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目前普遍的台灣醫療文化的角度看待這樣的「理想化願景」,缺工、醫療知識的不足等等的問題,有尊嚴的善終,彷彿成了一場拉力戰。在台灣,許多的無可奈何成了眾人執著的焦點,卻時常忘記取捨當下「最好的選擇」。
天下雜誌曾經與393公民平台合作,調查臺灣臨終前的醫療現況,結果發現許多「另類的臺灣第一」,無效醫療非常的氾濫。
臺灣有超過5成的醫師,為了避免醫療糾紛而實施無效醫療。
身為公民,身為家屬,很疑惑何謂無效醫療?
在之前的文章中,有尊嚴的善終—是後代強求?還是個人造化?(一)有提到:
在醫院發出病危通知,家屬也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後,醫院還是為垂死的家人做了最後一次急救。
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而某天一個特別的朋友,他從小時候就開始因為癌症進出醫院,所以年紀輕輕的他,很中肯的點出「那是醫生的職責」,因為醫生有責任須做「最後一次急救」。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在2013年的TEDx生死的智慧中有提到:
「當醫生時最難過的,就是看見病人在痛苦,而家屬卻執意要急救」
而我也有位前輩,在我面臨這樣課題時與我分享,她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插著管,那時候的她看見痛苦的母親,當時的她,衝動的想幫母親拔管,兄弟姊妹紛紛勸她不要這樣做,她說:「病人就算在沒知覺,她都快死了,她就是想跟我們這些子女說最後一些話,”到底為什麼…不讓她說最後一次話"」
我的奶奶,高齡85歲在安養院中住了6.7年,而當初逃避去探望她,就是從鼻胃管使用開始,心理素質不夠堅強的我,從那一刻開始逃避這種光看就不舒服的「畫面」。
今周刊在20190422有篇文章中寫到,鼻胃管的使用在台灣相當普遍,許多末期病人如癌症、失智症的患者,醫療人員為了維持其生命,通常都會建議使用鼻胃管提供營養,但對患者來說不但不舒服,對自尊也是一種傷害。
但站在目前普遍的台灣醫療文化的角度看待這樣的「理想化願景」,
缺工、醫療知識的不足等等的問題,有尊嚴的善終,彷彿成了一場拉力戰,
光是在缺工這一點,以照護機構的立場,一位護理師能配給多少的病患,才能給予所謂最舒適的「照護」?
曾有人告訴我,他在日本的長照中心上班時,對於所謂的長照真是舒適又有尊嚴,不可否認,日本的醫療條件,是連WHO(世界衛生組織)評價都是世界第一,但台灣不是日本。在台灣,許多的無可奈何成了眾人執著的焦點,卻時常忘記取捨當下「最好的選擇」。
延伸閱讀:
《有尊嚴的善終—是後代強求?還是個人造化?》系列文(連結)
作者 / 晶日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