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s TAIEX broke the 30,000-point mark even as China staged major drills around the island. Here’s the market logic: semiconductors and AI demand, geopolitical risk already priced in, and domestic […]

選擇隊友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從學校的作業分組、比賽，到國際的競合，都是應該十分謹慎的。然而，台灣有卻一群人從頭到尾認敵為友。他們始終覺得想要侵略台灣、把台灣的民主自由除之而後快的中共會是可靠的夥伴，而幫助台灣對抗中國侵略的日本美國等國，卻都是萬惡的帝國主義者。這些人若不是被國民黨洗腦太嚴重，就是缺乏對國際關係的基本判斷能力，實在讓人捏一把冷汗，台灣位處中國侵略擴張的第一線，我們還能夠享有安全與自由，實在是多虧了台派人士的努力阿。 從前總統蔡英文上任以來，執政黨便一直致力促進與歐美各國的經貿往來，也逐漸和挺台灣的各個國家建立默契與友誼；在此同時，親中人士卻仍然想要跟中國加深關係，並批評民進黨不對中國的文攻武嚇低頭，就是挑釁等等，實在是荒謬至極。歐美各國努力想要幫台灣獨立自主的同時，國內許多親中政客仍然活在中國的敘事之中，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唯有對其下跪投降，懇求憐憫，台灣才有生存的空間。然而，在美中貿易戰、武漢肺炎過後，我們不得不再三感謝執政的民進黨的路線選擇。若是親中的國民黨執政，加大加深與中國的往來，台灣一定在武漢肺炎時被中國人搞垮，後續供應鏈遷出中國、美國在貿易戰中封鎖中國，若台灣仍舊按照國民黨的親中西進路線，很可能就跟著中國一起走向崩壞，怎麼可能有台股三萬點的榮景呢？ 一邊是意欲佔領不屬於其領土的中國，一邊是想要借助台灣的晶片能力維護民主陣營優勢的歐美日各國，怎麼還會有國民黨和部分親中人士堅持要跟中國加深往來呢？他們堪憂的國際政經判斷能力，在日本選舉、與美關稅談判中一一被打臉。台灣人若還是不警醒，仍舊票投藍白，很可能便將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作者：向陽之花

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當司法的尺規遭遇極端的人性困境，如何在成文法的剛性與人類情感的柔性間尋求公約數，始終是法治社會最艱難的課題。近日賴總統宣布特赦一位因不堪長期照護壓力，最終選擇結束癱瘓兒子生命之八旬老婦，此舉不僅在社會激起廣泛漣漪，更在法理、實務與國民法感情的交匯點上，演繹了一場溫暖而富有理性的權力行使。這不僅是對個案受難者的救濟，更是我國司法轉向人性化治理的重要里程碑。         本案事實而言乃一場跨越數十年的長照悲劇。一名年逾八旬的母親，在體力枯竭與社會網絡難以顧及的絕境下，親手終結癱瘓長子的人生。司法審理階段，法院雖援引《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規定兩度減刑，判處法律下限之二年有期徒刑，但在法律框架內，入監服刑似乎成了唯一的終局。然而，對於一名餘生無多且身心俱疲的長者，兩年的牢獄不僅缺乏矯治意義，更可能成為壓垮其生命尊嚴的最後一根稻草。特赦權的適時介入，正是彌補成文法在處理極端倫理困境時的缺憾。         從法理層面觀之，憲法賦予總統的特赦權，本質上是一種正義的補正機制。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曾提出法律不法的警示，意指當法律規定與實質正義達成無法忍受的矛盾時，實證法必須向正義屈服。在刑事政策的應報理論下，監禁一名奉獻一生於照護的母親，其威嚇意義已蕩然無存。此時特赦並非對司法權的否定，而是對於法律邊界外殘餘不公的修補。該特赦令彰顯國家主權在面對極致悲劇時，具備超越僵化條文的勇氣，實現了亞里斯多德所言之公允，亦即針對普遍法則無法涵蓋之特殊情境所進行的必要修正。          在學術視角下，本事件引發了對於期待可能性與長照結構性困境的深刻反思。刑法理論中的期待可能性，探討的是在特定環境下，法律能否期待行為人做出合乎法律的行為。對於一位長年處於高壓照護狀態、缺乏社會安全網有效支撐的老者，其行為固然違法，但其自由意志已受環境極度扭曲。學界長期探討長照悲歌是否應納入特殊的減刑或免刑標準，本次特赦無疑為此討論注入了實質的政策導向，承認個體悲劇往往是社會支援系統匱乏的投影。這種由上而下的寬宥，實際上是國家對其未能及時提供適當資源的一種政治補償，使法律責任的歸屬不再僅限於孤立的個人。       於實務層面，此一先例將引領未來司法裁量的典範轉移。長期以來，台灣司法體系備受法條主義之譏，認為判決往往流於機械式的演繹。然而，本案特赦後獲得的社會好評，證明國民法感情並非無理性的民粹，而是對於公平正義最質樸的直覺。司法實務界將從中獲得啟示，即在審理涉及民生疾苦的案件時，裁判者不應僅是法律的喉舌，更應具備社會觀察家的洞察力。此先例將鼓勵法官在量刑時更積極地探索非機構式的處遇方案，或促使立法機關針對照護殺人案件進行法律優化，從而縮短法律規定與社會期待之間的鴻溝。      更重要的是，這次特赦成功建構了法律與民意的理性對話。真正的法治國家，其法律應能撫慰人心而非僅是懲戒。當國家以溫暖為核心，輔以理性的法理說明來行使赦免，民眾看見的是一個有血有肉、願意承擔共苦責任的政府。這種情感的修復，對於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綜之，本特赦案在法理上落實了公允正義，於法、情與理均衡，在實務上開拓了裁量視野，更在國民情感上達成了空前的共識。這是一篇以慈悲為筆、以理性為墨所寫就的判決書外章。未來，當我們回首這段歷史，將會發現這不僅是一位老婦的解脫，更是台灣司法從法規之治走向人性之治的關鍵契機。法律雖有終點，但人性的光輝與國家的溫情，應當永無止境。 作者 / 風林火山

