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未能真正的理解社會與那些立法委員們想問的問題，以及她未能在一個個案件之外看到更深入的議題與反思，從而產生了這陣子一連串的脫序行為。
台灣人在肯亞進行跨國詐騙被捕後，竟被「遣返」到中國，而非台灣，此一事件近期在台灣引發了關於國家主權與司法管轄權的爭議，14日時任法務部長在接受立法院質詢時，立委質詢另一曾經發生的案件，詢問法務部除了只會回答「需要更多資料」以外，還為當時的台灣人做了什麼？法務部長不假思索便脫口而出：「然後他就死掉了」，這番荒謬言論引發社會譁然。事過沒多久，法務部長竟又以法務部官網發佈一篇新聞稿：「自己錯了還怪人」，如此公器私用，拿公共資源與地位當成發佈私人意見的工具，引起了更多批評。
為什麼法務部長會做出如此脫序荒謬的作為？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展開分析與批評，首先，法務部長曾是執業律師，但作為律師最為令人害怕的是滿腦子只看得到「案件」而看不到「人」的「法匠思維」，由此，似乎不難猜想為何羅部長會毫無猶豫的說「然後他就死掉了」，因為對她來說，這個在外國的台灣人，只是她工作中的「一個案件」，她認為她該做的就是想辦法索取資料書證來讀，進而尋找有什麼可能的法律可用，但卻未能將心比心的去把這個「在外國犯罪的台灣人」當成是一個有生命、有成長背景、有家庭等等背景的「人」。
因此，既然在法律上，一個案件只要當事人死亡，便不再需要處理，這是法律上的結論，從而，法務部長也當然的認為既然當事人死了，那事情就結束了，因而也無法理解為何大家要一直追究。法務部長或許把所有的台灣人相關的事件都當成一個個案件，而非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然後他就死掉了」這句話在這個脈絡下能夠獲得理解，但這並不代表法務部長的這種態度就是可以被諒解的，畢竟身為國家機關的部長，竟然不能把自己的國民放在心中，而只是把國民當成由一張張書證組成的案件事實，這種態度要如何獲得人民的信任？連帶的由她所領導的法務機關又要如何獲得公信力？
另一方面，透過法務部官網來發佈「自己錯了還怪人」一文，更有透過公家機關的優勢地位來表達其私人意見的「公器私用」的傾向，這種傾向或許可以有兩種解讀，其一是這種公器私用的手段，可能在某個意義上是為了掩飾其所抱持的法匠式的思維態度，其二這或許是呈現出，其實法務部長依然困在其自身的思維態度中，而無法真正的理解為什麼自己成為了社會與立法院批評與質問的對象。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無論是何者，都只讓我們看到了法務部長的思維與正義理念、社會意見間的脫節，從而導致了她未能真正的理解社會與那些立法委員們想問的問題，以及她未能在一個個案件之外看到更深入的議題與反思，例如，在外國犯罪的台灣人被引渡到中國是一個法律案件、法律問題，但這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問題，是台灣司法主權被打壓，進而是台灣的國家主權被壓迫的問題，但似乎對法務部長來說，她只看到法律案件，卻未能察覺更為嚴重的台灣主權危機。
筆者嘗試分析法務部長這陣子一連串脫序行為的原因，我們從中看到，這或許是出於兩種原因：
其一只看得到「案件」而看不到「人」的「法匠思維」，這讓法務部長能夠毫無猶豫的說出「然後他就死掉了」，因為對她來說，當事人死亡代表案件終結，再也沒有處理的必要，但這種只看到案件、看不到人的態度，毋寧只讓社會更無法信任法務機關；
其二，從「自己錯了還怪人」的新聞稿中，我們看到法務部長有透過公家機關的優勢地位，來表達其私人意見的「公器私用」的傾向，這可能在某個意義上，是為了掩飾其所抱持的法匠式的思維態度，抑或是，因為法務部長可能仍然困在其自身的思維態度中，而無法真正的理解為什麼自己成為了社會與立法院批評與質問的對象。
這讓我們看到，法務部長的思維態度與正義理念、社會意見間的脫節，這導致了她未能真正的理解社會與那些立法委員們想問的問題，以及她未能在一個個案件之外看到更深入的議題與反思，從而產生了這陣子一連串的脫序行為，也使得我們真正要面對的台灣主權危機被國家所忽略，被簡化成了一群該受罰犯罪者案件，而無法真正的回答、解決問題。
作者 / 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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