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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2017/7/21     新公民議會
 

對大清抱有好感的日本人,跟李鴻章這些總嘟打交道時,覺得大清搞改革開放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過交道以後,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

(一)脫亞入歐

對大清抱有好感的日本人,跟李鴻章這些總督打交道時,覺得大清搞改革開放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過交道以後,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

漫畫描寫清朝末年的亞洲局勢。 圖片來源:牆外樓

漫畫描寫清朝末年的亞洲局勢。 圖片來源:牆外樓

今天我們提一下大亞洲主義或者泛亞主義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對於近代遠東的歷史是非常關鍵、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原因,是因為人為地構建歷史體系,把前後幾段之間的邏輯聯系和歷史聯系基本上切斷了。

泛亞主義產生的時候,實際上不是一個純粹的日本的現象,毋寧說是以日本為主,大清、朝鮮和越南士大夫都參加過的一個集體現象。它是歐洲勢力滲入遠東的一個自然現象。最初的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日本的漢學家。他們首先倡導泛亞主義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就是說,歐洲人強勢進入遠東,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鮮、越南也好,都處在巨大的壓力之下,面臨著救亡圖存的壓力,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較相近的亞洲國家能夠團結起來,構成強大的聯盟,足以抵抗歐洲人的勢力。

泛亞主義最初的代表,像勝海舟(1823-1899,幕府中的開明派、幕府海軍的創立者,勸說德川慶喜向朝廷獻城投降,晚年受封伯爵)這些人,開始提出他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德川幕府還沒有倒台。勝海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狂士。在幕府當官的時候,幕府的大老問他,你對日本和西洋各國有什麽看法,他說,我去日本和西洋看過,其實全人類大體上來講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說,在西洋能夠占到人上人那個地位的角色,一般來說都有些過人的長處,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見得是這樣。那位大老聽了以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個年輕人太傲慢了,怎麽能把這樣的話都說出來。這是他在年輕時候的做法。

他當時提出的計劃是,東亞的主要希望就寄託在大清和日本這兩國上面,因為亞洲的大多數國家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已經倒下來了,現在這兩國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要趕緊興辦教育,開闢利源,尤其是要發展海軍,等兩國的海軍勢力強大以後,結成可靠的聯盟,才能對抗歐洲人的勢力。他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的前期仍然堅持這種說法。在日本因朝鮮問題跟清朝關係
惡化以後,他是極少數堅持日清兩國應該友好,不應該打仗的人士。他之所以堅持這個邏輯,歸根究底還是因為東洋在世界上是處在比較弱勢、比較危險的形勢上,在這種情況下,日清兩國特別有必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兄弟之爭,如果搞起兄弟之爭來,那麽就更加沒有什麽希望了。

不要說他是這樣的,後來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脫亞入歐這種理論的創始人,著名的福澤諭吉(1835-1901,教育家、思想家,引入西學、創設學塾、創辦新報、普及新知),他的肖像現在還印在日本紙幣上,其實一般人不大註意,福澤諭吉在年輕的時候,剛出道的時候,他也是日清提攜和大亞洲協和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鼓吹這些東西一直鼓吹到李鴻章搞《天津條約》(1885年4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中日天津條約》,核心內容是,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今後朝鮮若有變亂等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的那個時代。開始的時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純潔地要求東洋人提攜起來,中日韓三國團結起來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搞得一塌糊塗,最後在《天津條約》的時候,伊藤博文跟李鴻章談判的時候,遭到李鴻章嚴重的侮辱,日本舉國鼎沸以後,他才帶著一種近乎賭氣的態度寫了那篇著名的脫亞入歐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間,他把大清稱為惡鄰,他說日本以後要脫胎換骨的話,不能對這種惡鄰抱有什麽希望,我們老老實實去學歐洲人吧,不跟他們合夥。現在的人一般是純粹從文本方面來理解,覺得這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先聲、日本近代化的先聲。其實對福澤本人來說,因為他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他其實還不是國父和重要人物,只是眾多維新派知識分子當中的一員。你得從當時的語義上理解,他當時也是基於愛國之情,覺得是日本人被李鴻章嚴重地侮辱了,我們是一番好意要跟你們聯合,結果沒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裏面,這麽欺負我們,算了,我們不跟你玩兒了,我們自己去玩兒了。其實他當時就是這種心理。脫亞入歐的理論,是從這種心理上產生出來的。

