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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鼓勵中共犯台是「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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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中共、這樣的習近平政權,當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已警覺它的侵略性及殘暴性,而呼籲民主國家合作共組「抗中聯盟」予以「圍堵」,台灣一群「中國的國民黨」卻在鼓勵中共犯台,並以「言論自由」合理化自己的「唱衰台灣」。任何有良心的台灣人及「台灣的國民黨」能坐視國民黨內這種反常狀況繼續發展嗎?

立院上週無異議通過國民黨團提案的「建請台美復交」及「美軍協防台海」兩項公決。這是國民黨長期表現「親中疏美反日」後遲來的改變,對台灣絕對是好消息。國民黨團也說該黨須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民眾不分朝野面對(中共)武力威脅的共同心聲。而相對的,同屬國民黨內重要人物的馬英九、蘇起、陳廷寵、吳斯懷等則一直在「唱衰台灣」、「為匪張目」,無異鼓勵肆無忌憚、霸凌擴張無所不用其極的習政權犯台,這對台灣絕對是壞消息。國民黨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也讓不少民眾對「中國的國民黨」向「台灣的國民黨」轉型再度寄予希望。

國民黨有許多親共的黨員及退將。 圖片來源:民視
國民黨有許多親共的黨員及退將。 圖片來源:民視

李登輝主政時期是「中國的國民黨」向「台灣的國民黨」轉型的第一次希望,國民黨的民意支持度為此遙遙領先民進黨。但李登輝後繼無人,總統大選落敗的連戰將李登輝從黨主席位置趕下,接著又將他開除黨籍,並與新黨等爭相赴大陸示好,從此開啓了國民黨「親中疏美反日」(而非他們對外宣稱的「親美和中」)及「反獨」(主要是反民進黨執政)的旅程。到馬英九主政時期,國民黨更是對中共「一面倒」,他的「化獨漸統」願望一步步落實。他之認為台美關係史上最好,完全是因美國歐巴馬政府和他一樣縱容討好中共。台灣已呈共諜及第五縱隊滿街走之勢,若非太陽花運動爆發,馬英九的「聯共制台(壓制台灣主體意識)」恐將如願以償,中共「全面融合」台灣!

儘管馬英九的「聯共制台」未能如願以償,但他絕未放棄。他的後續手段就是聯合蘇起等「唱衰台灣」,什麼「首戰即終戰,美軍不會來」、「美軍在台海南海只是做樣子,川普不會救台灣」、「美軍艦艇老舊,台灣的安全繫於北京一念之間,不在美國及台灣手上」等都是。甚至上週立院通過國民黨團「台美復交」、「美軍協防」提案,馬英九都馬上指我外交部長已公開說不會追求與美國恢復邦交,「這恐怕是美方示意吳部長說的」;他並表示國民黨團上述提案「不是認同蔡政府的親美抗中路線」。他的幕僚也補充說,馬英九的意思是「國民黨不會認同外界親美抗中的解讀」。

換言之,對馬英九來說,國民黨和中共關係只能「親」、「和」而不能「抗」,即使中共機艦不停擾台,意圖「消耗台灣戰力及耐力」、「拖垮台灣」、「製造擦槍走火」、「部署致命一撀」、「消滅中華民國」,國民黨照樣不能「抗中」!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有了馬英九蘇起,當然就會有陳廷寵、吳斯懷這種人。陳廷寵不久前在陸軍官校校友會致詞時高喊「我是中國人,是驕傲的象徵。悲哀的是中華民族仍有不少敗類,不顧祖宗的榮耀,要做美日的走狗(他在暗指被他罵為「無知無識」的蔡英文及民進黨)。」他又說台灣將義務役縮短到剩四個月,形同沒有訓練,沒有訓練就等同沒戰力,無法打仗,「戰力幾乎是零,擋不住(中共)!」而他擔任兩岸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長,屢次率夏瀛洲、王文燮、吳斯懷等退將赴大陸交流,起立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及習近平訓話,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他還反唇相譏說「不支持中華民國政府限制退伍軍人赴大陸交流」!

