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清抱有好感的日本人，跟李鴻章這些總嘟打交道時，覺得大清搞改革開放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過交道以後，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

（一）脫亞入歐

對大清抱有好感的日本人，跟李鴻章這些總督打交道時，覺得大清搞改革開放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過交道以後，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

今天我們提一下大亞洲主義或者泛亞主義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對於近代遠東的歷史是非常關鍵、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原因，是因為人為地構建歷史體系，把前後幾段之間的邏輯聯系和歷史聯系基本上切斷了。

泛亞主義產生的時候，實際上不是一個純粹的日本的現象，毋寧說是以日本為主，大清、朝鮮和越南士大夫都參加過的一個集體現象。它是歐洲勢力滲入遠東的一個自然現象。最初的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日本的漢學家。他們首先倡導泛亞主義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就是說，歐洲人強勢進入遠東，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鮮、越南也好，都處在巨大的壓力之下，面臨著救亡圖存的壓力，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較相近的亞洲國家能夠團結起來，構成強大的聯盟，足以抵抗歐洲人的勢力。

泛亞主義最初的代表，像勝海舟（1823-1899，幕府中的開明派、幕府海軍的創立者，勸說德川慶喜向朝廷獻城投降，晚年受封伯爵）這些人，開始提出他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德川幕府還沒有倒台。勝海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狂士。在幕府當官的時候，幕府的大老問他，你對日本和西洋各國有什麽看法，他說，我去日本和西洋看過，其實全人類大體上來講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說，在西洋能夠占到人上人那個地位的角色，一般來說都有些過人的長處，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見得是這樣。那位大老聽了以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個年輕人太傲慢了，怎麽能把這樣的話都說出來。這是他在年輕時候的做法。

他當時提出的計劃是，東亞的主要希望就寄託在大清和日本這兩國上面，因為亞洲的大多數國家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已經倒下來了，現在這兩國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要趕緊興辦教育，開闢利源，尤其是要發展海軍，等兩國的海軍勢力強大以後，結成可靠的聯盟，才能對抗歐洲人的勢力。他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的前期仍然堅持這種說法。在日本因朝鮮問題跟清朝關係
惡化以後，他是極少數堅持日清兩國應該友好，不應該打仗的人士。他之所以堅持這個邏輯，歸根究底還是因為東洋在世界上是處在比較弱勢、比較危險的形勢上，在這種情況下，日清兩國特別有必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兄弟之爭，如果搞起兄弟之爭來，那麽就更加沒有什麽希望了。

不要說他是這樣的，後來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脫亞入歐這種理論的創始人，著名的福澤諭吉（1835-1901，教育家、思想家，引入西學、創設學塾、創辦新報、普及新知），他的肖像現在還印在日本紙幣上，其實一般人不大註意，福澤諭吉在年輕的時候，剛出道的時候，他也是日清提攜和大亞洲協和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鼓吹這些東西一直鼓吹到李鴻章搞《天津條約》（1885年4月，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中日天津條約》，核心內容是，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今後朝鮮若有變亂等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的那個時代。開始的時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純潔地要求東洋人提攜起來，中日韓三國團結起來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搞得一塌糊塗，最後在《天津條約》的時候，伊藤博文跟李鴻章談判的時候，遭到李鴻章嚴重的侮辱，日本舉國鼎沸以後，他才帶著一種近乎賭氣的態度寫了那篇著名的脫亞入歐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間，他把大清稱為惡鄰，他說日本以後要脫胎換骨的話，不能對這種惡鄰抱有什麽希望，我們老老實實去學歐洲人吧，不跟他們合夥。現在的人一般是純粹從文本方面來理解，覺得這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先聲、日本近代化的先聲。其實對福澤本人來說，因為他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他其實還不是國父和重要人物，只是眾多維新派知識分子當中的一員。你得從當時的語義上理解，他當時也是基於愛國之情，覺得是日本人被李鴻章嚴重地侮辱了，我們是一番好意要跟你們聯合，結果沒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裏面，這麽欺負我們，算了，我們不跟你玩兒了，我們自己去玩兒了。其實他當時就是這種心理。脫亞入歐的理論，是從這種心理上產生出來的。

