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2026年國慶日致詞，核心訊息是把台灣放在一個「外部風險升高、內部轉型加速」的座標中。他一方面強調台灣經濟在AI、半導體與全球供應鏈中取得亮眼成果，另一方面也提醒國人，經濟成長不能只停留在企業獲利與股市表現，而必須轉化為全民可感受的生活改善。這使今年國慶演說不只是外交與國防宣示，也帶有明顯的民生政策說明。 演說最重要的第一條主線，是「經濟成果共享」。台灣近年受惠於AI需求與高階製造優勢，出口、投資與稅收均有支撐，但民眾真正關心的是薪資、物價、租屋、育兒與照護壓力。賴清德若把加薪、減稅、補助與公共投資放在演說核心，等於承認政府必須處理經濟亮眼與人民感受落差的問題。這是正確方向，但後續仍要看政策能否精準照顧受薪階級、青年家庭與中小企業。 第二條主線是國防韌性。面對中國軍事壓力與灰色地帶行動，賴清德強調強化防衛不是挑釁，而是維持和平的必要條件。這個說法意在對內凝聚社會共識，對外則向國際傳達台灣不是升高衝突的一方，而是希望用實力避免戰爭。國防預算、軍事現代化、後備改革與民防韌性，未來都會是政府持續推動的重點。 第三條主線是台灣的國際定位。賴清德延續「民主夥伴」敘事，強調台灣不只是地緣政治熱點，更是全球民主供應鏈、科技安全與區域穩定的重要成員。這種說法回應美中競爭，也試圖讓台灣在國際交流中取得更主動的位置。不過，國際支持往往與台灣自身治理能力相連動，國內團結、法治穩定與產業韌性，都是外交說服力的一部分。 整體來看，這場國慶演說的政治功能，是把「民生經濟」與「國家安全」綁在一起。賴清德試圖說明，台灣要守住民主自由，不能只靠軍事，也要靠經濟分配、社會韌性與國際信任。這樣的論述有其完整性，但挑戰也很清楚：若經濟成果共享無法落實，國防支出就可能被民眾視為負擔；若國防韌性缺乏透明溝通，也可能加深社會疑慮。 2026年的國慶演說，反映台灣已進入「高成長與高風險並存」的新階段。賴清德提出的方向，是以經濟支撐民生、以國防維持和平、以民主連結世界。真正的考驗不在演說本身，而在政府能否把這三條主線化為可被人民檢驗的成果。若能讓一般家庭感受到收入改善、社會更安全、國際支持更穩固，這場國慶致詞才不只是政治宣示，而會成為執政路線的具體承諾。 作者：寧為渣

市長，我失戀了。 這句話聽起來很小，像一封不該寄出的簡訊，像捷運站出口被雨打濕的廣告單，像一個人坐在便利商店窗邊，把熱咖啡握到變冷。可是對有些人來說，失戀不是一段感情的結束，而是一整個人生支架的倒塌。她不是只失去一個男友，她失去的是被相信、被需要、被肯定的最後證明。 她曾經也是會笑的人。手機裡有合照，行事曆裡有紀念日，抽屜裡有兩張電影票根。她以為自己終於被世界溫柔對待，所以把未來放進對方的語氣裡，把安全感寄放在一段關係中。後來，那個人走了，沒有回頭，也沒有留下足夠清楚的理由。分手那天，她不是大哭大鬧，而是安靜到可怕，像身體還坐在原地，靈魂卻已經被搬空。 朋友一開始會安慰她，說時間會過去，說下一個會更好，說不要想太多。可是「不要想太多」對她來說，是最困難的命令。夜晚像一口深井，她躺在床上，聽見自己的心跳變得陌生。她開始失眠，開始恐慌，開始無法進公司打卡。辦公室的日光燈太亮，同事的問候太尖銳，主管的訊息像催命符。她不是不想工作，而是身體已經不聽話。 後來，她走進精神科診間。醫師開了藥，告訴她要規律服用，要回診，要找人支持。她點頭，像一個乖學生，可是離開診間後，城市又只剩她一個人。藥物讓她不再那麼劇烈地崩塌，卻沒有讓她重新長出生活。她需要的不只是藥丸，而是有人幫她把散落一地的人生慢慢撿回來。可是她身邊沒有那樣的網。 有一天，她試著讓自己消失。幸好她被救回來了。大家鬆了一口氣，彷彿故事到這裡就可以結束。可是活下來，不等於真正回到生活。她回到租屋處，面對未繳的房租、空掉的冰箱、停擺的工作、越來越少的存款。她的家人不理解她為什麼不能振作，朋友也漸漸不知道該說什麼。她沒有力氣解釋自己不是懶，不是脆弱，不是想博取同情。她只是壞掉了，卻找不到修補的地方。 慢慢地，她成為社會邊緣人。不是電影裡那種戲劇化的墜落，而是每天退後一點。她不再回訊息，不再參加聚會，不再打開履歷網站。她害怕面試時被問到空白的工作經歷，害怕說出精神科病史後被貼上標籤。她想上班，卻撐不完整天；想賺錢，卻連出門都像登山；想重新做人，卻不知道從哪一刻開始才算重新。 市長，如果那時候有人接住她呢？ 如果在她第一次因情緒崩潰請假時，公司裡有受過訓練的人知道該怎麼協助，而不是只問她什麼時候回來補進度。如果診間之外，有社區心理支持員定期追蹤她的狀況，陪她安排回診、申請補助、銜接諮商。如果她失業後，不是立刻被市場淘汰，而是有過渡性工作、彈性工時、職能重建與租金支持。或許她不會一路掉到最底層。 如果社會安全網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張真的有節點、有溫度、有手伸出來的網，她或許會在最危險的那幾週被看見。她需要的不是別人替她過人生，而是在她暫時走不動時，有人陪她走一小段。她需要的不是廉價的鼓勵，而是具體的制度：心理急救、危機轉介、居住協助、就業復能、社工陪伴、醫療追蹤，以及不羞辱人的福利申請流程。 沈伯洋市長若說，一座城市應該在需要的時候把每一個人接住，那麼這句話最該接住的，就是像她這樣的人。她不是新聞標題，不是政策簡報裡的案例，不是選舉語言中的弱勢族群。她是一個曾經相信愛，後來被愛擊碎的人；是一個想活下去，卻被生活一再推離岸邊的人；是一個如果早一點被發現、早一點被陪伴、早一點被制度托住，也許就不會走到社會邊緣的人。 市長，我失戀了。這不是請你處理一段感情，而是請你看見一座城市裡，多少人的崩塌都從一句很小的痛開始。有人失戀，有人失業，有人失親，有人被家暴，有人被債務壓垮，有人在病名與污名之間求生。城市的偉大，不在於高樓多亮，也不在於捷運多快，而在於那些快要掉下去的人，能不能在墜落前被一雙手拉住。 如果有一天，她終於可以重新出門，重新工作，重新在早餐店點一杯溫豆漿，重新相信自己還能活成一個普通人，那不是奇蹟，而是制度沒有放棄她。真正好的城市，不是讓每個人都永遠堅強，而是承認人會破碎，並且準備好在破碎時接住他們。 作者：千水默內

