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青年培育計畫」果然獨樹一格，堪稱台灣政壇最精采的免洗餐具展示秀。在國民黨發動大罷免、卻因連署造假遭到司法起訴之際，賴苡任與李孝亮可是藍營口中「勇於承擔」的熱血青年、衝鋒陷陣的急先鋒。回想當初，這兩位青年才俊明知罷免連署造假，卻能臉不紅氣不喘地把鍋全甩給「民進黨政治迫害」，這等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深厚功力，本該是百年老店重點栽培的明日之星才對。 當時的戲碼多麼感人肺腑！為了聲援受盡「委屈」的賴苡任，王鴻薇與徐巧芯兩位黨內大將，那可是哭得梨花帶雨、感天動地，彷彿全台灣的司法都欠這兩位無辜青年一個天大的公道。那畫面極盡悲壯、那眼淚如此催淚，簡直可以報名金鐘獎最佳女主角。結果呢？風頭一過，戲殺青了，國民黨立委們安然度過罷免危機，這兩位昔日的熱血青年，轉眼竟成了國民黨考紀會準備開鍘的對象。 如今，賴苡任搖身一變，成了傷害黨譽、出賣同志、害前主委被羈押的「毒瘤」；而當初擔任罷免領銜人的李孝亮，不僅被檢舉毀損黨部形象，就連老母親心疼兒子、哭訴「被國民黨利用」，都能被黨內同志羅織成操弄輿論的「七大罪狀」。 這時候，我們不禁想發布尋人啟事，王鴻薇的眼淚呢？徐巧芯的正義感呢？怎麼自家考紀會磨刀霍霍向青年開鍘的時候，這兩位昔日的「護航大將」突然集體噤聲、人間蒸發，現在連張衛生紙都不遞了？難道當初在鏡頭前的眼淚，只是為了蹭聲量、搏版面的「期間限定道具」，用完就直接資源回收了嗎？ 最可笑的是，李孝亮至今還天真地對外喊話，問自己到底哪句話、哪件事讓國民黨蒙羞，甚至還期盼黨內制度能「還他公道」。傻孩子，國民黨這百年老店的生存邏輯就是，當你衝鋒陷陣、連署造假還能死咬是政治迫害時，你是黨的「英雄」；但當你惹出一身腥、失去利用價值，甚至可能牽連高層時，你就是破壞團結的「戰犯」。李媽媽說得一點都沒錯，你們確實是被利用了，只是沒想到這雙免洗筷的保固期竟然這麼短。 這齣荒謬的切割大戲，完美詮釋了國民黨是如何「疼惜」年輕人的。想要在這家百年老店裡出人頭地，不僅要學會造假不臉紅，更要隨時做好被當成棄子一腳踢開的心理準備。畢竟，在國民黨的政治算計裡，年輕人的價值，就跟大委員們那幾滴鱷魚的眼淚一樣，風一吹就乾了，連一點痕跡都不會留下。 作者：秦靖  

黃國昌、鄭麗文推動藍白合，最大關鍵在柯文哲。畢竟民眾黨今天連要不要跟國民黨走下去，都還得看這位創黨主席的臉色與心情。這場藍白合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價值整合，也談不上政治新局，它是三個各自有麻煩的人，臨時決定把彼此當成浮木，抱在一起過河。  黃國昌。這位民眾黨主席這幾年最擅長的事，就是把任何政治議題都操作成「反民進黨」的個人表演秀。今天說要跟國民黨發表共同政見，端出居住正義、全齡照護、AI治理、能源安全、低碳社會四大願景，聽起來很完整，像是兩黨終於願意把仇恨收起來，開始談政策。可惜，台灣政治看黃國昌，早就不會只看他講什麼，而是看他心裡到底想什麼。黃國昌參政以來，立場多有轉變，不變的是把對手描成十惡不赦來累積聲量，突然換上一套「理性合作、君子之爭」的語言，社會都知道，這不是成熟，這是另一次包裝。  再看鄭麗文。鄭麗文和黃國昌的互動看似兩黨主席合作有成，彷彿藍白終於找到節奏。然而鄭麗文代表的並非溫和整合路線。由她來主導藍白合作，本身就已說明，國民黨對外尋求是想用更強硬的在野結盟，把自身的焦慮和路線危機，轉嫁給民眾黨一起承擔。  問題來了，黃國昌接得住嗎？他可以在新北說，若民調輸給李四川就全力輔選，共組最強競選團隊，說得像是願賭服輸、願意合作的大人。這種表態，藍營是否買單？其他縣市是否真能循此模式走向理性善意的競爭？  台灣人看過太多次黃國昌的臨陣脫逃，自然知道這種話只是大放厥詞。黃國昌最強的能力，向來不是合作，而是把任何合作變成自己擴張權力的踏板。今天他願意談禮讓，談整合，談共同政見，一旦坐大，就能借國民黨的地方實力，完成自己一直欠缺的版圖。  至於柯文哲，始終是藍白合的最大變數。柯文哲最穩定的政治特質，不是理念和組織，而是搖擺。他一面說藍白合也可能藍白分，一面又說自己「沒像黃國昌那麼恨民進黨」，話說到一半，再補上一句「民進黨不會放過我，除非我死」。這幾句話放在一起看，幾乎就是柯文哲這個人的縮影。  