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地主張泛亞主義的人，到後來都轉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說像桂太郎（1848-1913，明治、大正兩朝重臣，山縣有朋的弟子和代言人，三次組閣，任內締結英日同盟、進行日俄戰爭，是日本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這些人，他一開始出道的時候也是中日提攜、泛亞主義的口號喊得很響的，但最後都轉向了。這有很複雜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勢比人強的緣故。也就是說，你談論泛亞主義是抽象談論，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衝突的問題上，你就很容易堅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勝海舟是一個例外，但他不是多數派。甲午戰爭是一個重要的關口。甲午戰爭以前，明治維新中倡導中日提攜的好多人，在這個關口上都堅持不住，最後變成為國粹主義者了。

泛亞主義者最早期是三個組織：振亞社、興亞會和玄洋社（1878年，曾根俊虎創立振亞社，主張亞洲連帶論的興亞論；1880年，興亞會成立，創立者長岡護美、渡邊洪基、曾根俊虎；1881年，頭山滿創立玄洋社；1901年，在原玄洋社基礎上成立黑龍會；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黑龍會總部成立）。這三個組織開始的時候都是非常國際主義的，或者說它們是東洋人的組織，而不是純粹日本人的組織。它參與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員，朝廷的官員和民間的知識分子都有。大清派駐日本的最早兩位公使，包括何如璋（1838-1891，被李鴻章稱為“翰林館中通曉洋務者”，1877年出任駐日公使，1882任滿歸國），包括後來寫《日本國志》的黃遵憲（1848-1905，1977年出任駐日參讚，何如璋在日期間所寫文件多為黃遵憲所擬，1882年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都參加過他們的組織。再往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它們的成員，孫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們的成員。它們出版的雜誌，官方語言是漢語。當時日本的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會漢語是一個普遍現象。再加上泛亞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就是，振興大東亞，把大東亞從白人的統治之下解救出來，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極其正常的現象。

大清在這方面的反應可以分為兩種層面。對於日本交涉比較密切的那一批人，對這一方面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1836-1895，李鴻章部屬，北洋艦隊提督，甲午戰爭中戰敗自殺）、公使何如璋這些人，都是積極響應這方面的態度的。著名的長崎事件（1886年8月，丁汝昌率鎮遠、定遠、威遠、濟遠四艦到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並展開“親善訪問”。北洋官兵登岸觀光時，部分水兵在風俗場所酗酒鬥毆，與聞訊趕來的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水兵還攻擊了警察局，衝突導致水兵方面5人死亡、44人受傷、5人失蹤（一說10人死亡），警察方面死亡5人，30人受傷，長崎市民多人受傷。事發後，北洋軍艦一度將炮口對準長崎市區進行恐嚇。兩國談判後，日方對清方進行了賠償）中，當時的兩國之所以沒有打起來，跟丁汝昌當時抱有這種想法是有點關係
的。當時的海軍將領的權力比現在要大得多，因為通訊之類的不大方便。當時在海外的外交人員和將領，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權力要大得多。像當時那種情況，北洋艦隊的水兵已經在長崎跟日本警察打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作為艦隊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權力的，也就是說，如果他認為是敵意很強的話，他真的可以升起軍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沒有這麽做。理由是怎麽說呢，因為中日提攜，中日之間應該友好，結成一個聯盟。最後雙方是講和，相互賠款了事。最後講和的酒會上，丁汝昌還興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說，我們大家都是東洋人，打來打去不好，我們還是團結起來，將來建立中日聯合艦隊，可以不要讓歐洲人欺負我們。日本東道主對這一點表示非常讚賞。這是大清方面比較對日友好的這一方面的看法。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遊說，包括像是曾根俊虎（1847-1910，海軍軍官、立志振興亞洲的活動家，多次赴清考察，介紹何如璋、王韜等加入興亞會。他死後，孫文曾為他掃墓）、勝海舟這些人都做過這些事情，跑到北京來，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夠像日本一樣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體和軍隊，共同對抗西方的時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這跟李鴻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像王韜（1828-1897，1848-1850年協助傳教士翻譯聖經，1867-1870年漫遊歐洲，曾應邀在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作學術演講，1874年在香港集資創辦世界上第一家華資日本《循環日報》，1879年應日本友人邀請，赴日考察四個月）他們東遊的時候就會發現，李鴻章幕府的人、洋務派督撫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經常交換思想，他們都是維新派。但北京朝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遊說北京朝廷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接二連三碰釘子，灰溜溜地回去了。朝廷不是說要反對你，而是對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實這一點也不是偶然的，李鴻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鴻章本人在朝廷遊說的時候，其實也是經常受這樣的待遇的。從朝廷的角度來看，這些亂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著反對，只要不理就行了。很多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最初進入政壇的時候，是抱著理想主義態度，在各國之間來回遊歷的，但是在北京碰了釘子以後，就一變而為反清，認為是大清不可救藥，只有日本自己單幹。這個原因也是雙方面的。