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地主張泛亞主義的人,到後來都轉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說像桂太郎(1848-1913,明治、大正兩朝重臣,山縣有朋的弟子和代言人,三次組閣,任內締結英日同盟、進行日俄戰爭,是日本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這些人,他一開始出道的時候也是中日提攜、泛亞主義的口號喊得很響的,但最後都轉向了。這有很複雜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勢比人強的緣故。也就是說,你談論泛亞主義是抽象談論,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衝突的問題上,你就很容易堅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勝海舟是一個例外,但他不是多數派。甲午戰爭是一個重要的關口。甲午戰爭以前,明治維新中倡導中日提攜的好多人,在這個關口上都堅持不住,最後變成為國粹主義者了。

泛亞主義者最早期是三個組織:振亞社、興亞會和玄洋社(1878年,曾根俊虎創立振亞社,主張亞洲連帶論的興亞論;1880年,興亞會成立,創立者長岡護美、渡邊洪基、曾根俊虎;1881年,頭山滿創立玄洋社;1901年,在原玄洋社基礎上成立黑龍會;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黑龍會總部成立)。這三個組織開始的時候都是非常國際主義的,或者說它們是東洋人的組織,而不是純粹日本人的組織。它參與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員,朝廷的官員和民間的知識分子都有。大清派駐日本的最早兩位公使,包括何如璋(1838-1891,被李鴻章稱為“翰林館中通曉洋務者”,1877年出任駐日公使,1882任滿歸國),包括後來寫《日本國志》的黃遵憲(1848-1905,1977年出任駐日參讚,何如璋在日期間所寫文件多為黃遵憲所擬,1882年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都參加過他們的組織。再往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它們的成員,孫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們的成員。它們出版的雜誌,官方語言是漢語。當時日本的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會漢語是一個普遍現象。再加上泛亞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就是,振興大東亞,把大東亞從白人的統治之下解救出來,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極其正常的現象。

大清在這方面的反應可以分為兩種層面。對於日本交涉比較密切的那一批人,對這一方面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1836-1895,李鴻章部屬,北洋艦隊提督,甲午戰爭中戰敗自殺)、公使何如璋這些人,都是積極響應這方面的態度的。著名的長崎事件(1886年8月,丁汝昌率鎮遠、定遠、威遠、濟遠四艦到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並展開“親善訪問”。北洋官兵登岸觀光時,部分水兵在風俗場所酗酒鬥毆,與聞訊趕來的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水兵還攻擊了警察局,衝突導致水兵方面5人死亡、44人受傷、5人失蹤(一說10人死亡),警察方面死亡5人,30人受傷,長崎市民多人受傷。事發後,北洋軍艦一度將炮口對準長崎市區進行恐嚇。兩國談判後,日方對清方進行了賠償)中,當時的兩國之所以沒有打起來,跟丁汝昌當時抱有這種想法是有點關係
的。當時的海軍將領的權力比現在要大得多,因為通訊之類的不大方便。當時在海外的外交人員和將領,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權力要大得多。像當時那種情況,北洋艦隊的水兵已經在長崎跟日本警察打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作為艦隊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權力的,也就是說,如果他認為是敵意很強的話,他真的可以升起軍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沒有這麽做。理由是怎麽說呢,因為中日提攜,中日之間應該友好,結成一個聯盟。最後雙方是講和,相互賠款了事。最後講和的酒會上,丁汝昌還興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說,我們大家都是東洋人,打來打去不好,我們還是團結起來,將來建立中日聯合艦隊,可以不要讓歐洲人欺負我們。日本東道主對這一點表示非常讚賞。這是大清方面比較對日友好的這一方面的看法。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遊說,包括像是曾根俊虎(1847-1910,海軍軍官、立志振興亞洲的活動家,多次赴清考察,介紹何如璋、王韜等加入興亞會。他死後,孫文曾為他掃墓)、勝海舟這些人都做過這些事情,跑到北京來,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夠像日本一樣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體和軍隊,共同對抗西方的時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這跟李鴻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像王韜(1828-1897,1848-1850年協助傳教士翻譯聖經,1867-1870年漫遊歐洲,曾應邀在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作學術演講,1874年在香港集資創辦世界上第一家華資日本《循環日報》,1879年應日本友人邀請,赴日考察四個月)他們東遊的時候就會發現,李鴻章幕府的人、洋務派督撫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經常交換思想,他們都是維新派。但北京朝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遊說北京朝廷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接二連三碰釘子,灰溜溜地回去了。朝廷不是說要反對你,而是對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實這一點也不是偶然的,李鴻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鴻章本人在朝廷遊說的時候,其實也是經常受這樣的待遇的。從朝廷的角度來看,這些亂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著反對,只要不理就行了。很多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最初進入政壇的時候,是抱著理想主義態度,在各國之間來回遊歷的,但是在北京碰了釘子以後,就一變而為反清,認為是大清不可救藥,只有日本自己單幹。這個原因也是雙方面的。

