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 獨立評論 . 多元觀點 . 公共書寫 . 世代翻轉

  • Home
  • English
  • 評論
  • 民意
  • 時事
  • 生活
  • 國際
  • 歷史
  • 世代
  • 吶喊廣場
  • 轉載
  • 投稿須知

冠狀病毒常有突變,多數卻無法傳染

  • 國際
  • 時事

SARS二世冠狀病毒病毒儘管常常產生新突變,大部分時候卻傳播失敗,擴散開來的機率不高。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全世界感染幾十億人口以後,它的病原體SARS二世冠狀病毒(SARS-CoV-2)已經發展出不少變異。除了少數特例,病毒突變的速度似乎不快,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看到的結果。一項研究發現,感染後病毒其實常常產生新突變,遺傳有別的病毒們,在同一位宿主體內共存是常態;但是在傳染給下一個人的時候,大部分變異無法轉移。

冠狀病毒突變率很高。 圖片來源:RFI
冠狀病毒突變率很高。 圖片來源:RFI

研究對象來自英國第一波疫情,93 個無記名和 1173 位有症狀的感染者,總共定序 1390 個樣本。主要希望回答的問題是:同一位感染者體內,病毒有多少多樣性?傳染給下一個人時,轉移多少病毒及其多樣性?

要回答上述問題,技術上並不容易。想要知道一位感染者體內的病毒有多少遺傳變異,各佔多少比例,必需正確定序樣本內所有 RNA 片段,計算每一種可能突變的比例。可是定序有一定的出錯機率,因此見到的「突變」,也可能只是人為偏差。論文花了不少篇幅,闡述如何避免潛在的問題。

一個人感染時,進入體內的病毒應該都是一樣的,假如取樣中見到不同變異,極可能是病毒在這個人體內突變所致。分析發現,多數感染者的體內,都存在不只一種遺傳型號,2 種、3 種都很常見;因此病毒發生突變,在同一位宿主的體內共存,可謂常態。

但是也要考慮到,也有可能同時感染兩種以上病毒,或是樣本遭到汙染。對這方面的疑慮,論文分析後認為,汙染和多次感染的比例非常低,應該只有 1 到
2%。所以大部分宿主體內的病毒遺傳多樣性,皆為新突變造成。

然而,這麼多新突變,傳染時轉移成功的機率卻不高。即使大部分感染者體內共存多款病毒,被這個人傳染的下一位,往往只能偵測到其中一款;表示病毒傳播時,如同通過狹窄的瓶頸一般,大多數新突變無法轉移到下一位宿主。

此一研究沒有特別討論,不過已知的另一項觀察是:感染者傳染給下一位的比例很低。少數傳染源造成大部分感染,大部分感染者,其實都沒有再傳染給別人。

綜合起來可以推論,病毒在眾多宿主體內,其實有不少新突變誕生,但是只有少數感染者能傳染給下一個人;而少數成功的傳染源,又只有少量病毒能通過窄門,順利轉移到下一個人。

在這個過程中,病毒曾經突變產生的遺傳多樣性,大部分都喪失了,難以持續累積。這也是事後看結果,大多數時候病毒累積突變的數量都不多的一大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新突變不容易留下來。這部分牽涉一些分子演化學的分析。

生物以 DNA,部分病毒如冠狀病毒以 RNA 承載遺傳訊息。3 個核?酸(DNA 或 RNA)組成一個密碼子,密碼子又對應一個氨基酸,許多氨基酸合在一起形成蛋白質。總共有 61 個密碼子,對應 20 個氨基酸;因此有時候核?酸突變,會導致氨基酸改變,有時候卻又不變。

基本假設是,核?酸突變使得氨基酸變或不變,機率沒有差別;但是改變若是有利或有害,將受到天擇影響,新突變留下的機率有差。比較基因序列改變(dN)以及沒有改變的數值(dS),便能推論基因是否傾向變化。

如果改變有利,新變異的存在感增加,稱為「正向選汰」,dN/dS 的比值便會大於 1。相反地,假如是改變有害,遭到天擇淘汰的「淨化選汰」,dN/dS 比值將小於 1。比值等於 1 的話,意謂雙邊力量持平,算是中性。

