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劇《太平年》以五代十國末期吳越國「納土歸宋」為敘事核心，試圖把一段政治整併史改寫成「和平統一」的典範，並用華麗古裝與宏大敘事，把軍事威懾、權力收編與中央集權的代價，包裝為「民心所向」「歷史必然」與「太平盛世」。劇中反覆鋪陳「天下苦亂久矣」的情緒，把北宋的壓力轉譯成王者之師的救贖，進而剝奪地方政權的主體性，將吳越王錢弘俶塑造成道德楷模：為蒼生福祉主動「認祖歸宗」，以退為進、捨家為國。這套敘事的政治訊號極清楚：歸附中原不是投降，而是保留地方文化、換取永久和平的最優解。當古裝外殼被灌入現代政治語境，觀眾接收到的就不只是歷史劇，而是以古喻今的「大一統」宣傳模板。 問題在於，這個「太平」在史實裡從來不溫柔。史書呈現的是更殘酷、更現實的權力邏輯：錢弘俶歸宋後名義受封，實質卻形同被控制；其結局在權力更迭下充滿疑點，甚至被視為必須被消除的不穩定因素。更沉重的代價則落在南方百姓身上：吳越近百年累積的財富在統一後被迅速抽調，成為北方政治中心的財政燃料，支撐中央集權與邊防支出；「保境安民」的承諾在稅賦重壓與行政接管下轉成地方主體性的消融。也就是說，所謂盛世往往是中心政權的凱歌，卻可能是地方經濟精華區的哀鳴。當戲劇用情緒與符號把「雙贏」寫成結論，史實卻提醒觀眾：在絕對權力面前，地方自治與和平承諾常是可隨時背棄的工具性語言。 《太平年》引爆爭議的關鍵，反而在於它過度直白地投射政治意圖，導致敘事產生反噬。當兩岸觀眾開始把「納土歸宋」與當代「和平統一」對照，討論焦點自然會從劇方想傳遞的統一正當性，轉向更敏感的議題：統一的代價、地方被收編的後果、以及權力集中後承諾如何失效。更尷尬的是，劇中對戰爭殘酷與統一代價的渲染，可能在政治上形成「無意洩漏」：它一面要宣傳太平，一面又不得不呈現威懾與血淚，使觀眾更容易沿著史實去追問錢氏結局、南方賦稅與資源轉移，讓原本想做成統戰教材的作品，反倒成為反思集權代價的引信。在資訊透明的環境下，觀眾對宏大敘事的免疫力上升，當討論方向失控，停播或冷處理便成為最便宜也最常見的風險止血方式；「檔期衝突」這類技術性理由，往往只是政治內容風險管理的遮羞布。 《太平年》的熱議與停播，表面是影視排播事件，實質是一次對「和統敘事」的壓力測試：當宣傳試圖用千年前的「納土歸宋」神話，替今日的統一話語提供道德與歷史外衣，史實裡難以美化的犧牲就會回頭拆穿包裝。所謂太平若是被強加的秩序，或成為用武的藉口，那麼被抽離的地方主體性、被轉移的資源、以及被抹平的代價，終究會在更廣泛的公共討論裡浮現，讓「太平」兩字成為反諷而非結論。 作者：風林火山 被法律耽誤的歷史研究者，他愛好古今中外歷史、心懷鄉土，以熱忱的心、理性頭腦為台灣發聲

近期台美雙方正式達成關稅談判協議，從簽約儀式的細節觀察，雙方關係已出現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國對此類進展慣常的強烈叫囂在本次事件中相對沈默，其中的外交角力與層級提升值得深入剖析。 一、 從國內法規範到協議簽署：斷交後的法律困境 台美斷交四十多年來，雙方缺乏正式官方接觸。為了維持互動，美方成立「美國在台協會（AIT）」作為國務院的白手套，而台灣駐美外館則定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多年來，兩國在外交、軍事與經濟事務上，美方始終避免簽署正式雙邊合約，而是採取「國內法」形式規範。例如，外交事務依循《台灣關係法》，軍事合作則透過《國防授權法》；至於經貿事務，過去多是在達成共識後，由雙方各自立法執行，而非共同簽約。 二、 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初步的行政突破 在蔡英文政府任內達成的「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雖是台美斷交後簽署的第一份協議，但其性質仍屬於「行政協議」。