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國家隊有其特定背景，如果只是因為在疫情時期延續發展型國家的經驗而以為「國家隊」可行、萬用好，卻忽略疫情過後地緣政經情勢對台灣的影響的話，那麼，國家隊就真的只是以往發展型國家迴光返照的最後爭扎而已。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台灣的口罩在政府的管控指導下，不只滿足國內需求，更能對外出口，甚至進一步將口罩設備產線整廠輸出。一時間，台灣口罩成了炙手可熱的產業。於是，就有一些聲音主張，政府應以介入口罩產業的經驗，視其他產業特色與規模，組建各產業國家隊。而蔡政府亦在去年（2020年）的就職演說中，表達類似的政策思維。但如果熟悉台灣的經濟發展史的話將發現，前述的產業政策思維，近似 1990 年代以前，台灣處於威權時期以及民主化開端的產經政策，也就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的發展策略。

「發展型國家」作為一種經濟政策手段，曾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可是，歷史發展告訴我們，除了台灣，包括日、韓等東亞發展型國家，到最後仍不免走上經濟衰退，或者說，出現經濟發展疲軟的現象。何以如此？

過往討論發展型國家經濟疲軟的現象，都歸因於產業特性的轉變。但本文認為，應該還要納入二戰後的國際因素，說明當時的國際條件提供台灣經濟發展哪些機會與挑戰，並藉此指出當前台灣如果想組國家隊，必須注意哪些面向。

二戰後至1990年代，當時日、韓、台這些發展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以下特點：強大的技術官僚、救亡圖存的民族發展意志、對內排除社會壓力、對外取得政經優位。

可惜，發展型國家理論某種程度上都刻意忽略冷戰時期，「資本 VS 共產」兩極體系下的國際分工態勢（「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是美國人當初到日本作目的性考察時提出，是為了把日本發展經驗交給美國，用來作為美國對外宣稱美國設計下的資本陣營好棒棒的外交說帖。這部份可以翻一下《日本通產省》這本書）。可是，後續經驗告訴我們，兩極體系在蘇聯解體後便產生極大變化，也就是，東歐國家以及中國釋放出的大量廉價勞力致使亞洲國家失去勞力分工上的政經優位。簡單講就是歐美訂單開始「親中親俄」。然後發展型國家的廉價勞力被取代後，國內製造業者「西進」、產品通路在國外遇到競爭，因而導致受扶植的產業產能與產值雙雙受創。

而這次的疫情所出現的產業國家隊現象，我個人都私下戲稱為「發展型國家的迴光返照」，亦即「國家隊」說穿了就是發展型國家舊酒換新瓶的概念。

這次疫情某種程度創造出以下的環境局勢：衛福官僚、抗疫意志、排除社會壓力、地緣政經優位。

從地緣政經優位這一點來看，這次台灣國家隊能夠發揮效用的前置原因，主要是台灣鄰近中國且長期與中國進行資訊抗衡，對於中國官方所釋出的資訊更能快速警覺跟反應，進而超前防疫工作的佈署。在此情況下，加上衛福部以及台灣民眾承襲過往抗SARS經驗（或說是恐懼），政府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社會壓力、強力執行防疫工作；待國內疫情穩定，安全威脅減緩後，便把國家職能用在維持防疫工具（口罩）的產能上；除對內供應口罩之外，對外還能填補國際口罩市場的缺口，一時間台灣似乎又回到當時發展型國家的產業發展模式。前述這些，都是國際情勢帶給台灣的挑戰與機會。

可是，口罩國家隊的發展模式，能夠直接複製到其他產業上嗎？

當然無法。

「產業國家隊」作為一種經濟政策手段之一，它不能視為一種萬用的公式模組，而是要視當前國內外的狀況審慎採用。即便國內狀態允許國家一時之間集中力量管制、扶植某產業，但滿足內需後，勢必得依靠國外市場持續產業的生產動能。但是，國際市場不可能長期依賴少數或單一國家的供應，等到其他國家防疫用品產能跟上，勢必排擠到原本防疫用品供應國，到時候產業國家隊又會面臨衰退命運。

基此，本文想強調的是，組國家隊有其特定背景，如果只是因為在疫情時期延續發展型國家的經驗而以為「國家隊」可行、萬用好，卻忽略疫情過後地緣政經情勢對台灣的影響的話，那麼，國家隊就真的只是以往發展型國家迴光返照的最後爭扎而已。

作者 / 洪啓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