根據蒐集樣本計算的結果是,所有基因的 dN/dS 為 0.55,感染關鍵的 S蛋白質為 0.60。看來在演化上,SARS二世冠狀病毒更傾向在 RNA 改變時,保留原本的氨基酸。

然而,改變某些位置似乎可以接受,甚至更受歡迎。不同樣本的 S蛋白質上,總共有 30 個導致氨基酸改變的新突變,其中 3 處:L5F、G446V、A879V,都在不同宿主獨立出現。體外測試指出,L5F 能提升傳染力,而 G446V 和 A879V 有助於對付某些抗體。

依照上述分析,WARS 演化時的主要力量,是避免改變的淨化選汰,這也是觀察到突變累積不多的另一個原因。不過仍有少數突變,重複誕生在關鍵的有利位置,容易留存下來。

由這項研究看來,病毒儘管常常產生新突變,大部分卻無法傳播,擴散開來的機率不高。如今見到的眾多突變們,事實上是極大量突變中,非常少數通過窄門的勝利者。

那麼去年底被注意到,在英國、南非、巴西各自誕生的三款新型病毒又是怎麼回事?和近親相比,它們一次就配備大概 17 個新突變,這是如何累積的?

至今最合理的解釋是,那些很多突變的病毒品系們,是在同一個人體內,長期感染後醞釀而成。結合這回的新研究大膽揣測,同一個人長期感染,避免經歷傳染時的窄門,更能保留曾經產生的新突變,加快病毒改變累積的速度。

延伸閱讀:
SARS-CoV-2 within-host diversity and transmission(連結)

作者 / 寒波

Share this:

  • Facebook
  • Twitter
  • Email
  • More
  • Tumblr
  • Pocket
  • Pinterest
  • LinkedIn

Related

DNA RNA 傳染 冠狀病毒 國際 突變
2021-04-29 寒波

Post navigation

如何看CIA報告「台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 」凸顯的問題 → ← 偉慈真君、政治偵防,國民黨難重回執政

Related Posts

羅禮士逝世享壽86歲:從《德州騎警》到「Chuck Norris Facts」,一個迷因世代的硬漢告別

羅禮士(Chuck Norris)逝世、享壽86歲的消息,已由家屬透過社群貼文證實,主流媒體亦以美聯社報導跟進。 他的離去之所以在台灣與全球社群引發連鎖悼念,不只因為他是動作片與武術明星,更因為他在網路文化中被再創造成一種跨世代符號:把「不可戰勝」的硬漢形象,轉譯成可被分享、可被改寫、可被集體玩笑化的迷因資產。 在影視史的語境裡,羅禮士代表的是一種「不靠特效也能成立」的身體敘事。他的角色多半不是複雜心理戲,而是以紀律、力量、正邪分明的秩序感,去提供觀眾安全感。這種敘事在今日的串流時代看似老派,卻恰恰解釋了為什麼「Chuck Norris Facts」會爆紅:當世界越來越不確定,越多人願意用誇張笑話把確定性重新寫回來。那些「連眼淚都能治癌」或「時間會等他」的句型,本質不是相信超能力,而是用荒謬對抗焦慮,讓群體在同一個梗裡獲得共同節奏。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迷因化並沒有抹除他作為演員與武術家的「原始魅力」,反而把他推向新的公共領域:年輕人可能沒完整看過他的影集,卻能一眼辨識他的名字與形象;這是一種由網路完成的「文化續命」。當他離世,悼念也會呈現雙軌:一邊是對作品年代的回憶,一邊是對迷因時代的致敬。它提醒我們,名人不再只活在作品裡,也活在使用者的二創、轉發與集體語言裡。 羅禮士的落幕,象徵一個更深的變化:英雄敘事不會消失,但它會被重新包裝成可傳播的碎片。硬漢仍然需要,只是以笑話、貼圖與短句的形式,回到日常生活裡繼續發揮安定作用。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Anthropic拒絕美國政府「接管權」:超級AI治理的主權矛盾,從企業倫理到國家安全的拉鋸戰