對大清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來說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鴻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這些總督打交道的。他們跟這些人打交道的時候,還覺得這些總督府的人搞改革開放算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後來到甲午戰爭前夜,你看早期泛亞主義的分化,就可以看出這個背景來。走南方路線,或者是走總督府路線的這批人,對大清還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線這一批人,最後就變成堅定的反清反華分子,覺得不打倒大清,什麽事都沒法說了。

甲午戰爭是一場很奇特的戰爭。日本人的宣傳部門好像懷有一種統戰的心理,就是說,他們只反清,不反中國,號召十八省的義士把滿洲朝廷打倒,然後我們團結起來,共同搞維新變法,好像他們是專門來搞革命似的。但是這個宣傳不是完全落空的,後來孫中山他們其實幹的也差不多就是這種事情。只不過這事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剛剛萌芽一點,後來才真正的蔚為大觀。

甲午戰爭這個關口過了以後,泛亞主義的團體就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分化,也就是說,以後,你很少看見朝廷一級的官員,像何如璋或者李鴻章手下的大員一樣,理直氣壯地捐五百兩銀子,加入興亞會或者振亞社,然後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詩作賦這樣的情況了。甲午戰爭以後,朝廷上層,至少北京這一塊來說,跟日本算是結了仇了。以後你再參加日本的活動,就顯得政治不正確了。但是民間還是這樣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參加內田良平(1874-1937,黑龍會的創立者。1894年曾支援朝鮮東學黨;1897年認識孫文,此後一直大力扶助他;1901年組織黑龍會;1903年參加對俄同志會,主張對俄宣戰,又協調孫文與黃興,促成同盟會的成立)和曾根俊虎他們的活動。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甲午戰爭則是日本面臨選擇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在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維新志士,誰是當權派,誰是在野派,還處在一個混沌狀態中;在甲午戰爭以後,它就要面臨著一個升級的問題了。因為它是勝利者。在甲午戰爭以前,大英帝國和歐洲國家眼裏根本就沒有日本,只有大清。對於他們來說,東亞就是大清。其他國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雞零狗碎的。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就有漸漸升格為東亞主要國家的希望了。然後日本就面臨外交政策的選擇問題。泛亞主義意味著一種外交政策,就是說,日本要當東亞的領頭羊,出來率領被壓迫的東亞人民,搞維新變法,最後推翻歐洲人的統治。

泛亞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什麽呢?它是雙重的,它認為西方的東西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東方的精神文明畢竟還是最好的。雖然我們現在迫於形勢,必須接受西方的技術,而且接受得越徹底越好,但是這不是目的,不是說我們以後要變成西方人,我們還是東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術使東方強大起來以後,最終用東方先進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們,最重要的是,用他們的術語來說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變世界。也就是說,他們最核心的價值觀,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說是有一定華夏色彩的東西。

這在近代以前的東亞並不奇怪,因為華夏文化或者說是儒家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非常國際主義的東西,它不是完全屬於明清士大夫的。朝鮮就自己說它是小中華,它比清朝更正統一些,因為清朝是蠻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實地遵循了孔子的教導。而日本的國學家則說,日本人在道德性這方面比大清還要強一些,雖然大清原來是孔孟的故鄉,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領軍隊打日本,他們也要反抗孔孟的①,因為日本人的道德還是比你們要強。而華夏主義或者說是孔孟之道歸根結底是國際主義的東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國人的。這個精神在二戰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當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說日本人明治維新以後學習西方,但他的精神結構中間,他的內核部分還是沒有改過去。所以泛亞主義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還有一定相當強大的基礎。

