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她叫 Yeonmi Park，13 歲從北韓脫逃。 ​ 在全美第一的 Podcast 節目裡，Yeonmi 冷靜的對主持人 Joe Rogan 說： 「當你感到被欺壓的時候，你還不算真正被欺壓；欺壓的最高級，是連壓迫感都感覺不到。」 ​ 北韓的人民過著純樸、親近大自然的生活。 ​ 他們種稻米、地瓜之類的營養作物，只是，所有糧食都是國家的，100% 收成必須上繳。 ​ 如果國家沒配發，那抓野生蜻蜓、兔子，還有在土裡收集零碎米粒，就是存活之道。 ​ Yeonmi 說：「當人類吃飽，會有成千上萬的思想和疑問； ​ 但極權者發現，人類飢餓的時候就只剩一種想法 —— 想吃飽。」 ​ 北韓沒收本該統一發配的糧食、讓人們自生自滅之後，就是一場大型殘忍的「飢餓遊戲」。 ​ […]

國民黨拋出「3800億+N」軍購特別條例草案，表面上高舉「替人民看緊荷包」、「避免空白授權」的正義大旗，實則卻是一場精心算計的政治大戲。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劇本的走向與北京的戰略利益不謀而合。說穿了，所謂的「加碼」與「嚴謹」，不過是為了掩飾其「實質擋案」的司馬昭之心。 首先，任何稍具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現代軍事採購尤其是涉及高科技戰機與飛彈系統，動輒耗時五至十年起跳。國民黨版的草案將執行年限死死訂在2028年12月31日，將原本跨年度的長期建案強行壓縮在短短幾年內完成，這不叫「提升效率」，這叫「不可能的任務」。 更荒謬的是，國民黨還要在條例中硬塞入美方必須簽署「延遲交貨懲罰條款」的要求。這完全是無視國際軍售現實的「毒藥條款」。美國對台軍售屬於主權國家間的「對外軍事銷售」，並非一般商業合約，美方根本不可能接受這種懲罰性條款。 國民黨提出這種必被駁回的條件，就好比要求店家「不簽署割地賠款條約就不買東西」，其目的根本不是為了買到東西，而是為了讓交易破局，然後雙手一攤說，「你看，是美國人不賣，不是我不買。」這種設下技術性障礙的手法，名為「防弊」，實為「設障」。 其次，為了合理化擋案行徑，國民黨不惜祭出「泥巴戰」，將民進黨時期的「鐽震案」與國民黨執政時的「拉法葉案」混為一談，試圖塑造「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假象。 我們必須嚴正指出事實，鐽震案的核心在於行政程序瑕疵與規避監督的企圖，這是一個「未遂的制度設計錯誤」。但該公司隨即解散，沒有執行任何購案，更沒有一毛錢公帑落入私人口袋，司法調查也證實無人因貪汙被定罪。 反觀國民黨的「拉法葉案」，那是經過台、法、瑞三國司法認證的驚天弊案。高達近百億台幣的非法佣金流向不明，更伴隨著海軍上校尹清楓的離奇死亡以及後續一連串關係人的意外身亡。這是一場賠上軍官性命、動搖國本的結構性腐敗。 國民黨拿一個「沒貪到錢且已解散」的鐽震案，來類比一個「死人無數且贓款橫流」的拉法葉案，這種道德相對主義的操作，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無恥。 再者，國民黨口口聲聲說要「發價書」、要「嚴謹程序」，但在中共軍機艦日夜騷擾台灣周邊海空域的當下，這種「技術性杯葛」顯得格外諷刺且危險。 「3800億+N」這個看似加碼的數字遊戲，其實是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國民黨深知，只要卡住預算、設下美方無法接受的條款，軍購案就會無限期延宕，這不正是北京最樂見的結果。國民黨只是為了向對岸交出一張漂亮的投名狀，好讓某些買辦階級能繼續在兩岸紅利中苟延殘喘。 最後，年底大選，人民該給國民黨「幾席+N」？當一個政黨在中央不惜以國家安全為籌碼，向敵對勢力獻媚；在地方，他們又有什麼資格談論「安居樂業」？ 別忘了，現代戰爭中的「民防系統」與地方政府息息相關。一個在國會裡千方百計要解除台灣武裝的政黨，若讓他們掌握了縣市首長的行政資源，戰時這些地方政府是會成為國軍的後盾，還是成為配合敵軍登陸的帶路黨？ 國民黨以為「3800億+N」是高明的騙術，但台灣人民在年底的縣市長大選，給國民黨的席次不該只是減少，而應該是徹底的「歸零+N」。這個「N」，是「Negative（負數）」，代表著台灣社會對賣台行徑的負分評價；這個「N」，更是「No」，是對那些吃裡扒外、將台灣生存權當作政治籌碼的政客，最堅決的唾棄與否定。 作者：秦靖