一個退將囂張到這種程度,他會以「驕傲的中國人」(響應習近平「中國夢」)自居,並把親美親日當做「民族敗類」、「美日走狗」,把台灣國軍戰力等同「零」,恰恰表明他與中共已經同仇敵愾、同聲一氣。而不像話的是,他的同伙吳斯懷竟說他的言論屬憲法言論自由範圍,「國防部不需要評論(反應),那是個人言論自由」。公然侮辱國家元首及執政黨,公然唱衰自己國家,無異鼓勵中共犯台,這能叫言論自由?

(大家不要忘掉,吳斯懷平日言論還比陳廷寵囂張,他曾接受香港中共媒體訪談,替解放軍獻策對抗美國,強調台灣未來只剩統一一途;同時他不批評中共惡意破壞兩岸現狀,反而指蔡政府抗議中共打壓是挑釁中共,並把中共機艦擾台與美軍巡航護台相提並論,說二者都是無害通過、不算對台挑釁!)

陳廷寵、吳斯懷及一些退將如許歷農的「聯共制台」行為不是個人行為,更不是出於言論自由。他們都是「郝系將領」,當年追隨郝柏村一起反李登輝,也追隨郝柏村登陸。退將起立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郝柏村辯稱那是抗日戰爭的「義勇軍進行曲」。而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輕視三軍統帥李登輝,私自召開軍事會議,私自決定棄蔚山艦買拉法葉艦,甚至要強迫解散民進黨;李登輝最後決定將他換下,他還試圖發動軍變,要郝系將領嚇止李登輝。幸賴黃幸強等人感覺不妥紛紛舉報,才提前解決了一場軍變。

自此之後,政治野心受阻的郝柏村就和連戰一樣,向海峽對岸尋找另一個春天。這些郝系將領的表現也類似連戰、馬英九,從反共抗共變親共媚共,從國民黨黨國信徒變媚共黨國信徒。他們完全不顧,在全球化的「和平發展」時代,大國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更重,習近平政權的行為卻正好相反,窮兵黷武、到處樹敵、恣意擴張,尤其對崇尚和平民主自由的台灣更無視世界觀感,在眾目睽睽下霸凌、侵擾並揚言「武統」、「留島不留人」,同時還要用極權消滅世界民主及普世價值。

馬英九、陳廷寵、吳斯懷等人取媚這個政權,甚至助紂為虐,用「唱衰台灣」鼓勵中共犯台,對得起已經名符其實成為主權在民國家的中華民國嗎?對得起養育及供奉他們一輩子的台灣人民嗎?對得起反侵略反暴力的人類良心嗎?更不必說「捨民主、就極權」,他們的心目中還有公道天理嗎?

習近平政權走向邪惡極權擴張,挪威學者林根的《完美的獨裁》一書已做過詳盡分析。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的《台灣生死書》更比林根早兩年做出分析舉證,說習近平明確指出,「要相信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和資本主義的失敗不可避免」,習近平的《對台戰略思想》大作還斷言,「統一台灣事關中共首要核心利益,此事一旦完成,必將使日本膽寒、美國氣沮、南海諸國震撼,實現在泛東亞地區由我們取代美國、掌握國際秩序立法權的目標。而民主台灣落入我們掌控,本身就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即我黨的人民民主専政最終戰勝了西方民主制。」

這樣的中共、這樣的習近平政權,當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已警覺它的侵略性及殘暴性,而呼籲民主國家合作共組「抗中聯盟」予以「圍堵」,台灣一群「中國的國民黨」卻在鼓勵中共犯台,並以「言論自由」合理化自己的「唱衰台灣」。任何有良心的台灣人及「台灣的國民黨」能坐視國民黨內這種反常狀況繼續發展嗎?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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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3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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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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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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