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才慢慢發現，讓一群人維持孤立、吃不飽、餓不死且難以脫困，是控制這個團體的最有效方法，因為，除了死心踏地跟你走外，他們還能怎麼樣？這差不多已接近「習得性失助」理論（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的具體呈現。唯一讓我感到難以理解的是，即令已遭受超過一甲子的不公平待遇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孤獨的榮民和底層的眷村子弟，在統帥已逝、精神已失下，依然還在高喊含涙、含血、含恨票投中國國民黨？

看到王如玄眷村改建軍宅購買案，爆出種種血汗黑幕，譲我回憶起1966年離家來台北讀書的一段往事。

我有半年多和北醫的朋友租住在北醫旁邊的克勤新村，房東是四四兵工廠廠長退休。他把加蓋多出的二間平房隔間小房租給我們。每間約有三、四坪。因與房東出入是分開，除了交房租時會交談幾句，很少有機會和他們聊天。只記得半夜時，常會聼到冉肖玲唱著歌走回家的聲音。這是我對眷村的第一印象。

後來，從報章、雜誌中，才看到了「藍螞蟻」這個名詞。對一個剛從郷下來的學生，我實在不瞭解它的意思，也無特別偏見。只直覺的認為也許這些穿藍色制服的眷村兵工廠員工，在特定封閉的範圍內，每天生活、工作、言行、舉止規律劃一，就像工蟻一樣，才會有此不恰當的稱呼。唯一讓我感受到的是，這些人對外界似乎帶有強烈的防衛心，對黨、國的任何批評，反應亦出入意料的激烈。如此而已。

眷村子弟的悲哀和奮鬥。圖片來源:好房網

直到1978年我到愛丁堡進修時，才首次知道眷村的狀況。當時醫院的院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蘇格蘭老醫師。在他知道我太太和一個三個月大的小孩將要來同住後，破例的給我一間有小花園、庭院的醫師宿舍。我的指導教授還告訴我，他把家中的一個房間分租給一對台灣來的留學生家庭（條件是，他們有事出去時，他太太必須留在家裏，因為他們有三個未滿13歲的小孩，一定要有大人在家），熱心的介紹我們認識。這位朋友是外省第二代，太太是本省人，小嬰兒則因出生地而有外國籍。由於當時台灣去的留學生很少，二家的小嬰兒又年齡相似，二位太太就開始熟起來，常常推著嬰兒車出去。假日時，也常在我們家中聚餐、聊天。

在熟悉後，他慢慢告訴我他的一些背景、看法。他父親是老士官長退伍，住在眷村，生活艱苦。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家人開始非常緊張，因為被「恐嚇」一旦台灣人起來後，會將他們趕到台灣海峽，而無立錐之地（這笑話，是醜惡歴史的悲劇，相信在眷村成長，目前五、六十歳以上的人應多少仍有記憶）。於是，家人竭盡所能，希望小孩能出國（到美國）。由於他是老大，成績也還不錯，考上南部國立大學工學院。這個重任，就落到他身上。

大學期間，他因不太會講台語，甚少與本省同學來往，生活圈也相對狹隘。畢業後，為了要較快速累積出國費用，就到中央山脈去插台電的電線桿（到深山做配電工程，辛苦但高薪）。晚上，就和工人一起喝酒、聊天，並睡在工地。他試著學習台語，並慢慢的覺得台灣人並沒有那麼「可怕」。他在休假回家時，多次告訴弟弟要學台語，外面並不可怕，且工作較多、較有發展，但，家人一直不相信，堅持在兵工廠做工。隨後，為賺取高薪，他又隨榮工處到沙烏地辛苦的去蓋道路等工程。等積完足夠的錢後，他就到加拿大留學，並結婚。由於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已改，學生簽証改居留身份不易，因此，在生完小孩後，就改到英國讀書，希望讀完後改到美國。

講到這段漫長的艱辛奮鬥過程，他告訴我，他才真正瞭解和體驗到做為眷村榮民子女的悲哀。他對二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和憤恨不平：1.為什麼國民黨對這些追隨它出生入死的老兵和他們的子女那麼殘酷？讓他們在眷村的圍牆內，只能過著幾乎與外隔離的窮困生活。此種封閉，註定讓無背景的人和他們的後代，只能終身依附在兵工廠做工、考士校或當低階士、官、兵；2.他氣他的弟弟和眷村的後代，為什麼不嘗試走出圍牆，去找尋和開創自己的未來？這是我首次聼到和瞭解到眷村內辛酸的一面。

1979年，美、中建交和美、台斷交，台灣陷入恐慌，申請美國留學簽証的人大增，卻因財力証明很嚴，很少人通過。他雖已申請到美國長春藤名校，卻擔心台灣護照的審核可能很嚴，加上財力証明有困難，可能無法獲准。我就把存款暫時匯給他，在拿到存款証明後，我陪他去美國領事館面試申請留學生及攜帶家眷的簽証。我在車內等了不到二十分鐘，看他面無表情的走來，我以為完蛋了，沒想到，他坐下來後，吐了一口大氣告訴我，移民官看了他的入學許可和財力等証明後，就跟他恭喜，並在他的簽証和太太、小孩的簽証直接蓋上五年和多次入境後就結束了。他面無表情，是因他預想了一大堆説詞、理由，準備為面臨被拒絕的的審問奮戰，沒想到卻完全沒用上，使他幾乎呆掉了。稍後，我們回台，他們全家也順利赴美了。

在我的印象中，只依稀記得，當老舊眷村附近開始發展後，往往就被遷村到另外較偏遠的地方，重頭開始。外界也甚少注意到此種現象。後來，我才慢慢發現，讓一群人維持孤立、吃不飽、餓不死且難以脫困，是控制這個團體的最有效方法，因為，除了死心踏地跟你走外，他們還能怎麼樣？這差不多已接近「習得性失助」理論（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的具體呈現。尤其，人為的應用在任何個人或團體上，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皆是一個不道德、不人道和相當殘忍的方式。也讓我真正瞭解了那位眷村朋友的悲哀和憤怒。

當初的克勤新村，相信已經消失了，因為，四四兵工廠、靶場，如今已高樓林立而成為台北地價最貴的地區了。只不知道，當初那些眷村榮民、子弟、兵工廠的員工，是否仍有幸住在東區，或者，早已四處奔波而自尋生路了，已不得而知。

眷村的血、淚，就像二二八的悲劇一樣，是扭曲政治下的犧牲品，也已成為台灣歷史無法分割的一部份。軍宅、眷宅風波，讓我想起了那位眷村朋友。他雖然生長在封閉的眷村，卻勇敢的開放自己，並將血、汗流在台灣美麗的高山上。我們已近四十年不見了，以他的能力、刻苦，相信在美國的成就應無問題。小孩應也已事有所成。不管是否已落根美國，他都是值得驕傲的台灣子弟。唯一讓我感到難以理解的是，即令已遭受超過一甲子的不公平待遇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孤獨的榮民和底層的眷村子弟，在統帥已逝、精神已失下，依然還在高喊含涙、含血、含恨票投中國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