當時是透過 AIT 與台北駐美代表處簽署，現場未見高階官員出席，因此在形式上尚不具備明確的「國對國」法律效力。 三、 台美對等貿易協議：具備「國對國」實質意義的四項突破 上週正式簽署的「台美對等貿易協議」，雖然名義上仍由 AIT 與駐美代表處簽約，但在外交實務上已展現出強烈的「國對國」主權意涵： 行使國家主權： 協議核心涉及「關稅界定」，而關稅的課徵屬國家主權行使。美方簽署此協議，等同在經貿領域公開承認台灣的國家主權。 高階官員親自出席： 簽約現場包括美方商務部長、貿易談判代表，以及台方行政院副院長、政務委員。此等層級的官員現身，正式宣示了合約的官方性質。 打破外交禁忌： 這是斷交以來最高層級的官方接觸，不僅打破過去的限制，更為未來台美高層常態化交流鋪平道路。 官方管道公開發布： 儀式結束後，美方罕見由官方機構「貿易談判代表署（USTR）」直接發布照片與新聞稿，而非僅透過 AIT 處理，外交層級顯著提升。 四、 分析與展望：化整為零的「自由貿易之實」 從上述突破可以分析台美關係的進化路徑： 蔡政府階段： 完成「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屬於未觸及主權關稅的行政協議。 […]

隨著 2026 農曆新年的腳步漸近，台灣社會在喜慶的爆竹聲中，卻隱約透著一絲不安與躁動。2026 年歲次「丙午」，在民間俗稱「火馬年」。在傳統命理與讖緯學說中，這是一個令人敬畏的符號，與隨後的丁未年合稱為「赤馬紅羊劫」。 根據南宋柴望《丙丁龜鑒》的歷史記載，丙午與丁未年常伴隨國運轉折或嚴重的社會動盪，例如北宋著名的「靖康之恥」或近代的「文化大革命」，皆在此週期附近留下了歷史創傷。這種五行中「火上加火」的配置，彷彿預示著某種不可抗拒的能量釋放。這份來自古老歲時的警示，在當前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中，竟產生了詭譎的共振。 繁榮下的脆弱：經濟紅利與戰爭恐懼的夾縫 當然，命理學說僅供參考，但這股玄虛之風已從網路討論吹向現實生活。大眾在面對當前詭譎的國際地緣政治、AI 經濟過熱、以及立法院朝野對抗等變數時，感受到了深沉的焦慮。這種不安反映在國外置產趨勢增加、移居海外人數上升，以及對戰爭的潛在恐懼。 當前的台灣社會正處於一種極度矛盾的心理夾縫：一方面，全球半導體產業重心帶來了龐大的經濟紅利，推升股市在封關前夕屢創新高，呈現高歌猛進的繁榮；另一方面，卻是對區域衝突、供應鏈斷裂以及大國博弈不確定性的恐懼。這種焦慮的本質在於「繁榮的脆弱性」。 民俗學上的「赤馬」象徵極致能量與奔騰動能，但在五行屬性中，過旺之火往往代表穩定性的崩解。人們在數位紅字的跳動中，看到的不是長治久安，而是一種隨時可能因突發衝突而煙滅的「泡沫感」。股市點數越高，與現實局勢的撕裂感就越重，這種「高處不勝寒」的直覺，正是集體焦慮在資本市場表象下的暗流湧動。 尋找秩序：當代民眾對「重複性災難」的心理防禦 從集體心理分析，當下的社會不安源於人類對「重複性災難」的恐懼。歷史的節律與命理象徵，本質上是人類試圖在混亂現實中尋找秩序的工具。當代民眾對「火馬年」的畏懼，其實是對當前國際秩序瓦解、舊有安全框架失效的一種借代式表達。 我們正處於一個資訊高度透明卻也破碎的時代，網路流傳的讖緯之說與軍事專家的動員分析交織，模糊了迷信與專業預測的界線。人心惶惶並非因為宿命論，而是因為個體在宏大敘事的變革面前，深切體會到自身的無力感。這種不確定性在 2025 至 2026 之交達到臨界點，全民在期待新年喜慶的同時，更在觀察這匹奔騰的赤馬將衝向何方。 轉禍為機：將預警轉化為社會韌性 然而，真正嚴謹的論述應看清，讖緯與命理在歷史長河中更多扮演的是「預警系統」而非「判決書」。