當Anthropic傳出基於道德原則,拒絕美國政府要求取得其AI核心技術「完整控制權」時,外界第一反應往往是震驚:在AI被視為下一代國力的年代,企業怎敢對政府說不?但這起事件真正揭示的,不是單一公司與單一政府的衝突,而是2026年全球AI治理進入深水區後必然出現的「主權矛盾」:國家想握住開關,企業想守住底線,而社會最在意的其實是誰能避免AI被濫用。 政府的焦慮並不難理解。當模型能力逼近可自動化大量工作、影響輿論與資安攻防的等級,AI就不再只是商業產品,而是戰略資產。國安體系自然傾向建立「接管機制」:在緊急狀態、戰爭或重大風險情境下,政府可以直接介入模型的部署、權限與算力調度。從國家角度看,這是風險控管;但從民主社會角度看,這也可能打開另一扇門:若AI的能力被行政權直接握住,誰能保證它不會成為政治打壓、監控擴張或資訊戰的工具? Anthropic的拒絕,等於把討論焦點從「該不該管」推進到「怎麼管才不會失控」。企業宣稱的倫理紅線,表面上像是價值宣示,本質上卻是在防止一種治理路徑:把AI治理簡化為「主權化」或「準國有化」。一旦企業讓出完整控制權,模型的道德框架可能被改寫成政權需求,安全承諾也可能轉變成政治指令。這不只傷害企業信任,更會讓AI治理失去最重要的資產:可預測的規則與可被外部檢驗的程序。 對台灣而言,這場爭議的啟示更尖銳。台灣在AI供應鏈與地緣政治上高度依賴盟友架構,但若治理框架完全外包,台灣社會的價值排序—言論自由、程序正義、個資保護—就可能被迫讓位給他國的國安優先。真正務實的路線不是選邊站,而是建立可落地的制度防線:清楚界定政府介入的觸發條件、權限範圍、監督機制與事後責任;同時要求任何高風險模型在台部署時,具備可稽核的安全報告、外部審查與透明揭露。當治理能被制度鎖住,才不需要靠某一家企業的道德勇氣來擋住權力。 這起事件提醒所有民主社會:AI的危險不只在模型本身,而在「誰能無限制地使用它」。真正的AI治理,不是把開關交給誰,而是讓開關永遠受到制衡。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藍天生變!新北市長選戰「逆襲」背後的「鄭麗文效應」?