前幾日，台北市萬華分局持法院搜索票搜索西門町BDSM同志酒吧Commander D。這起事件原本是涉及妨害風化的司法偵查，卻因執法過程中傳出員警對身心障礙者說出「殘障也可以做愛喔？」等不當言詞，引發性別平等、身心障礙與人權團體批評。警方事後確認有員警出現不當言詞並予以懲處。 我認為，這起事件還有另外值得追問的，不只是警察是否執法過當，也不只是員警「講錯了一句話」。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麼身心障礙會讓一個人是否具有性慾望、是否能夠做愛，變成一件值得驚訝的事情？ 這個問題對我而言並不是抽象的哲學討論。我本身不是主流異性戀者，同時還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過去曾經擔任手天使、障礙者個人助理，也曾擔任自立生活協會理事。這些經驗讓我不只是從書本理解「身心障礙者的自主」，而是在不同位置上實際接觸過障礙者的日常生活、身體自主、親密關係與性自主。 尤其是手天使的經驗，讓我很難把「殘障也可以做愛嗎？」理解成單純的失言。因為當我們真正把身心障礙者視為完整的人，就會知道，障礙並不會自動消滅一個人的慾望、親密需求、情感關係與性自主。身體有障礙，與一個人是否具有成為「性主體」的資格，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我在自立生活運動中接觸到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如此：障礙者不是被動接受照顧的「對象」，而是能夠決定自己如何生活的「主體」。個人助理存在的意義，也不是代替障礙者做決定，而是在必要的支持下，讓障礙者能夠自己決定生活。這個原則放到性自主上，其實沒有理由突然失效。 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具有性行為能力」與「具有性自主」。前者可以是醫學或生理問題；後者則涉及一個人能否表達慾望、建立親密關係、作出性選擇，以及決定自己的身體如何被對待。身心障礙並不會自動取消後者。 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認為，個人對自身生活與身體的決定，是個人自由的重要核心。當然，性行為涉及同意、傷害、剝削等問題時，國家當然可以依法介入；但「身心障礙」本身不能成為推定一個人沒有性自主的理由。 哲學家Martha Nussbaum的能力取徑則提醒我們，真正的平等不只是法律上人人一樣的形式平等，而是人是否實際具有生活、建立關係、表達情感並作出人生選擇的能力。如果我們只把身心障礙者視為需要照顧、保護與管理的人，卻不承認他們也可能有慾望、愛情與性需求，那麼看似善意的保護，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剝奪。 「殘障也可以做愛喔？」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暴露了一種深層的預設：身心障礙者似乎不應該是「有性的人」。 社會學家Goffman的污名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件事。當一個人的某種身分被放大到足以遮蔽其他人格特質時，他就不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而首先被看成「一個障礙者」。他的感情、慾望、關係與選擇，都可能因此被忽略。 而這對我這樣同時具有非主流性傾向與精神疾病身分的人而言，其實並不陌生。社會有時把非異性戀者視為只是想法扭曲，也可能把精神疾病患者視為沒有判斷能力。當這些身分交疊時，更容易出現一種危險的推論：只要你的性傾向、心理狀態或身體狀況偏離主流，你的慾望與選擇似乎就不值得被認真對待。但這正是我們必須拒絕的邏輯。 精神疾病不等於喪失人格；身心障礙不等於喪失性自主；非異性戀也不等於失去正常生活的資格。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與主流不同，不代表他就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主體。 而當這種話是由警察說出口時，問題更加嚴重。警察不是普通旁觀者，而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人。搜索票可以授權國家進入特定場所、尋找特定證據，卻不因此授權國家羞辱人民。