註①
山崎暗齋(1618-1682)問弟子:“如果中國派孔孟二聖率軍攻打日本,我們這些孔孟的弟子該怎麽做?”他的弟子答不上來,向他請教。他說:“我們應該拿起武器抗擊,捉住孔孟以報國恩,這才是孔孟之道。”他的弟子淺見絅齋(1652-1711)恪守師說,繼承“大義名分”立場,認為“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萬世無窮之下,凡亂臣賊子弒君竊國者,未嘗不以湯武為口實。”

但是現實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泛亞主義那種意識形態說是,我們將來自強以後,解放東亞,反抗西方,這個是沒有固定時間限制的,也許是十年以後,也許是一百年以後,也許是五百年以後,誰知道呢。但是現在,在甲午戰爭以後,就面臨著一個外交選擇的問題,也就是說,日本將來的外交是怎麽走,我們怎樣利用現有的資源?如果走泛亞主義道路,那豈不是說是日本要團結、要改造朝鮮和大清,建立一個東亞聯盟來反抗西方麽?

這個道路在現實政治角度上講是不好走的。一方面,這要引起西方國家的猜忌。因為西方國家對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亂的時候,英國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為英國在遠東的軍隊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聯軍到北京去維持秩序。但是同時,英國人也害怕日本說不定會跟大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西方。因為義和團用的口號就是,殺盡西方人,基本上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判斷。而日本人再怎麽說他也是黃種人,所以英國人還對他不是很放心,他擔心日清兩國會不會結成聯盟,共同反對歐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應了,派出大批比英國人多得多的部隊到北京,服從八國聯軍的共同指揮,然後英國人才放下心來。英國是跟日本比較友好的國家,連英國人都是這樣,你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列強對日本其實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戰爭以後就打起「大東亞團結起來反抗歐洲」的旗號,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毀滅。

另一方面,你要團結東亞來反對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團結得住,朝鮮和大清肯不肯聽你團結。首先大清第一個就不答應,它一下子繼承了大明江山,覺得自己才是東亞的老大,如果讓日本人出來當老大的話它要氣死。同時剛剛被甲午戰爭打敗了,正處在氣不打一處來的狀態下,它是怎麽也不肯響應的。朝鮮呢,朝鮮處在內戰狀態中,一種內部分裂的狀態中:事大黨是堅決要求維持跟大清的傳統關係
,他們在內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張改革的;而開化黨呢,在內政方面主張改革,在外交上主張聯結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沒有完全占到上風。朝鮮內部的政策上的爭論,跟外交上親日還是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連在一起的。改革派同時也是親日派,保守派同時也是親華派,如果這時候的大清也能算“華”的話。就是這樣的。

所以一方面你帶不動大清和朝鮮,另一方面,你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鮮,強迫它進行改革的話,還很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干涉,特別是俄國的干涉。像日本在朝鮮支持開化黨的活動,就引起了朝鮮王室和閔妃家族向俄羅斯帝國求援。同時日本在大清朝廷內部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較保守的派別,提出大清應該依靠俄羅斯的保護,來抵抗英國和日本的干涉這種學說,也就是把內政和外交給攪在一起了。這種情況下,帶動它是很難的。

如果聯合大清和朝鮮的路走不通,另外還有兩條路可以選擇:遠東的另外兩個強國就是大英帝國和俄羅斯。於是甲午戰爭後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分為三派。中日提攜派,這其實就是明治時期泛亞主義的一個自然延伸,但是在現實政治角度來講,這一招其實是最不明智的。另外一派呢,就是日俄協調論。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1841-1909,長州藩士出身,日本首任首相)。他的意思就是,歐洲國家是從海上來的,它關心的主要是貿易利益,也就是說,它對東亞大陸沒有實質性干涉的欲望,它只想做點生意賺點錢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譜的,他們賺了錢就走人,他們不會做長久的干涉。但是俄羅斯是陸上的國家,而且俄羅斯是半個亞洲國家,他在亞洲的活動是紮紮實實的,他在亞洲要占領領土,要做長期經營,所以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真正對手不是大英帝國或者歐洲國家,而是俄羅斯。而日本的實際國力跟俄羅斯來說還是不相稱的。日本雖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羅斯是大國,日本是小國,所以日本還是要和俄羅斯搞好關係。搞好關係的重要之處就是在於,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滿韓互換論,也就是說是,日俄兩國友好,分勢力範圍:把大陸方面,鴨綠江以北的滿洲交給俄國;但是俄國方面要承認,朝鮮歸日本。雙方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就不起衝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國。