對大清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來說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鴻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這些總督打交道的。他們跟這些人打交道的時候，還覺得這些總督府的人搞改革開放算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後來到甲午戰爭前夜，你看早期泛亞主義的分化，就可以看出這個背景來。走南方路線，或者是走總督府路線的這批人，對大清還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線這一批人，最後就變成堅定的反清反華分子，覺得不打倒大清，什麽事都沒法說了。

甲午戰爭是一場很奇特的戰爭。日本人的宣傳部門好像懷有一種統戰的心理，就是說，他們只反清，不反中國，號召十八省的義士把滿洲朝廷打倒，然後我們團結起來，共同搞維新變法，好像他們是專門來搞革命似的。但是這個宣傳不是完全落空的，後來孫中山他們其實幹的也差不多就是這種事情。只不過這事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剛剛萌芽一點，後來才真正的蔚為大觀。

甲午戰爭這個關口過了以後，泛亞主義的團體就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分化，也就是說，以後，你很少看見朝廷一級的官員，像何如璋或者李鴻章手下的大員一樣，理直氣壯地捐五百兩銀子，加入興亞會或者振亞社，然後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詩作賦這樣的情況了。甲午戰爭以後，朝廷上層，至少北京這一塊來說，跟日本算是結了仇了。以後你再參加日本的活動，就顯得政治不正確了。但是民間還是這樣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參加內田良平（1874-1937，黑龍會的創立者。1894年曾支援朝鮮東學黨；1897年認識孫文，此後一直大力扶助他；1901年組織黑龍會；1903年參加對俄同志會，主張對俄宣戰，又協調孫文與黃興，促成同盟會的成立）和曾根俊虎他們的活動。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甲午戰爭則是日本面臨選擇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在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維新志士，誰是當權派，誰是在野派，還處在一個混沌狀態中；在甲午戰爭以後，它就要面臨著一個升級的問題了。因為它是勝利者。在甲午戰爭以前，大英帝國和歐洲國家眼裏根本就沒有日本，只有大清。對於他們來說，東亞就是大清。其他國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雞零狗碎的。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就有漸漸升格為東亞主要國家的希望了。然後日本就面臨外交政策的選擇問題。泛亞主義意味著一種外交政策，就是說，日本要當東亞的領頭羊，出來率領被壓迫的東亞人民，搞維新變法，最後推翻歐洲人的統治。

泛亞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什麽呢？它是雙重的，它認為西方的東西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東方的精神文明畢竟還是最好的。雖然我們現在迫於形勢，必須接受西方的技術，而且接受得越徹底越好，但是這不是目的，不是說我們以後要變成西方人，我們還是東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術使東方強大起來以後，最終用東方先進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們，最重要的是，用他們的術語來說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變世界。也就是說，他們最核心的價值觀，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說是有一定華夏色彩的東西。

