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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中共提前結束「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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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應該說是「中共太子黨」)背離了中國廿一世紀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各種後果已經出現。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最新演說《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即直言,若自由世界不改變中共,中共必將改變我們。他呼籲全世界共組「新的民主聯盟」,反抗中共的「新暴政」。在中共與自由世界進入全面對抗下,四十年來中共受益極大的「戰略機遇期」是否也可能跟著提前結束?

對於中共的戰狼外交及强勢擴張,企圖全球爭霸、消滅普世價值、建立以中共數位極權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個習近平的「中國夢」終於驚醒了自由世界,其反撃也由貿易、高科技產業向人權迫害、智財竊劫、網通侵略蔓延,要求阻斷紅色供應鏈,最後伸向軍事、外交。在軍事方面,美國已公開宣布中共的南海主權主張及行動「不合法」,並直指中共「是美國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為捍衛印太安全不惜一戰。在外交方面,美國更已限時關閉中共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川普還預告可能關閉其他領館。

習近平帶領下的中國,能否持續成長或要開始走下坡? 圖片來源:民報
習近平帶領下的中國,能否持續成長或要開始走下坡? 圖片來源:民報

當軍事外交都已成為冷戰戰場,熱戰在全面對抗下(中共的戰狼外交就是對抗到底、睜眼瞎說到底)也可能一觸即發,廿一世紀以來中共自信滿滿且受益極大的所謂「戰略機遇期」,是否也可能跟著提前結束?

中共「戰略機遇期」的構想來自鄧小平,目的是要爭取較長和平時間,將中國建設成小康社會。而從2002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始,江澤民在報告中就強調「廿一世紀頭廿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此後「重要戰略機遇期」一詞也成為中共官方話語,胡錦濤及習近平時期都繼續延用。

關於「戰略機遇期」,中共重要智囊胡鞍鋼在他主編的《中國大戰略》(2003年1月出版)一書認為,廿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中國面臨了「歷史上大國興起的極好機遇」。他表示廿世紀至今,有三個大國獲得這種發展機遇,一是美國,二是二戰後日本,三是中國,「從1980年左右,中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如果發展勢頭能持續到2020,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從而改變21世紀世界格局。」他把一個國家的發展生命週期概括為五個階段,即成長期、迅速崛起期、強盛期、相對緩慢發展期、相對衰落期,並視1950至1980為中國的成長期,1980至2020為迅速崛起期,若繼續發展順利,之後中國將進入強盛期。

而什麼是「戰略機遇期」?我在2005年的《台灣也要把握戰略機遇期》一文指出:「就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發展機會,周圍的環境及空間都對發展有利,可以全力推動經濟及國力升級,達成強國富民目標。」我同時指出:「近年台灣政治能力及經濟能力衰退,綜合國力正在下降;相對的,中國的政治能力及經濟能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上升到百年未有的高度。其重要原因就在中國把握快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台灣則白白浪費戰略機遇期。

我文中引用了胡錦濤主政時在中共政治局的談話:「歷史一再表明,機遇極為寶貴,稍縱即逝。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把握住了機遇,落後國家及民族即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喪失了機遇,原本強盛的國家及民族也會不進則退。」我借用胡耀邦「和平」遺產(胡耀邦不只熱心和平發展,還支持民主自由)繼承人胡錦濤的話,是要警告沈溺於統獨意識形態惡鬥及產業大量西移(卻未有效管理)的阿扁時代台灣,已把名列亞洲四小龍前茅的一切經濟及政治優勢揮霍殆盡。依理類推,同樣的警告也適用於今日沈溺於戰狼外交及強勢擴張而遭自由世界抵制的習近平時代中共。

胡錦濤之難能可貴,在於他不只是胡耀邦「和平」遺產的繼承人,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方向及命題,而且他還重視兩岸「一中各表」暨中國內部「和諧社會」的「求同存異」精神。在他主政時期,中共十六大報告「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及發展模式多樣化」的主張被切實遵行,如一本討論「族際政治」(2010年出版)的書就高揚「新的文明觀—在差異中求和諧」,指必須承認不同文化觀和價值觀都有同等「合法性」,才能使各種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及尊重成為可能,「這是在具有文化多樣性世界保持和平共存的先決條件,是一種面對全人類的觀念。」

也正由於胡錦濤的相對寬厚,中國大陸自胡耀邦開啓的思想信仰言論鬆綁,在胡錦濤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不僅思想著作活躍,普世價值也在中國知識份子心中獲得一定地位。

不幸,胡錦濤「和平崛起」「(不同文化、族群)和平共存」及「在差異中求和諧」的新文明觀,到了被稱「毛澤東第二」的習近平手中,全被掦棄:對外展開戰狼(攻擊丶報復)外交及強勢擴張;對內則逐一清洗及準備清洗不同族群、制度、信仰,新疆香港及不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都是例子,如同毛澤東當年清洗西藏。連主持民間公平正義的維權律師都發生了全國廿三省範圍的大抓捕事件。更不必說普世價值著作全面下架、「數位極權」全面實施,成為毛澤東2.0。而且不只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打壓迫害加劇,回復毛澤東時代作風,甚至中國各地佛像石刻及台灣佛教界證嚴、淨空法師等的著作都被下令禁毀。

誠然,中國經過四十年「戰略機遇期」的快速發展,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國際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存底更多年蟬聯世界第一,鄧小平所謂的「有所作為」及江澤民所謂的「大有作為」,都是希望反映本身實力。但和毛澤東、習近平不同的是,鄧小平是指在「韜光養晦」下的「有所作為」,中國反霸而絕不稱霸。依據黨內詮釋,「韜光養晦」就是要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採守勢,避免鋒芒畢露,「有所作為」就是要在國際上樹立起維護和平、反覇制戰的道義大國形象。

習近平(應該說是「中共太子黨」)背離了中國廿一世紀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各種後果已經出現。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最新演說《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即直言,若自由世界不改變中共,中共必將改變我們。他呼籲全世界共組「新的民主聯盟」,反抗中共的「新暴政」。在中共與自由世界進入全面對抗下,四十年來中共受益極大的「戰略機遇期」是否也可能跟著提前結束?

曾是胡錦濤屬意接班人的中共總理李克強,最近在中共國務院常務會中有感而發:「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做事一定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這番勸說不知道習近平及中共太子黨聽不聽得進去?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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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國際 戰略 李克強 習近平 胡錦濤 鄧小平
2020-07-28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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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總統直選為何改變台灣?從政黨輪替到抗中保台共識,解析憲政改革關鍵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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