4-5台美戰略結盟新時代 二○二四年是《台灣關係法》實施四十五周年，不僅意義重大，也是思考和建構如何深化台美關係與戰略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機。 過去四十五年來，隨著國際政治情勢的進展與演變，當年制定台灣關係法的背景與環境，與今日的亞太情勢與台美關係，既有相異之處，也有相似之處。 相異之處在於，當年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與戰略思維，與今日大不相同。一方面當年美國基於「聯中制蘇」以及謀求中國市場的需要，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在一種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之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背棄一個在二戰期間並肩作戰的忠實盟友；另一方面，在遺憾之餘，美國國會也通過了《台灣關係法》，以高於美中《三公報》的法律規格，確保對台灣安全與前途的承諾。四十五年來，歷史已經證明《台灣關係法》的制定，既是睿智的，也是必要的。 相似之處在於，台美雙方至今對中共的本質有了深刻的共同認識。一方面，美國已經從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中醒覺過來，並在繼承《台灣關係法》的原則與精神之下，認識到台美關係的深化與合作，才是符合台美雙邊利益與世界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四十五年來已經證明，台美之間共享民主體制與自由價值的事實，使得台美之間強化戰略聯盟，已經成為穩定區域和平與國際秩序的必要之舉。 一、何謂「台美戰略結盟」？──「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 這裡所說的「結盟」，不是國際政治上的「同盟」（alliance），而是「聯盟」（coalition）。基於台美之間為不具正式外交關係的友好國家，所以台美戰略結盟不同於類似「美日安保」或「美菲共同防禦」的軍事同盟關係，而是基於更為寬廣的區域和平所進行的安全合作，也就是「以共同的戰略對手為目標的軍事合作」。 在此意義上，台美目前以及未來的軍事合作，真正的目的並非如大眾傳言讓台灣作為美國代理人的先鋒敢死隊，也不是台灣為了美國從事一場「代理戰爭」，而是為台灣爭取抵抗共軍侵台的時間與空間，以利於美盟軍力進行聯合反擊。因此，我把「台美軍事結盟」定義為「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也就是在台美緊密和專業的合作之下，共同遏制中共對台灣以及亞太區域的侵略與威脅。 但是，這裡所說的「備戰」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對於所謂戰爭，一般來說有三種對應方式：一是備戰，二是迎戰，三是作戰。這裡我所謂的「備戰」，不是消極被動的、無可奈何的本土抗戰，而是積極主動的反制作戰。正是在這意義上，台美的軍事結盟才具有前瞻性與效用性，也使《台灣關係法》在保護台海安全上具有靈活性與可持續性。 二、台美戰略聯盟的新思維 我這裡要引述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以及前美國海軍軍官、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克拉克（Bryan Clark），投書於《國會山莊報》（The Hill）的一篇文章，題為〈可能有助美軍捍衛台灣的新戰略概念〉（A new strategic concept could be useful in the US military’s defense of Taiwan）。文章呼籲，美國五角大廈應該跳脫傳統思維，以部署「專門部隊」來應對中共對台灣的攻擊。 文章中有兩個關鍵詞，一是美國的「戰略死局」，意思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