想留退路，想保主體性，想維持影響力，想告訴支持者自己還是老大，想對民進黨釋出一點訊號，又怕黃國昌坐大，怕自己被取代。要說是什麼高明的平衡術可以，說是徹底的自我中心也成立。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如今還得被一個官司纏身、心思游移的人綁住，這個黨的主體性早就成了笑話。  柯文哲的司法陰影則是另一個諷刺。柯文哲申請解除出境管制赴日參加兒子的東京大學博士授予儀式，時間落在京華城案與政治獻金案的一審宣判之前，檢方求刑二十八年半，法院自然不可能毫無顧慮。藍白合走到今天，真正最難堪的地方就在這裡：一個號稱要整合在野、布局2028的政治工程，竟然還得押注在一個隨時可能被司法宣判的人身上。  所以，這場藍白合到底是什麼？說穿了，就是黃國昌借國民黨補地方，鄭麗文借民眾黨擴戰線，柯文哲借兩邊延長自己的政治生命。三個人的需求都很明顯，三個人的說法都很漂亮，三個人的盤算也都寫在臉上。所謂共同政見、四大願景、君子之爭都只是廣告台詞，恐怕連說出口的三人自己也都未必真正相信。社會看見的，是權力焦慮、司法陰影和在野仇恨共同拼裝起來的臨時同盟。  台灣人當然看過政黨合作，也不是不能接受在野整合。問題是，合作總要有個比仇恨更高一點的東西，整合總要有個比算計更長一點的視野。黃國昌、鄭麗文、柯文哲從不信任彼此，三個不甘寂寞的人，決定暫時彼此利用。  柯文哲是藍白合這場戲能否假戲真做的關鍵。目前看來，大家看到的還只是三張面具。至於國家未來，至於人民生活，這些都排得很後面。這樣的藍白合，熱鬧可以有一時，前途很難有多遠。 作者：江諺行

在美以聯軍打擊伊朗後，荷莫茲海峽被伊朗以封鎖手段干擾航運，能源市場立即把「最壞情境」寫進油價與保險費率。就在這種高度緊繃的背景下，伊朗駐印度大使公開表示，德黑蘭已允許部分印度船隻通行，並且已有兩艘印度旗、載運液化石油氣（LPG）的油輪穿越海峽返回印度。這不是單純的人道放行，而是一個清楚的戰略訊號：伊朗正在把「封鎖」從全面性工具，調整為可選擇、可談判、可分配的槓桿。 所謂「封鎖鬆動」，更精準的說法是「彈性封鎖」。伊朗一方面要維持海峽的威懾效果，證明自己仍有能力讓全球能源供應感到窒息；另一方面又必須避免把所有大國同時推向對立面，特別是像印度這種同時需要中東能源、又具備外交自主性的國家。路透報導指出，印度有多達22艘船隻受困於海峽以西，印度正持續要求更多船隻獲准通行，顯示德黑蘭的「放行」是選擇性的，不是全面解除。 伊朗為何選印度？因為印度是「中立可爭取」的典型樣本。印度能源結構對海運高度敏感，封鎖衝擊直接轉化為國內民生政治壓力；報導也提到印度面臨嚴重的瓦斯供應緊張，政府甚至需要在民生與工業之間做配給取捨。當伊朗放行兩艘載LPG的船，效果不只在能源量，而在示範：只要不是被伊朗視為「敵對方」，仍可能獲得航運通道，從而削弱外界對「全面封鎖」的單一路徑想像。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針對美方聯合陣線的「分化技術」。如果伊朗把海峽完全關死，最可能形成的反應是多國護航、甚至更強烈的軍事介入與長期封控；但若伊朗改成「黑名單封鎖、白名單通行」，就能把焦點從「國際公共財被掐住」轉成「哪些國家被針對、哪些國家可談」，迫使各國分別計算自身利益，而不是集體行動。紐約郵報引述伊朗外長的說法甚至宣稱，海峽對「除美國與以色列之外」的國家仍開放；這類訊息無論可信度如何，政治效果就是把封鎖敘事做出分層。 對印度而言，這也可能被解讀成伊朗在「測試紅線」。伊朗若能在不引發立即軍事升級的前提下，對航運做選擇性放行，就等於用最小成本維持最大槓桿：想升級時可再收緊，不想升級時可局部放鬆，並把責任推給「敵對國」而非自己全面封鎖。這種策略會讓市場持續把風險溢價留在油價上，也會讓亞洲進口國在外交上更難採取一致立場，因為每個國家都可能被單獨「獎懲」。 對日本、韓國、台灣等高度仰賴中東能源與海運的國家，印度油輪通行的意義在於：荷莫茲海峽的風險不再是「開或關」，而是「誰能走、誰被卡」。當風險變成可選擇的政治工具，能源安全的核心就不只是庫存與替代來源，更包含外交定位、航運保險、以及在危機期間能否取得通行協調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伊朗的破例放行，看似緩和，實則是在把能源通道轉成更精密的談判裝置。 作者：麗雪