《易經》云：「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如果能將火馬年的集體焦慮，從盲目恐慌轉化為社會韌性的建構，那麼所謂的「劫」也能成為轉型之「機」。台灣在面對國內外變局時，股市的新高應被視為防禦的底氣，而非懈怠的溫床。 值得慶幸的是，台灣新春迎來了近二十年來最好的經濟成長成績，我國在 AI 產值上已傲視東亞。但我們仍須居高思危，面對如美國政局變數、中國政經變化以及國內貧富差距可能造就的新政治狂潮。即使沒有發生熱戰，若社會信任基礎瓦解，其動盪造成的傷害將比肉體摧殘更殘忍。 結語：變革的肇始 筆者認為，丙午火馬之年與其說是「亂」，不如說是「變」的肇始。這是一個轉折訊號，正如同當前國際秩序中新興強權試圖在亞太實踐霸權，導致日本政局洗盤，誕生了帶領變革的「東方鐵娘子」。台灣如何在追逐經濟指數高潮之餘，與政壇領袖共繪國家發展藍圖，恐怕是當前最迫切、也最需有志之士深思的課題。 作者 / 劍藏鋒

在當今全球高度互聯的時代，中國對於外國社群平台與搜尋引擎的屏蔽政策，構建出一個獨特的「數位生態內循環」。這道無形的牆不僅是技術上的過濾，更是數位主權、國家安全與產業戰略等多重考量下的產物。深入分析這項政策，我們必須從防禦性的保障與封閉性的代價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維度出發。 從正向的戰略角度觀察，中國最核心的訴求在於確保「數位主權」。在大數據與演算法主導國力的年代，資訊安全被提升至國家生存的高度。透過限制外國科技巨頭進入，中國政府能有效掌握國內數據的流向，防止敏感的社會動態、地理位置與國民偏好數據流入境外。這種做法在客觀上確實降低了外國情資滲透與網路攻擊的直接風險，並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內部輿論環境。 與此同時，這項政策也意外成為中國科技產業的「保護主義溫床」。在缺乏 Google、Facebook 等全球巨頭競爭的真空環境下，中國本土的網際網路企業獲得了極大的成長空間。百度、騰訊、阿里巴巴與字節跳動等企業，得以在幾乎封閉的市場中深耕，發展出涵蓋行動支付、電子商務與短影音的超級 App 生態系。這種進口替代戰略，讓中國在短短二十年間，從網路技術的追隨者轉變為能與美國抗衡的數位經濟大國，甚至在某些應用層次上實現了領先，這也是禁令背後最實質的經濟紅利。然而，轉向反面的思考，這種封鎖也帶來了深遠且隱蔽的副作用。首先是對於「創新天花板」的限制，科學研究與技術突破高度依賴於全球資訊的即時交流。當國內研究人員需要花費額外的成本尋找獲取國外學術資源與開源代碼的管道時，研究效率便受到實質打擊。長期處於資訊過濾後的環境，容易形成知識的「回音壁效應」，缺乏多元視角的激盪，可能導致集體思維的僵化，這對於需要原始創新的尖端領域而言，無疑是一道隱形的枷鎖。此外，資訊封閉對中國企業的「出海」也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由於國內與國際網路規則的巨大脫節，中國企業在邁向全球市場時，常面臨國際社會對其數據隱私與資訊公正性的強烈質疑。這種信任危機在近年的 TikTok 禁令爭議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當一個國家的數位生態系與全球主流標準越走越遠，其文化軟實力的輸出效率也會隨之遞減，難以與全球公民建立真正的共感與對話。 總結來說，中國禁用外國網路平台的決策是一場高風險的平衡博弈。它確實成功築起了安全護城河，並催生了強大的本土產業，但也同時在創新靈活性與國際互信上付出了沉重代價。在人工智慧運算與數據治理成為未來十年核心競爭力的趨勢下，如何在國家安全與全球協作間尋找新出口，將是這道數位長城面臨的最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