因於「結構性因素」,冀望可呼籲政治人物或黑道份子潔身自愛、持守道德,顯然不切實際。依筆者陋見,根本解決之道是讓陽光照進警政和獄政,建立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

首先,讓人事的升遷公平與公開透明,公布競逐陞遷職務人員的積分高低順序及各項資格條件,使人事甄審作業攤在陽光下,避免淪為黑箱作業,賦予有心人士恣意操弄的機會。

再來,於業務執行面上,警方應定期揭露政治人物或黑道關說的明細,包含關說人士為何、受關說事項及進行關說的時間地點等資訊,而監所則應定期公布法定接見次數外,額外核准的增加接見與特別接見明細,如獲准的收容人別、次數及請託者等相關事項。已故美國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昔有名言:「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唯有將這些黑暗面公開來接受「第四權」媒體與公眾的監督檢驗,才能透過輿論壓力,讓囂張跋扈的政治人物與黑道有所收斂。

作者 / 王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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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專案 執法 獄政 監所 社會 警政 黑道
2021-05-06 王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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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之獅與史詩怒火:以伊新衝突將重塑中東新秩序或動搖全球政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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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與現實之間:檢視蔣萬安育兒減工時政策的挑戰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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