美台關稅談判達成協議，鄭麗君親赴華府見證簽約儀式。協議的內容公開後，我忍不住要說：「這是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 為何我這麼說呢？以下是我的分析： #教科書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有三個主要概念：比較優勢、分工生產、與互通有無。 所謂的比較優勢就是國家間的生產成本差異，所有國家都有相對優勢的產業。例如台灣地處亞熱帶，適合熱帶花卉的培育（例如蘭花），但不適合寒帶水果的生產（例如櫻桃）。美國的地理位置剛好有相反的比較優勢，不適合蘭花的培育，但適合櫻桃的生產。 基於兩國的生產優勢，台灣應專注蘭花的培育，放棄櫻桃的生產；美國應該專注櫻桃的生產，放棄蘭花的培育。這就是分工的觀念，同時提高蘭花與櫻桃的生產效率。 因為分工生產的關係，臺灣人吃不到櫻桃，美國人沒有蘭花可觀賞。分工生產的配套解方就是互通有無：台灣對美輸出蘭花，再從美國進口櫻桃。透過國際貿易，台灣人與美國人都有櫻桃吃，也有蘭花可觀賞，而且價格更低廉。 為了確保國際貿易的效益，台灣與美國都不應課徵蘭花與櫻桃的關稅，也不應有非關稅貿易障礙。這次的美台關稅談判符合上述的教科書理論。 #該放就要放 雖說國際貿易不應有關稅障礙，但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來的競爭，許多國家都對進口產品課徵關稅，特別是經濟弱勢的國家。 台灣曾是經濟弱勢國家，享受產品輸美的好處，卻對許多美國產品課徵高額關稅。基於扶助友邦經濟發展的考量，美國政府也容忍台灣的關稅保護。 台灣已不再是經濟弱勢國家，對美國產品課徵高額關稅就是不公平貿易，何況許多產品台灣並沒有生產，沒有關税保護的必要。 在這次的關稅談判，我方同意大幅降低許多美國產品的關稅，甚至是零關稅，例如前述的櫻桃，還有龍蝦、蘋果、汽車等產品。 既然這幾類產品台灣沒有生產的比較優勢，那就沒有國內產業要保護，仰賴進口即可，關稅可全面調低。這就是該放就放，符合教科書的理論。 #該拿就要拿 除了開放龍蝦、櫻桃、與蘋果等美國產品開放，這次的關稅談判也拿到了許多關稅優惠，增強台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 以蘭花為例，雖然美國不具這項產品的生產優勢，但仍然對進口蘭花課徵關稅。在這次關稅談判，台灣的蘭花拿到了零關稅的優惠。 美國是台灣蘭花的主要出口國，競爭對手包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而且培育技術都來自台灣。基於人工與土地成本的劣勢，台灣的蘭花王國美譽正在褪色中。 在這一輪的談判，台灣蘭花拿到零關稅的優惠，但其他國家的蘭花仍要繳交美國關稅。事實上，美國可以全面開放蘭花進口，因無國內產業可以保護。 我們的談判團隊不只拿到蘭花的零關稅優惠，而且是美國獨厚台灣蘭花的待遇，有助於台灣保住蘭花王國的美譽。這就是該拿就拿的談判結果，符合教科書的理論。 #該防就要防 雖說去除關稅壁壘符合國際貿易理論，但關稅的存在仍有其他的經濟與非經濟考量，包括前述的產業保護與國安考慮。 關稅的課徵會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增強國內廠商的競爭力，有助於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的創造。進口汽車的高關稅就是一個例子。 裕隆汽車成立於1950年代。為了保護國產汽車，政府對進口車課徵高關稅，甚至禁止整車進口。經過七十年的關稅保護，裕隆仍是扶不起的阿斗，證明台灣不具發展汽車業的條件。 稻米則是不同的例子。政府對進口稻米課徵關稅可以保護稻農，確保糧食供給無虞，屬國家安全的考量。若放任廉價的美國稻米進口，稻農只能放棄耕作。一旦發生戰爭或禁運，台灣就會出現糧食供給危機。 在這次的關說談判，政府棄守汽車的關稅保護，但守住了稻米的關稅。可開放的產業不需堅持，不能開放的產業必需守住。該防就要防也是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 守住台灣的稻米市場確實不容易，因為美方的壓力太大了。長期以來，美國稻農遊說美國政府，施壓亞洲國家開放美國稻米的進口。在這一輪的關稅談判，日本與韓國都棄守了，但台灣守住了。 #整體的評估 這是一場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將美台雙方的經濟融合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除了經濟效益之外，這個關稅協議的簽訂還有其他的戰略與外交意義，我會再發文評論。 我要呼籲國人給予談判團隊鼓勵，也希望在野黨珍惜這個教科書等級的談判結果，盡速在立法院審查通過這個協議，讓台灣經濟大步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