這條路線的主要障礙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羅斯方面。因為俄羅斯跟大清一樣,它對十九世紀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而且它也有種族主義傾向,在它看來,黃種人都是不行的,我畢竟是白種人,日本人是黃種人,而且又是小國,連大清這樣的大國對俄羅斯都是奴顏婢膝的,日本一個小國算屁。盡管你願意把滿洲讓出來,我還是不能滿足,滿洲是俄國的,這一點是沒問題的,但是你根本沒有資格提這一點,因為我完全有能力把滿洲拿下來,我用不著你日本人幫忙,但是朝鮮要由俄國和日本共管。也就是說是,我的本來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俄國人採取這種外交是有悠久傳統的,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實際上,日俄利益交換論是日本一頭熱的做法,日本人拼命地想要跟俄羅斯達成協議,但是俄羅斯對他愛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裏。如果在義和團事件以前,俄羅斯肯稍作讓步,給日本人一點面子的話,說不定日本會變成俄羅斯的盟國也未可知。

第三條道路就是山縣有朋(1838-1922,長州藩士出身,歷任陸軍卿、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和首相,陸軍元老)和桂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攜論。他的理由是,英國是海上國家,日本也是海上國家,天然相似。大英帝國是全世界的霸主,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國的順風車,這對日本是大有好處的。第三條道路之所以能夠行得通,一方面是因為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一個代理人政策,英國確實是像伊藤博文說的那樣,它對占有領土不是很感興趣,因為占有領土意味著它必須支付大量的行政費用。對於大英帝國來說,最理想的狀態,不是搞大片的殖民地,派自己的軍隊去占領它,因為那樣的費用是很高的。對它來說,最理想的辦法就是,全世界都搞自由貿易,大英帝國不占有大陸上的領土,而是在各個大陸上都占有相當於是香港這樣的港口,通過這樣的港口對各大陸搞自由貿易,同時大陸上的各個政權願意聽大英帝國的話,乖乖地當大英帝國的代理人,代理人政權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付行政費用,英國人一個錢也不用花,只要這些國家願意跟英國搞好關係,英國是不希望占領太多領土的。你想,英國人占領了香港以後,他有沒有想去繼續占領廣東呢?他沒有這種想法。這樣做對他是倒找錢吃虧的事情,有香港做貿易,他能夠賺錢就行了。廣東的行政管理費用,讓大清去付就行了。關鍵是大清要有一個友好的政權,這個友好政權要懂得怎樣維護自由貿易和私有財產,大家做好生意,讓大英帝國能夠賺錢,我其實是不貪你領土的。

大英帝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極力扶持李鴻章,其實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它並不真的想占領大陸領土,而是希望大清建立對英國友好的關係。後來在大清和日本爭奪朝鮮的時候,大英帝國長期支持李鴻章,原因也就是在於這一點,他覺得李鴻章是東亞搞改革開放的一個樣板人物,把他扶起來是有好處的。有李鴻章占領了朝鮮,俄國人就進不了朝鮮。因為俄國人當時接近了朝鮮的巨文島②,俄國是最大的威脅。俄國在近東地區企圖爭奪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峽,威脅到英國在蘇伊士運河東地中海的勢力。在中亞方面,滅了布哈拉埃米爾國(建立於1785年。1868年,俄羅斯帝國入侵,1873年埃米爾國淪為俄羅斯保護國。1920年,布爾什維克入侵,末代埃米爾逃往阿富汗,紅軍宣布成立布哈拉人民共和國)和浩罕汗國(建立於1740年。1876年,俄羅斯帝國攻下浩罕城,末代可汗出降,浩罕汗國滅亡),逼近了印度的邊境,使印度的西北邊患嚴重的緊張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大博弈了,因為進攻西藏其實主要是為了防止俄國。在東線,俄國進犯滿洲,覬覦旅順口,覬覦朝鮮南部的巨文島,企圖在遠東建立永久性的不凍港,這對大英帝國的遠東霸權是一個威脅。但是大清對大英帝國不是個威脅。大英帝國很希望大清建立一個緩衝國,像土耳其帝國一樣。英國人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和1878年柏林會議的時候,極力支持土耳其,不是因為喜歡穆斯林,而是因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恰好可以堵住俄羅斯南下到地中海這條道路。而大清在遠東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樣。把大清扶起來了,俄羅斯就進不了溫暖的海域,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就可以安全無虞,自由貿易搞好了。至於大陸上大清占多少土地,對英國人來說是無所謂的。