因此，「有搜索票」與「執法過程是否侵害人格尊嚴」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法律授權，後者是國家如何行使權力。搜索票可以授權搜索，但不能授權羞辱。 我也不認為BDSM空間應該免於法律監督，更不認為同志或身心障礙身分可以成為違法行為的免責理由。但真正的平等恰恰是：每一個人都受到同一套法律規範，也同時受到同一套人格尊嚴的保障。 Foucault曾提醒我們，權力不只透過禁止運作，也透過分類、規訓與「正常／不正常」的界線運作。當國家進入一個不同於主流的性文化空間時，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究竟是在依法調查特定行為，還是在不知不覺中把某種身體、性傾向或生活方式本身視為「異常」？ 因此，Commander D事件不只是同志議題，也不只是身心障礙議題。它讓我們看見，當一個人同時處在多個非主流身分的位置時，國家是否仍然能夠把他視為一個完整的公民。一座真正多元的城市，不只是有彩虹旗，也不只是舉辦同志遊行。真正的考驗，是當國家面對那些不符合主流想像的人時，是否仍然記得他們首先是人。 國家可以調查一個人的行為，但不能因此取消他作為人的身分。所以，問題不只是說「殘障也可以做愛嗎？」涉及歧視，更根本的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不符合主流時，我們是否仍能承認，他是自己人生的主體？這也是Commander D事件留給我們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作者：朱智德

近期台北市長選舉中的毒品政策攻防，引發社會對「反毒」與「減害」的爭論。作為目前在臺大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所的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重新論述一番。 過去從事田野研究時，我曾進入監獄，看過毒癮發作與戒斷所帶來的痛苦；也曾在八大行業與夜店進行田野調查，看見物質使用背後複雜的心理、社會與環境因素。因此我逐漸理解，毒品問題從來不只是「反不反毒」的二分法。 首先必須釐清：反毒不等於反減害。清潔針具並非鼓勵吸毒，美沙冬替代治療也不是「政府發毒品」。台灣早已將清潔針具與替代治療納入藥癮防治體系，其政策目的在降低HIV等感染風險、減少傷害，並使成癮者進入醫療與戒治體系。換言之，政府可以同時強力查緝販毒、製造與走私，也可以提供治療與減害服務，兩者並不矛盾。 這也是此次政治論辯最需要被釐清的地方。沈伯洋本身具有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學位並任教於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其專長包括刑事政策與法律社會學。討論他的毒品政策主張，當然可以嚴格檢驗，但應該放在犯罪學、公共衛生與成癮研究的脈絡中，而不是直接把「減害」等同於「鼓勵吸毒」。值得注意的是，蔣萬安在2021年擔任立法委員時，也曾參與涉及強化美沙冬替代治療與藥癮戒治資源的提案。既然如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就不是誰比較會喊「反毒」，而是哪一套政策真的能降低毒品造成的傷害。 從犯罪學與社會學來看，Howard Becker的標籤理論提醒我們，「吸毒者」不只是對一種行為的描述，也可能成為一種社會身分；社會學家Goffman對污名的分析則指出，當一個人被持續排除為「不正常的人」，重新回到社會的道路反而可能更加困難。因此，成熟的毒品政策不能只有查緝，也必須包括預防、治療、減害與復歸。 神經科學也讓「只是缺乏意志力」的說法顯得過度簡化。神經科學家Nora Volkow的研究顯示，成癮涉及獎賞、動機與自我控制相關的神經迴路變化。這不代表成癮者沒有責任，而是提醒我們：成癮同時涉及生物、心理與社會因素，不能單純用道德譴責解釋。 更進一步而言，Foucault對現代治理的分析也值得放進毒品政策中思考。國家治理從來不只是「禁止」，也包括醫療、分類、統計、矯正與風險管理。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要不要反毒」，而是我們如何在阻止毒品擴散的同時，降低已經發生的健康與社會傷害。 我反對毒品進入校園，也支持打擊販毒與走私；但同樣認為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成癮治療、感染預防、減害與社會復歸不可或缺。因為我在田野中看到的，從來不只是抽象的「毒品」，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有人犯過錯，也有人正在戒斷、正在痛苦，甚至正在努力重新生活。 因此，真正成熟的反毒政策，應該一方面讓毒品更難接近孩子，另一方面也讓已經陷入成癮的人有機會活下來、接受治療並重新回到社會。 反毒可以很堅定，但毒品政策不能停止思考。 作者：朱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