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很貧窮，我加入了民主黨；現在的我很富裕，所以我加入了共和黨。
— 美國汽車業鉅子艾柯卡
一般以為，共和黨的選民支持基礎來自於菁英階級，而民主黨的選民基礎來自於中產階級。後有實證研究發現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基礎，與居住社區其實大有關係，例如，原本支持民主黨人若搬入支持共和黨的社區，政治傾向會轉變而支持共和黨；相反的，原本支持共和黨人若搬入支持民主黨的社區，政治傾向依然支持共和黨。是以，除了政黨認同、候選人認同及政見認同之外，選民的階級意識仍是支配投票行為的主因之一，選民的階級意識或許會隨著年齡增長、收入變化、職業位階、居住社區、家庭關係等綜合因素而影響最終投票傾向。
向來有「天龍國」之稱的台北市，不僅是全台灣的首善之區，更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圍繞台北市（蛋黃區）發展的新北市（蛋白區）在實際人口、工業產值、都會規模等全面提升，台北市與新北市選民投票的共伴效應近年來顯著。所謂的大台北區在區域發展競合過程中，所呈現互補與依賴日漸顯著，大幅遷入台北地區的中產階級選民的投票意向，其實才是影響地方行政首長票選結果的關鍵密碼。至於大台北地區（台北+新北）選民的投票傾向如何構成？剛宣布競選台北市長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李錫錕（錕P），在早期著作「首都症候群」中，將台北地區的居民可分成三類：一是世居的「本地人」、二是國民黨來台後的「大陸人」、三是1970年代經濟結構變化後從外地遷入的「出外人」。
嚴格來說，錕P教授認為台灣社會並不存在嚴重的的種族、語言、宗教的基本衝突，就算難免有地緣性所引起情感上的歧見，時間一久也會消弭於無形。然而，中產階級的意向和投票意願，將影響大台北的發展，隨著台北市工商業蓬勃發展且趨向多元化，就業人口日益膨脹，社會結構的階層化現象越來越名明顯。本地人、大陸人、外出人相互融合後的階級型態儼然成形，以「工資」為生的「勞工階級」、以「薪水」為生的「中產階級」、以「資本」為生的「特權階級」，階級意識因生產工具的差異而生，階級意識差異所選擇的市長候選人，慢慢會大於省籍意識和藍綠認同，逐遍成為大台北地區選舉的座標。新北市與台北市發展最大的差異，可能是勞工階級及中產階級占新北市的多數，而特權階級集中為何都集中在台北市，讓國民黨能在台北市占盡選民結構優勢，與1949年後遷台多數的大陸人有關。
歷任台北市長及新北市長的選舉結果，頗符合廣納最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投票意向，各黨派的候選人政見也偏向爭取中產階級的選票，促使選舉過程與結果充滿活潑與彈性的一面，政治世襲通常難以傳承。事實上，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以政治素人之姿打敗被貼上權貴標籤的連勝文，或許是來自於國民黨特權階級的分裂。
但筆者認為最正確的詮釋，應該是柯文哲成功得到台北市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外來人在台北市打拼到一席之地的奮鬥過程，瓦解特權階級無堅不摧的世襲結構。行文至此，看到國民黨目前為止琳瑯滿目的台北市長候選人，似乎都不是中產階級市民心有戚戚焉的理想人選，更非特權階級最想要的人選，即便初選出一個藍色的臭皮匠，最終也勝不了白色的諸葛亮。
作者 / 林士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