      2026年的大選鐘聲雖尚未正式敲響,但全台灣最大的票倉—新北市,卻已提前陷入一場波詭雲譎的政治大霧。就在三月初,權威民調機構「美麗島電子報」釋出的驚人數據,宛如投入平靜湖面的深水炸彈;民進黨呼聲最高的人選蘇巧慧,在支持度上竟與佔盡上風的國民黨「最強外援」李四川不分軒輊,令人好奇背後究竟何原因造成。觀目前我國政治局勢,仍由藍白合主導立院,持續遲延國家政策推動,本應使支持者大快人心的格局,如何出現微妙變化?如下,筆者將從各方面分析之。 黨魁「紅利」變「紅害」?鄭麗文的兩岸天平失衡        欲理解這場民調的「黃金交叉」,必須將視角抽離新北市,轉向位於八德路的國民黨中央。自鄭麗文接掌黨魁以來,其鮮明的「大兩岸政策」風格,在國際地緣政治劇烈變動的2026年,顯得格外突兀。儘管鄭麗文強調「拚和平、拚經濟」,並主張兩岸關係是台灣發展的「重中之重」,但在美中競爭白熱化、區域盟友連線轉趨強硬的當下,這種近乎「單向親中」的立場,已逐漸在新北的中間選民與青年族群中產生「外溢焦慮」。專家指出,新北市民中存在大量「經濟選民」與「白領中產」,他們對和平有渴望,但對「背離國際局勢」的政治傾斜極為敏感。鄭麗文在兩岸論述上的強勢與暴走,讓原本走溫和、務實路線的藍營地方首長,無端背負「紅標籤」的包袱。 地方派系的結構性隱憂      另一個推動民調逆轉的隱形動力,源自於國會內部的政治角力。近期,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在國會中針對預算分配與法案修訂的「聯手」,被綠營成功塑造成「分贓政治」的形象。當選民看到立法院內的藍營黨團,頻繁與各地方派系進行政治利益的交換,這種「派系共治國會」的既視感,直接抵銷了國民黨在新北市長期建立的行政專業形象。對於蘇巧慧而言,這無疑是天賜良機。其長期透過長期在教育與地方建設的耕耘,結合民進黨中央「穩定施政」的大環境紅利,暫時拉攏部分對「國會亂象」感到厭倦的中立選民。蘇巧慧的「精準逆襲」:從基層滲透到形象重塑      數據顯示,蘇巧慧在板橋、三重等傳統綠營優勢區的基礎穩固,更驚人的是,在過去李四川占優勢的「深藍區」如中永和,蘇的落後幅度正在縮小。這反映出蘇巧慧並非僅靠政黨色彩,而是利用「鄭麗文效應」帶來的品牌危機,精準切入。當國民黨的主軸逐漸脫離台灣主流民意,地方大選就不再只是修橋鋪路,而是台灣本土價值觀的保衛戰。       目前,民進黨正試圖將這股「有利環境」極大化,可策略性地將新北市長選舉定位為「國際觀與鎖國觀」的對決,並透過揭露藍營地方派系與國會資源的連動關係,瓦解藍營的組織優勢。蘇巧慧的民調直逼,與其說是綠營的強大,不如說是藍營在黨主席立場與國會運作上的失策,給了對手一個突破機會。 戰火邊緣的十字路口       新北選情的逆轉,是2026年全台政局的縮影。當國民黨試圖重回傳統兩岸路線時,卻忽略選民對於「權力分贓」與「地緣現實」的警覺。年底的這場仗,對蘇巧慧而言是「逆襲」的起點,而對國民黨來說,若不解決「黨中央與地方民意脫節」的系統性問題,新北這座藍營最後的堡壘,恐將在鄭麗文的個人意志下,隨風動搖。 作者 / 劍藏鋒

台灣為何難以孵育跨國消費品牌?從OEM結構、小市場到資本與通路的系統性障礙

台灣製造能力強,但能跨國擴張的消費性品牌卻不多,關鍵不在「台灣人不會做品牌」,而在產業分工與商業環境長期把企業推向「代工最優解」。政府與研究單位的中小企業白皮書指出,台灣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體,長期在全球供應鏈扮演ODM/OEM角色,競爭力集中在研發、製造與交期效率,而非面向終端消費者的品牌經營。 首先是市場結構:台灣內需規模有限,人口約2,300多萬,企業即使做到本地知名,也很難靠單一市場長期支撐「品牌出海」所需的行銷、人材與通路投入。 相比之下,美日歐的大市場允許品牌在國內先跑出規模、驗證產品定位,再用現金流與經驗外溢到海外;台灣企業更常被迫「一開始就出海」,但沒有足夠品牌資產與通路控制力,只能用價格與供貨能力切入,最後回到代工或B2B。 第二是資本與風險結構。消費品牌的獲利曲線通常是「前期重投入、後期吃品牌溢價」,早期會被行銷費、通路費、退換貨、在地法規與客服成本吞噬。台灣企業與資本市場長期更偏好可量化、可預期的製造訂單與B2B合約,因為現金流穩、擴產模型清楚;品牌則需要長時間投資「看不見的資產」(心智佔有率、社群口碑、設計語言),在短期財務報表上反而像拖累。結果是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傾向把最強的人才投入製造與供應鏈,而不是品牌、內容、渠道與零售營運。 第三是通路與平台權力。跨國消費品牌的核心不是「賣出去一次」,而是掌握定價、渠道與用戶資料。台灣公司若以代工起家,往往缺乏自建海外D2C能力與本地化零售運營團隊,只能依賴大型平台、代理商與分銷體系。當渠道不在自己手上,品牌就很難累積會員資料、復購機制與售後服務品質,也很難在同一品類裡用產品迭代與內容運營建立護城河,最後被迫回到「比成本、比規格、比交期」。 第四是品牌組織能力的缺口。製造型組織擅長的是效率、良率、成本與交付;消費品牌擅長的是定位、敘事、設計、社群、體驗與口碑傳播。這兩種能力並非自然延伸,而是兩套不同的語言與決策系統。當企業文化以工程與供應鏈為中心,品牌部門往往缺乏決策權,難以在產品定義階段主導;等產品做出來再「補行銷」,通常已錯過建立差異化的最佳時機。 結論是:台灣不缺製造與技術,缺的是讓品牌能長期投資的制度與市場條件。若要提高孵化跨國消費品牌的成功率,方向不應停在口號式「做品牌」,而是把代工結構下的理性選擇改掉:降低品牌出海的通路摩擦(物流、退換貨、稅務合規、在地客服)、讓資本願意承擔較長的回收期、並在企業治理上把品牌視為核心資產而非行銷附屬。否則台灣仍會持續以全球最強供應鏈的姿態,替別人的品牌做大。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Recent Posts