這在近代以前的東亞並不奇怪，因為華夏文化或者說是儒家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非常國際主義的東西，它不是完全屬於明清士大夫的。朝鮮就自己說它是小中華，它比清朝更正統一些，因為清朝是蠻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實地遵循了孔子的教導。而日本的國學家則說，日本人在道德性這方面比大清還要強一些，雖然大清原來是孔孟的故鄉，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領軍隊打日本，他們也要反抗孔孟的①，因為日本人的道德還是比你們要強。而華夏主義或者說是孔孟之道歸根結底是國際主義的東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國人的。這個精神在二戰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當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說日本人明治維新以後學習西方，但他的精神結構中間，他的內核部分還是沒有改過去。所以泛亞主義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還有一定相當強大的基礎。

註①
山崎暗齋（1618-1682）問弟子：“如果中國派孔孟二聖率軍攻打日本，我們這些孔孟的弟子該怎麽做？”他的弟子答不上來，向他請教。他說：“我們應該拿起武器抗擊，捉住孔孟以報國恩，這才是孔孟之道。”他的弟子淺見絅齋（1652-1711）恪守師說，繼承“大義名分”立場，認為“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萬世無窮之下，凡亂臣賊子弒君竊國者，未嘗不以湯武為口實。”

但是現實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泛亞主義那種意識形態說是，我們將來自強以後，解放東亞，反抗西方，這個是沒有固定時間限制的，也許是十年以後，也許是一百年以後，也許是五百年以後，誰知道呢。但是現在，在甲午戰爭以後，就面臨著一個外交選擇的問題，也就是說，日本將來的外交是怎麽走，我們怎樣利用現有的資源？如果走泛亞主義道路，那豈不是說是日本要團結、要改造朝鮮和大清，建立一個東亞聯盟來反抗西方麽？

這個道路在現實政治角度上講是不好走的。一方面，這要引起西方國家的猜忌。因為西方國家對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亂的時候，英國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為英國在遠東的軍隊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聯軍到北京去維持秩序。但是同時，英國人也害怕日本說不定會跟大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西方。因為義和團用的口號就是，殺盡西方人，基本上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判斷。而日本人再怎麽說他也是黃種人，所以英國人還對他不是很放心，他擔心日清兩國會不會結成聯盟，共同反對歐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應了，派出大批比英國人多得多的部隊到北京，服從八國聯軍的共同指揮，然後英國人才放下心來。英國是跟日本比較友好的國家，連英國人都是這樣，你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列強對日本其實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戰爭以後就打起「大東亞團結起來反抗歐洲」的旗號，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毀滅。

另一方面，你要團結東亞來反對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團結得住，朝鮮和大清肯不肯聽你團結。首先大清第一個就不答應，它一下子繼承了大明江山，覺得自己才是東亞的老大，如果讓日本人出來當老大的話它要氣死。同時剛剛被甲午戰爭打敗了，正處在氣不打一處來的狀態下，它是怎麽也不肯響應的。朝鮮呢，朝鮮處在內戰狀態中，一種內部分裂的狀態中：事大黨是堅決要求維持跟大清的傳統關係
，他們在內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張改革的；而開化黨呢，在內政方面主張改革，在外交上主張聯結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沒有完全占到上風。朝鮮內部的政策上的爭論，跟外交上親日還是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連在一起的。改革派同時也是親日派，保守派同時也是親華派，如果這時候的大清也能算“華”的話。就是這樣的。

所以一方面你帶不動大清和朝鮮，另一方面，你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鮮，強迫它進行改革的話，還很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干涉，特別是俄國的干涉。像日本在朝鮮支持開化黨的活動，就引起了朝鮮王室和閔妃家族向俄羅斯帝國求援。同時日本在大清朝廷內部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較保守的派別，提出大清應該依靠俄羅斯的保護，來抵抗英國和日本的干涉這種學說，也就是把內政和外交給攪在一起了。這種情況下，帶動它是很難的。

