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南韓「閨蜜案」爆發以來，中外媒體大量報導，大家都對南韓人民嫉惡如仇、全民一體、同進同退的執著和膽量，一定深感佩服。南韓全國十大企業集團的負責人，在國會議堂一字排開，乖順地接受國會議員嚴詞詢問，是否賄賂青瓦台的當家，換取商業利益和方便？如果這不是民主的典範，甚麽才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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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們五體投地，全面傾服之前，有些事實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十大企業集團佔南韓全國 GDP近百分之八十，其中三星集團，就佔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把南韓政府也算是一個企業集團的話，南韓人民絶大部份都被迫在大集團企業掌控的集體下，作個「集體人」而討生活。南韓民衆發動的十餘場十萬餘人的大規模示威，持續不斷，難道只是因為「閨蜜門」事件，就引發這麼大的憤怒和仇恨？還是在這民憤之下，有其它更深層的社會理由，是不是朴槿惠總統的「失德」只是此次大爆炸的引信而已？
生活在大企業集團下，集體一定有它的集體文化，還有個企業管理階級的官僚組織，督導和強制文化能夠落實，各個份子都該遵循應有的行為法則，無一例外。企業的領導人，有如封建時代的封邑領主。如果一個個體不能服從這個集體法則，他就必須被迫離開這個集團，而尋找新的集團。新集團是否願意接納你，首要考慮是你的性格中是否有充分的「集體性」？這類「集體主義」的性格是受東亞儒家文化所讚揚和鼓勵的。即使今日南韓人民信奉基督教達百分之五十，天主教徒不論，達百分之三十的新教，照理應該重視個體的自我救贖和靈悟，而不是教會的組織和長老的諭令。不幸地，新教的宗教信仰對南韓社會的政治性格，看不出來有很大的影響。
南韓人民放棄自我成長的自由和空間，而被迫在集體組織下，一定有它的歷史的原因。近代史中被奴役和併吞的亡國痛史，一定激發人民渴望國族的強大，忍受痛苦，把個人的期待放置一旁，那麼當政者若涉及追逐私利，放棄公義，更會令人難以忍受和憤恨。這種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文化，將使得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教分離」的真諦很難落實。到底，民主社會常態的政治生活是平俗的，事關利益分配和利益交換。道德概念的實踐可以在立法精神表現出來，但是立法是不能侵犯個人基本權利，其中包括不相信當政者所鼓吹的愛國和道德信條：這是自由主義的信仰。
韓國經濟的高度集團化的問題，除了集團企業「大而不能倒」，因而妨礙「創造性破壞」的市場清理原則的實踐，空出寶貴的經濟空間和資源，給有創意的新生小型公司成長的機會。谷歌、推特和臉書的創立，不可能在南韓社會出現。只有當一個產品在帶領風騷，成了個標準商品之後（如 I-Phone），抑制個性的大集團才能顯示出它組織和動員勞工的效率，和它在市場競爭的能力。能帶領新產品開發的原創概念，不太容易在此集團文化的企業中出現，個體的心思和個性，不會受太多重視，因為它不是勞動成本的原件。當你傾全國之力某產品達到「世界第一」；接下來的問題，你如何有原創、「新的第一」給這個世界？
有些台灣年輕人立志開個自己喜歡的咖啡店，而受人譏笑「志向格局太小」！想想「星巴克」的開始，不也是在西雅圖街上的小店？多雨的西雅圖，望著煙雨冉冉的華盛頓湖湖面，一手熱騰騰的特調咖啡，你心裏會想甚麽？這已不是商業，而是人文！即使不能闖出名堂，成功蛻變成一跨國企業，一個香氣撲鼻、溫暖，受人歡迎的小店，日後竟有人發現某位詩人喜歡在此店裡寫詩，某位小說家在此構思，出入的熟客居然成了小說裏的人物！你若是店東，你不引以為傲？-—–波音公司的飛機工廠遷離此城，到密蘇里州，對西雅圖和波音而言，都是對的選擇，因為雙方對人文的期待不同，而對人文期待相近的微軟公司是不會搬離此城的。
中國有些人士喜歡詆稱台北只是個二線都市，台灣中小企業當家。韓某人倒覺得這是揄揚之詞，至少我們沒有十年中央經濟計劃的大型官方建築，來指導我們對生活的思考和期待。我們可以慢慢地在這極大的自由空間裏，想想該填加甚麼？—-–讓我們先開個咖啡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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