羅禮士逝世享壽86歲:從《德州騎警》到「Chuck Norris Facts」,一個迷因世代的硬漢告別

羅禮士逝世享壽86歲:從《德州騎警》到「Chuck Norris Facts」,一個迷因世代的硬漢告別

羅禮士(Chuck Norris)逝世、享壽86歲的消息,已由家屬透過社群貼文證實,主流媒體亦以美聯社報導跟進。 他的離去之所以在台灣與全球社群引發連鎖悼念,不只因為他是動作片與武術明星,更因為他在網路文化中被再創造成一種跨世代符號:把「不可戰勝」的硬漢形象,轉譯成可被分享、可被改寫、可被集體玩笑化的迷因資產。 [...]

More Info
Anthropic拒絕美國政府「接管權」:超級AI治理的主權矛盾,從企業倫理到國家安全的拉鋸戰

Anthropic拒絕美國政府「接管權」:超級AI治理的主權矛盾,從企業倫理到國家安全的拉鋸戰

當Anthropic傳出基於道德原則,拒絕美國政府要求取得其AI核心技術「完整控制權」時,外界第一反應往往是震驚:在AI被視為下一代國力的年代,企業怎敢對政府說不?但這起事件真正揭示的,不是單一公司與單一政府的衝突,而是2026年全球AI治理進入深水區後必然出現的「主權矛盾」:國家想握住開關,企業想守住底線,而社會最在意的其實是誰能避免AI被濫用。 [...]

More Info
藍天生變!新北市長選戰「逆襲」背後的「鄭麗文效應」?

藍天生變!新北市長選戰「逆襲」背後的「鄭麗文效應」?

      [...]

More Info
台灣為何難以孵育跨國消費品牌?從OEM結構、小市場到資本與通路的系統性障礙

台灣為何難以孵育跨國消費品牌?從OEM結構、小市場到資本與通路的系統性障礙

台灣製造能力強,但能跨國擴張的消費性品牌卻不多,關鍵不在「台灣人不會做品牌」,而在產業分工與商業環境長期把企業推向「代工最優解」。政府與研究單位的中小企業白皮書指出,台灣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體,長期在全球供應鏈扮演ODM/OEM角色,競爭力集中在研發、製造與交期效率,而非面向終端消費者的品牌經營。 [...]

More Info

搜尋

精選文章

川習會的中美矛盾是戰略,不是貿易!

2017-04-08 韓非

八仙樂園爆炸案:缺乏常識造成的災難

2015-06-28 異想

彰化縣民輪替後的哀與愁

2016-03-06 許家瑋

新文明病:儲物症(Hoarding disorder)似正在增加

2015-04-13 楊庸一

訂閱本站

輸入你的電子郵件訂閱新文章並接收新通知。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Dream Way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Dream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