如果聯合大清和朝鮮的路走不通，另外還有兩條路可以選擇：遠東的另外兩個強國就是大英帝國和俄羅斯。於是甲午戰爭後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分為三派。中日提攜派，這其實就是明治時期泛亞主義的一個自然延伸，但是在現實政治角度來講，這一招其實是最不明智的。另外一派呢，就是日俄協調論。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1841-1909，長州藩士出身，日本首任首相）。他的意思就是，歐洲國家是從海上來的，它關心的主要是貿易利益，也就是說，它對東亞大陸沒有實質性干涉的欲望，它只想做點生意賺點錢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譜的，他們賺了錢就走人，他們不會做長久的干涉。但是俄羅斯是陸上的國家，而且俄羅斯是半個亞洲國家，他在亞洲的活動是紮紮實實的，他在亞洲要占領領土，要做長期經營，所以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真正對手不是大英帝國或者歐洲國家，而是俄羅斯。而日本的實際國力跟俄羅斯來說還是不相稱的。日本雖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羅斯是大國，日本是小國，所以日本還是要和俄羅斯搞好關係。搞好關係的重要之處就是在於，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滿韓互換論，也就是說是，日俄兩國友好，分勢力範圍：把大陸方面，鴨綠江以北的滿洲交給俄國；但是俄國方面要承認，朝鮮歸日本。雙方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就不起衝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國。

這條路線的主要障礙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羅斯方面。因為俄羅斯跟大清一樣，它對十九世紀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而且它也有種族主義傾向，在它看來，黃種人都是不行的，我畢竟是白種人，日本人是黃種人，而且又是小國，連大清這樣的大國對俄羅斯都是奴顏婢膝的，日本一個小國算屁。盡管你願意把滿洲讓出來，我還是不能滿足，滿洲是俄國的，這一點是沒問題的，但是你根本沒有資格提這一點，因為我完全有能力把滿洲拿下來，我用不著你日本人幫忙，但是朝鮮要由俄國和日本共管。也就是說是，我的本來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俄國人採取這種外交是有悠久傳統的，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實際上，日俄利益交換論是日本一頭熱的做法，日本人拼命地想要跟俄羅斯達成協議，但是俄羅斯對他愛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裏。如果在義和團事件以前，俄羅斯肯稍作讓步，給日本人一點面子的話，說不定日本會變成俄羅斯的盟國也未可知。

第三條道路就是山縣有朋（1838-1922，長州藩士出身，歷任陸軍卿、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和首相，陸軍元老）和桂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攜論。他的理由是，英國是海上國家，日本也是海上國家，天然相似。大英帝國是全世界的霸主，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國的順風車，這對日本是大有好處的。第三條道路之所以能夠行得通，一方面是因為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一個代理人政策，英國確實是像伊藤博文說的那樣，它對占有領土不是很感興趣，因為占有領土意味著它必須支付大量的行政費用。對於大英帝國來說，最理想的狀態，不是搞大片的殖民地，派自己的軍隊去占領它，因為那樣的費用是很高的。對它來說，最理想的辦法就是，全世界都搞自由貿易，大英帝國不占有大陸上的領土，而是在各個大陸上都占有相當於是香港這樣的港口，通過這樣的港口對各大陸搞自由貿易，同時大陸上的各個政權願意聽大英帝國的話，乖乖地當大英帝國的代理人，代理人政權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付行政費用，英國人一個錢也不用花，只要這些國家願意跟英國搞好關係，英國是不希望占領太多領土的。你想，英國人占領了香港以後，他有沒有想去繼續占領廣東呢？他沒有這種想法。這樣做對他是倒找錢吃虧的事情，有香港做貿易，他能夠賺錢就行了。廣東的行政管理費用，讓大清去付就行了。關鍵是大清要有一個友好的政權，這個友好政權要懂得怎樣維護自由貿易和私有財產，大家做好生意，讓大英帝國能夠賺錢，我其實是不貪你領土的。

