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本身就是建立一個亞洲帝國的大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中國恢復失去的東西，也就是恢復身為亞洲主宰大國的歷史地位。其結果，「中國想要說服其鄰國，擁護奉北京為中心的亞洲新秩序，卻沒有人想成為中國藩屬國家。北京追求的命運共同體，被整個區域視為威脅而非機會。」

於今年美中經貿、科技、地緣政治「新冷戰」下的「六四」卅週年紀念，意義格外不同，許多人都從哀悼控訴轉向檢討中共本質。如王丹認為當年不只學生天真，相信黨及政府，西方也同樣天真，「由於西方社會的綏靖，已使中共成為挑戰人類秩序的魔獸」。如其他六四參與者開始思考「如何結束專制」，或「為什麼三十年來中國民主運動幾乎消聲匿跡」。而逐漸受到「數位極權」如修改《逃犯條例》波及的香港人，更是四處逃難；兩位黃李人士獲得德國難民庇護，前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避難台灣。甚至台青赴中旅遊，行李中露出本國國旗，亦被舉報，演出公安輪番上門的「驚魂記」。這一切顯示，中共津津樂道的「中國夢」已經成為別人噩夢！

兩位黃李民主人士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多年後，首次有人受到德國庇護；國際特赦組織成員指出「此舉顯示國際社會認定香港人權狀況已堪與全球最糟地區相提並論」。黃李也表示選擇對外公開此事，「是要讓全世界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而只因賣大陸禁書就莫名其妙在赴中時長期「被失蹤」（情節堪比台灣李明哲），之後又因洩漏關押內幕而被中共通緝的林榮基，接受台灣媒體採訪說：「我不得不走，這是生命問題啊！」「中國治下的香港，民主與人權已從雙有淪為雙無！」他還語重心長的提到台灣：「島內很多人明明享受民主自由，卻期待與専制獨裁的中國統一。你說這些人是為利益嗎？不是如此簡單。和那些香港人一樣，這是思想問題。」

林榮基對港台文化認同做出難得剖析：「他們自認是中國人，身分認同改變了他們的文化認同；即使他們所行所為被人說是賣台或賣港，他們也不在乎，因為他們內心自豪那是為國家（民族）服務。」「你知道為何中國政權從古到今都沒能從封建専制走出來？很多人總愛比較為何中國八九民運失敗，而捷克八九天鵝絨革命卻成功。關鍵就在捷克沒有受到中國儒家文化毒害。儒家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追求穩定政權體制，儒家禮教下的生活更有階級區別。人既然接受生而不平等，哪會有人權概念？」（註：民主自由法治都是人權的相關物或衍生物，並彼此相生相長。）

上述王丹到林榮基的文化覺醒，恰巧也是西方人如《百年馬拉松》作者白邦瑞等人的文化覺醒。他們原以為幫助中國現代化，從經濟、科技、外交甚至軍事讓中國走向「富國強兵」，可以促進中國「和平演變」，成為民主世界的朋友及一員，對西方有益無害。豈知中共不但堅決反對「和平演變」，而且「富國強兵」目的是恢復昔日中央帝國光榮、重建封貢體系、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超強。最可怕的是，他們還否定啓蒙時期以來的普世價值及制度，要把「中國模式」（中國式極權文化及制度、中國式諜戰統戰及「藍金黃」）推展到世界，要把比歐威爾《一九八四》更恐怖的「數位極權」施行於中國，並擴及香港、台灣，以及全世界他們可滲透影響之地（影響各國「國土安全」「國家安全」）。

對「東方價值」體會甚深的李光耀比白邦瑞等人更早指出中國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我很肯定，中國知識分子也很了解，如果你認為中國會出現某種革命以爭取民主，你就錯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今天哪裏去了？他們都完全不相干了嘛！中國人民現在要的是中國復興！」李光耀說的有理，習近平上台後指天誓日的「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是在展露及反映中共「天朝」心態。它不但比川普的「讓美國再偉大」具侵略性（習近平說台灣不接受九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說「不放棄武力統一」等等，都極具侵略性），而且比川普早說了好幾年。

李光耀唯一說錯的是，民運人士並沒有從此不相干；不只流亡國外的文人集體寫出且成為《不死的流亡者》，民運人士更是關注台灣民主及中國人權。如近日研討六四，王丹說如果台灣人將主權、尊嚴和人權等價值看得比發大財重要，「中共根本就無從滲透」；滕彪說，中共對民主世界形成的各種威脅不勝枚舉，包括收買記者媒體、操控他國選舉、在中國境外綁架異議人士等，顯示中共不只是「銳實力」，還是「壞力量」，「今天的新疆就是明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就是明天的世界」；王軍濤說，中共發展數位極權是超乎想像的「人類災難」，他認為從中國內部推翻中共，才是讓自由民主世界安全的唯一道路。更不必說還有不少如郭文貴般全心戰鬥的民運人士了！

「中國夢」成為中共極權同路人之外別人的噩夢，正是整個西方世界、民主世界及中國民運人士覺醒並起而抵抗的重要原因。杭亭頓稱此為「文明衝突」，他廿多年前這部巨作就已斷言商業交易未必促進和平、國家經濟快速成長反而帶來國際權力均勢改變、經濟擴張往往加深各國歧異，激起恐懼。「鑒往知來，亞洲經濟的陽光將會在亞洲政治投下陰影，造成動盪不安及衝突。」「尤其亞洲最大強權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提高中國在此區影響力，也使中國更可能重新伸張其傳統霸權，迫令其他國家或向之靠攏，或起而制衡圍堵。」

「統一論」及「固有疆域論」（歷史主權論）是中共在台灣、東海、南海伸張傳統霸權並漸次向外擴張的依據。梁啓超揭破「统一論」假面具，說春秋公羊傳曰「王正月，大一統」，此即後儒論「統」之依據，「夫統之云者，始於覇者之私天下（誰擁有強大覇權，誰就想「統」天下為私有、為「家天下」「黨天下」），而又懼民之不認吾也（又怕別人不承認你有權統一他們），乃為是說以箝制之（就依據儒家公羊傳發展出「大一統」意識形態來強逼大家就範）。」而西方不同，其優秀史家都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為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因爲只有民有民治民享之統而無家天下黨天下之統）也！」

「統一論」如此，「固有疆域論」更是如此。五四運動前，陳獨秀在《新青年》初創即已力言，不論什麼事物，如果經科學及理性判定為不合於現今社會的，即令它是祖先所遺留的、聖賢所深愛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他還向青年提出六項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在各國都想自主、人人都不想淪為奴隸的今日，「統一論」「固有疆域論」除了靠覇道及奴性維持，試問還有誰能相信？誰願接受？

不幸，中共偏偏想靠覇權擴張及中華文化奴性完成「中國夢」。唐米樂2017年《中國的亞洲夢》一書指出，北京宣稱沒有帝國野心，但「中國夢」本身就是建立一個亞洲帝國的大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中國恢復失去的東西，也就是恢復身為亞洲主宰大國的歷史地位。其結果，「中國想要說服其鄰國，擁護奉北京為中心的亞洲新秩序，卻沒有人想成為中國藩屬國家。北京追求的命運共同體，被整個區域視為威脅而非機會。」
該一結果誠非中共所樂見。但孰實為之？孰令致之？當中共對內厲行「數位極權」，壓迫自由人權無所不用其極，對外力圖以種種欺詐不當手段奪得「世界超強」，對台灣、香港、東海、南海更咄咄逼人，視台港為俎上魚肉，這樣的「中國夢」又如何不會成為别人噩夢？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