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美雙方正式達成關稅談判協議，從簽約儀式的細節觀察，雙方關係已出現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國對此類進展慣常的強烈叫囂在本次事件中相對沈默，其中的外交角力與層級提升值得深入剖析。 一、 從國內法規範到協議簽署：斷交後的法律困境 台美斷交四十多年來，雙方缺乏正式官方接觸。為了維持互動，美方成立「美國在台協會（AIT）」作為國務院的白手套，而台灣駐美外館則定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多年來，兩國在外交、軍事與經濟事務上，美方始終避免簽署正式雙邊合約，而是採取「國內法」形式規範。例如，外交事務依循《台灣關係法》，軍事合作則透過《國防授權法》；至於經貿事務，過去多是在達成共識後，由雙方各自立法執行，而非共同簽約。 二、 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初步的行政突破 在蔡英文政府任內達成的「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雖是台美斷交後簽署的第一份協議，但其性質仍屬於「行政協議」。當時是透過 AIT 與台北駐美代表處簽署，現場未見高階官員出席，因此在形式上尚不具備明確的「國對國」法律效力。 三、 台美對等貿易協議：具備「國對國」實質意義的四項突破 上週正式簽署的「台美對等貿易協議」，雖然名義上仍由 AIT 與駐美代表處簽約，但在外交實務上已展現出強烈的「國對國」主權意涵： 行使國家主權： 協議核心涉及「關稅界定」，而關稅的課徵屬國家主權行使。美方簽署此協議，等同在經貿領域公開承認台灣的國家主權。 高階官員親自出席： 簽約現場包括美方商務部長、貿易談判代表，以及台方行政院副院長、政務委員。此等層級的官員現身，正式宣示了合約的官方性質。 打破外交禁忌： 這是斷交以來最高層級的官方接觸，不僅打破過去的限制，更為未來台美高層常態化交流鋪平道路。 官方管道公開發布： 儀式結束後，美方罕見由官方機構「貿易談判代表署（USTR）」直接發布照片與新聞稿，而非僅透過 AIT 處理，外交層級顯著提升。 四、 分析與展望：化整為零的「自由貿易之實」 從上述突破可以分析台美關係的進化路徑： 蔡政府階段： 完成「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屬於未觸及主權關稅的行政協議。 […]

現代空戰的面貌為聯合作戰體系，戰機、地面雷達／防空飛彈系統、空中預警機形成一股完美的偵測／擊殺鏈。台灣面對解放軍空軍持續性的威脅，我空軍已陸續針對三型主力戰機、防空飛彈系統進行更新與採購。客觀來說，目前空軍的戰力已有十足的進步，然而我國空軍現役六架E-2K預警機，第一批四架E-2T預警機於一九九五年抵台服役；第二批兩架E-2K預警機於二〇〇五年抵台服役，無論是首批或第二批，經性能提升後全數為E-2K預警機，服役時間均超過廿五年，機隊確實已達升級、需要採購的階段。 根據媒體報導，二〇二五年我空軍已向美方提出採購六架E-2D預警機的需求，該款預警機是E-2系列中最新款，配備AN／APY-9有效偵蒐範圍達五五〇公里，飛行航程超過二千五百公里，並且具備偵測匿蹤戰機的能力。 然而，美方目前以「不符合不對稱作戰」需求予以婉拒，軍方雖持續努力爭取，但目前美方反而傾向以美商L3 Harris公司提供灣流G550民航機為基礎所開發出EA-37B呼叫羅盤（Compass Call）新型電戰機作為替代方案。該款電戰機具備速度快、航程遠的優點，同時配備兩具勞斯萊斯公司生產的BR710 C4-11渦輪噴射發動機，最遠航程超過一萬公里，和E-2系列預警機的差異在於，EA-37B機體兩側安裝陣列天線，在飛行途中較E-2系列預警機更為平順，並能配合戰機擔負「防空制壓任務」。 雖然EA-37B的機身側邊雷達無法直接偵測到匿蹤戰機的訊號，但仍能透過雷達偵測到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因此嚴格而言，對於中共新一代殲20／殲35匿蹤戰機，EA-37B仍舊能偵測到電磁訊號，將相關資訊傳遞給我方戰機。 持平來說，EA-37B因配備渦輪噴射發動機，在維修、飛行時所具備的能力優於E-2系列預警機，但對於空軍而言屬於全新的機種，軍方未來若順利引進，仍需在後勤、保養上重新建立一條屬於EA-37B的後勤線，對於操作近卅年E-2K預警機的空軍來說，將會是一項挑戰。 無論美方最終選擇售予何種預警機給予我國，台灣將持續提出採購相關裝備的需求，縱然E-2D預警機為我國空軍熟悉的機種，但若未來採購到的機種為EA-37B預警機，於空中預警、指揮鏈路的傳遞與偵測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上，仍能發揮關鍵角色，成為我國空防不可或缺的要角，繼續偕同戰機、地面雷達和防空部隊鞏固我國的空優。 文章來源：自由評論網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743603 作者：宋磊（作者是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壇取得壓倒性勝利，這不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象徵日本政治風向的轉折。她長期主張強化國防、自主科技、經濟安全保障，以及對中國採取更審慎甚至強硬的立場。若這樣的政治路線獲得日本選民高度支持，意味著東亞地緣政治已進入一個更明確的價值對抗與安全競逐階段。 首先，可見的是「價值同盟」的深化可能。高市早苗屬於自民黨內保守派核心人物，強調民主國家間的戰略合作。在美日同盟穩固的架構下，若日本更積極投入印太安全布局，台日之間在安全對話、經濟安全合作及科技供應鏈整合上，勢必會更加緊密。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台積電赴日設廠已不僅是投資案，而是區域戰略分工的一環。這對台灣既是機會，也是壓力——如何在合作中維持技術主體性與戰略自主，將是關鍵課題。 其次，高市早苗強調「經濟安全保障」，這反映出全球化已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過去講求最低成本與最大市場，如今更重視供應鏈韌性與戰略可控性。日本若進一步強化關鍵產業本土化與技術保護政策，台灣同樣需要思考：在全球供應鏈重組過程中，我們是被動配合，還是主動布局？這將考驗台灣產業政策的前瞻性與政府的戰略整合能力。 再者，高市早苗若以保守而鮮明的立場勝出，也說明當前選民對於「清晰路線」的需求高於模糊妥協。這對台灣政治文化亦是一種提醒。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環境下，國家定位與安全戰略無法長期維持曖昧。清楚的國家戰略敘事，比短期選舉算計更為重要。 然而，也必須保持理性。日本對台友好並不等於無條件支持。日本的所有政策最終仍以國家利益為核心。若區域緊張升高，日本強化軍備與戰略布局，台灣既可能獲得更多合作空間，也可能承受更高的地緣壓力。因此，與其單純期待外部力量的支持，不如強化自身國防能力、產業實力與社會韌性。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大勝，象徵東亞政治正在進入「價值政治明確化」與「經濟安全優先化」的新階段。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啟示不在於誰勝選，而在於我們是否已準備好面對一個更競爭、更戰略化的區域秩序。機會永遠存在，但只有具備清晰定位與實力基礎的國家，才能在變局中站穩腳步。 作者：立雪

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彭麗媛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 圖片來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