大英帝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極力扶持李鴻章，其實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它並不真的想占領大陸領土，而是希望大清建立對英國友好的關係。後來在大清和日本爭奪朝鮮的時候，大英帝國長期支持李鴻章，原因也就是在於這一點，他覺得李鴻章是東亞搞改革開放的一個樣板人物，把他扶起來是有好處的。有李鴻章占領了朝鮮，俄國人就進不了朝鮮。因為俄國人當時接近了朝鮮的巨文島②，俄國是最大的威脅。俄國在近東地區企圖爭奪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峽，威脅到英國在蘇伊士運河東地中海的勢力。在中亞方面，滅了布哈拉埃米爾國（建立於1785年。1868年，俄羅斯帝國入侵，1873年埃米爾國淪為俄羅斯保護國。1920年，布爾什維克入侵，末代埃米爾逃往阿富汗，紅軍宣布成立布哈拉人民共和國）和浩罕汗國（建立於1740年。1876年，俄羅斯帝國攻下浩罕城，末代可汗出降，浩罕汗國滅亡），逼近了印度的邊境，使印度的西北邊患嚴重的緊張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大博弈了，因為進攻西藏其實主要是為了防止俄國。在東線，俄國進犯滿洲，覬覦旅順口，覬覦朝鮮南部的巨文島，企圖在遠東建立永久性的不凍港，這對大英帝國的遠東霸權是一個威脅。但是大清對大英帝國不是個威脅。大英帝國很希望大清建立一個緩衝國，像土耳其帝國一樣。英國人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和1878年柏林會議的時候，極力支持土耳其，不是因為喜歡穆斯林，而是因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恰好可以堵住俄羅斯南下到地中海這條道路。而大清在遠東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樣。把大清扶起來了，俄羅斯就進不了溫暖的海域，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就可以安全無虞，自由貿易搞好了。至於大陸上大清占多少土地，對英國人來說是無所謂的。

註②
巨文島處於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之間，不僅是朝日兩國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國南下的要路。1885年4月15日，英軍占領巨文島。朝鮮宗主國清朝先是默許，後在俄國壓力下表示反對。李鴻章在5月29日致總理衙門的信函中表示：“得英船橫鯁於其間，亦未始非朝鮮之屏蔽”。1887年2月27日，英國軍艦撤離巨文島，而俄國政府作出了永不占取朝鮮土地的承諾。

但是大清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太不爭氣，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而且尤其要命的是，李鴻章簽了一個致命的《中俄密約》（1896年6月3日，俄羅斯帝國利用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困境，借口“共同防禦”日本，誘迫李鴻章與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財政大臣維特在莫斯科簽訂。俄國獲得了使西伯利亞大鐵路穿過清朝領土直達海參崴的特權），把旅順口賣給了俄國人，使俄國人的勢力一下控制了整個滿洲。這樣一來就等於使大英帝國原先的計劃完全扯淡了。大英帝國支持北洋艦隊，就是想讓它占在旅順口和朝鮮，不讓俄國進這些地方。但是李鴻章為了報復日本，竟然自己動手把俄國人給請進了東三省。大英帝國是非常不高興的。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它需要另一個代理人，替它在遠東把俄國人打回去。但它又不高興自己來，它親自占領太多的領土對它來說是不經濟的。大清已經不行了，還能靠誰呢？顯然，最合適的代理人就是日本。

於是雙方就出現了一個一拍即合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國方面碰了釘子，在朝鮮和大清方面號召不動，正想要找一個歐洲保護人和領路人，因為它畢竟是新晉的小國，對西方那套還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人教它，各方面都需要有導師，而大英帝國畢竟是全世界的最大的霸權國家和領袖國家，所以英日同盟的簽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於大英帝國來說，它等於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土耳其式的遠東代理人，以後它就等於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大英帝國掌握海權，統治全世界；土耳其作為它的近東代理人，堵住俄國南下；阿富汗王國作為它的中東代理人，隔斷俄國和印度之間的邊境；日本作為它的遠東代理人，把俄國在滿洲的勢力擋回去。這樣一來，它就實現了它自從無敵艦隊以來一向的目的，就是說絕對不容許歐亞大陸上出現過於強大的陸權國家，一定要讓大陸的各個陸權國家處在相互牽制的狀態，同時海上的權力由大英帝國獨霸。這是英國一貫以來的基本政策。日本符合它這個基本政策，於是就充當它的遠東代理人。這就是三次英日聯盟建立起來的真正背景（分別簽訂於1902年、1905年、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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