把伊朗的安全決策理解為「末世神學驅動」，近年在英文媒體、政界修辭與社群內容中反覆出現。這套敘事的吸引力在於：它把伊朗某些高風險行為解釋為「不按成本效益算計」，因此推導出「傳統嚇阻可能失效」。但要寫成中性評論，必須先把主張拆成三層：可核查事實、可討論推論、以及反方可檢核的替代解釋；否則很容易把宗教語彙直接等同於政策動機，產生過度簡化。 1) 可核查的事實：宗教框架確實被政治人物拿來描述伊朗，但不等於伊朗真的只靠神學決策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談伊朗威脅的公開談話中，確實使用了「伊朗由激進教士領導」「不是做地緣政治決策而是依神學」「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至少證明：美方高層有人公開以「末世神學」作為理解框架，且用於政策正當化語境。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類比伊朗最高領袖，援引「歐洲綏靖教訓」呼籲不要讓威脅擴散；這同樣屬於威脅動員的政治語言，能反映感知，但不能直接推出伊朗內部動機。伊朗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說開場祈禱「加速伊瑪目馬赫迪到來」的文本也可被核查；CNN逐字稿與媒體整理都收錄了幾乎一致的句子。 到這一步為止，能下的結論是：末世/回歸意象確實存在於什葉派政治語言與外部對伊朗的描述中；但「存在」不等於「主導」。 2) 知識層：什葉派隱遁與政教體制提供宗教—政治連結，但仍不足以推導「核末日策略」 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小隱遁/大隱遁」與「四位代理人」等歷史敘事可在宗教史材料中找到；其中小隱遁常被概括為874–941年。伊朗的「法基赫監護」（velayat-e faqih）則是把政治權威的正當性與「伊瑪目缺席」的宗教命題連結，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語法；Tony Blair Institute與Britannica都明確描述其在1979後入憲、並以「在伊瑪目缺席時由法學家治理」作為核心論證。 但這些材料最多支持一件事：宗教提供合法性資源與動員語言。若要再往下推到「核武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還需要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內部文件、命令鏈、可交叉驗證的行為模式），否則只能停留在推論。 3) 反方觀點：伊朗的公開立場與外部研究，提供至少三條可檢核的替代解釋 第一，伊朗官方長期宣稱「不發展核武」，且會把理由包裝為宗教與法理（例如核武在教法上被禁止）。路透報導也記錄伊朗外交體系多次重申「核武不在其核政策中」，並提到最高領袖的「宗教禁核」說法在官方論述中被反覆援引。第二，即便接受「宗教禁核」的說法，學界與智庫對「fatwa是否以正式、可稽核的書面教令形式存在」仍有爭議。Atlantic Council的分析主張，相關論述多見於演講與政治表述，並非清楚、不可撤銷的法學教令文本，因此不能把它當作鐵律。第三，許多安全研究機構依然能用「非對稱戰爭＋升級管理」來解釋伊朗行為：透過代理人、有限報復、可否認性行動控制衝突門檻，避免全面常規戰，同時維持嚇阻與談判籌碼。華府近東政策研究所就以「升級管理的編舞」描述伊朗在長期衝突中的套路。 補一個關鍵背景：歐洲E3對IAEA理事會的官方聲明指出，伊朗是「唯一未擁核卻生產過60%高濃縮鈾的國家」，且缺乏可信的民用正當性；這讓外界在「伊朗是否以政權生存為前提、視核能力為嚇阻工具」的現實主義解釋上，得到更多政策討論素材。 4) 較中性的結論：宗教該占多少比例？ 較可操作的中性答案是「分層加權」：宗教在伊朗的比例不應是0，也不宜被放大到100。它更像三種功能的集合：其一，提供政權正當性與動員敘事（高權重）；其二，形塑菁英語言與風險想像，影響威脅感知與對外訊號（中權重）；其三，直接決定具體軍事政策（低權重，除非能提出更接近決策鏈的證據）。換句話說，把宗教視為「背景約束與敘事資源」，再用嚇阻理性、政權安全、升級管理去解釋具體行為，通常比單一路徑更能同時容納支持與反方證據。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