註②
巨文島處於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之間,不僅是朝日兩國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國南下的要路。1885年4月15日,英軍占領巨文島。朝鮮宗主國清朝先是默許,後在俄國壓力下表示反對。李鴻章在5月29日致總理衙門的信函中表示:“得英船橫鯁於其間,亦未始非朝鮮之屏蔽”。1887年2月27日,英國軍艦撤離巨文島,而俄國政府作出了永不占取朝鮮土地的承諾。

但是大清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太不爭氣,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而且尤其要命的是,李鴻章簽了一個致命的《中俄密約》(1896年6月3日,俄羅斯帝國利用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困境,借口“共同防禦”日本,誘迫李鴻章與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財政大臣維特在莫斯科簽訂。俄國獲得了使西伯利亞大鐵路穿過清朝領土直達海參崴的特權),把旅順口賣給了俄國人,使俄國人的勢力一下控制了整個滿洲。這樣一來就等於使大英帝國原先的計劃完全扯淡了。大英帝國支持北洋艦隊,就是想讓它占在旅順口和朝鮮,不讓俄國進這些地方。但是李鴻章為了報復日本,竟然自己動手把俄國人給請進了東三省。大英帝國是非常不高興的。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它需要另一個代理人,替它在遠東把俄國人打回去。但它又不高興自己來,它親自占領太多的領土對它來說是不經濟的。大清已經不行了,還能靠誰呢?顯然,最合適的代理人就是日本。

於是雙方就出現了一個一拍即合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國方面碰了釘子,在朝鮮和大清方面號召不動,正想要找一個歐洲保護人和領路人,因為它畢竟是新晉的小國,對西方那套還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人教它,各方面都需要有導師,而大英帝國畢竟是全世界的最大的霸權國家和領袖國家,所以英日同盟的簽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於大英帝國來說,它等於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土耳其式的遠東代理人,以後它就等於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大英帝國掌握海權,統治全世界;土耳其作為它的近東代理人,堵住俄國南下;阿富汗王國作為它的中東代理人,隔斷俄國和印度之間的邊境;日本作為它的遠東代理人,把俄國在滿洲的勢力擋回去。這樣一來,它就實現了它自從無敵艦隊以來一向的目的,就是說絕對不容許歐亞大陸上出現過於強大的陸權國家,一定要讓大陸的各個陸權國家處在相互牽制的狀態,同時海上的權力由大英帝國獨霸。這是英國一貫以來的基本政策。日本符合它這個基本政策,於是就充當它的遠東代理人。這就是三次英日聯盟建立起來的真正背景(分別簽訂於1902年、1905年、1911年)。

(原文出處:牆外樓[連結])



關鍵字 : 國際, 歷史,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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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系和中文系,都是文組何必互相傷害?

如果沒有廣設大學...

大陸?中國?差在哪裡?

「看不見」的貧窮                            

成功嶺是哪門子的營區開放?

柯紅,誰是你的盟友?

「減香」、「滅香火」、去中國化與數典忘祖

滅蚊有望?大溪地用細菌消滅蚊子

被壓迫、反抗、道德光環與價值檢視

我的大一『迎新』年代!

Power錕教授,是少年得志還是大器晚成?

頼神,您還不是馬克宏!

談改革台電在台灣的轉型正義中所象徵的意義

從『歐陽妮妮、娜娜事件』,我們看到了什麼?

比特幣還不具備傳統貨幣價值尺度的功能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共軍朱日和演習是針對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