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日前發生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件。居家照服員為九旬獨居長者送餐時，因無人應門，僅將餐點託鄰居轉交，未進一步通報。直到當晚鄰居發現餐點原封未動，通知里長與警方入屋查看，才發現長者倒臥屋內，送醫仍回天乏術。相較之下，台南元宵夜發生規模五地震，一名八旬獨居老翁在儲藏室跌倒，被傾倒的鋁梯壓住無法脫身，幸好里長隔日察覺異狀並報警處理，才得以及時救出。兩起事件一悲一喜，卻都揭示同一個問題，也就是當越來越多長者獨居生活時，社會是否已建立足夠的安全防線。 台灣人口結構正在迅速改變。去年底，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已突破總人口兩成，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伴隨而來的情況是，獨居長者意外事件逐漸增加。以台北市為例，去年孤獨死案例已超過七十例，甚至有市議員指出，約四成二的孤獨死個案是在死亡三天後才被發現。這些數字提醒我們，高齡社會的挑戰不只是醫療與長照，更包括如何避免獨居長者在意外發生後長時間無人察覺。 面對這個問題，解方未必需要昂貴或複雜的制度。許多真正可行的做法，其實是補強既有制度，讓社會安全網更早發現異常。 首先，應建立明確的「未應門回報機制」。目前送餐服務、居家服務與關懷訪視已接觸到大量獨居長者，但制度上往往沒有明確規範。一旦長者未應門，服務人員是否必須通報與追蹤，仍缺乏一致作法。未來可透過長照服務契約建立基本流程，例如未應門時先電話確認，仍無回應則通報社工或里長，必要時再由警消協助。這樣的制度幾乎不需額外成本，卻可能為許多意外爭取關鍵時間。 其次，可以善用台灣既有的里鄰網絡。里長制度在國際上並不常見，但在台灣社區中，里長與鄰長往往對居民狀況相當熟悉。若地方政府能建立獨居長者關懷名冊，由里鄰系統協助定期關心，一旦發現長者多日未出門、信箱堆積或生活作息突然改變，即可通報社福單位。類似的社區守望關懷機制在日本已推行多年，而台灣其實更具備推動條件。 此外，政府也可針對獨居長者提供低成本的居家安全設備補助，例如緊急呼叫鈴、跌倒偵測裝置、浴室扶手與防滑設施。許多高齡意外其實源自跌倒或受困，只要簡單設備，就可能避免憾事發生。 高齡社會並不必然意味著更多悲劇。當長者在家中跌倒、受困或失去意識時，時間往往是生死之間最重要的因素。只要能讓異常更早被發現，許多意外其實可以避免。從新北的憾事到台南的及時救援，其實都在提醒我們，高齡社會需要的不只是照顧，更是一張能及時發現危險的社會安全網。在台灣快速邁入超高齡社會之際，若能把長照服務、里鄰網絡與社區日常接觸點串聯起來，許多悲劇或許就不必再發生。 作者：魏世昌

台灣隊本屆WBC在東京巨蛋打出戲劇性走勢：首戰以0比3輸澳洲、次戰遭日本13比0提前扣倒，一度瀕臨淘汰；之後先以14比0「7局扣倒」捷克止血，再以延長賽5比4力克南韓，把戰績拉回2勝2敗。 但最終仍無緣前八強，原因不是單一場輸贏，而是「短賽制的總體失分」把台灣推入最殘酷的加賽規則：台灣、南韓、澳洲同為2勝2敗，彼此對戰又互咬，最後以「每防守出局數失分」的方式比較，南韓勝出晉級，台灣出局。 回到出局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前兩戰失分結構過於集中。對澳洲雖只失3分，但打線被三位左投壓制，全場僅3安打且遭完封；對日本則在前段被迅速拉開差距，形成13比0的扣倒失利。 短期賽制最怕「一場大比分」，因為它會把後面必須追的分差與失分率門檻一次抬高；即使後段連勝，也可能因加賽計算而失去主動權，台灣正是典型案例。 第二是攻擊輸出不夠穩定，尤其在面對不同型態投手時，容易出現「一場爆發、一場沉默」。捷克戰的14分與速度壓迫（盜壘戰術、連續上壘）展現台灣的天花板，但前兩戰的低效率也暴露「上壘與長打不能同時到位」的問題；在需要「至少贏、甚至要贏得漂亮」的情境下，這種波動會直接影響晉級機率。 第三是賽程與分組強度：同組有日本、南韓、澳洲，使得每一場都接近淘汰賽，容錯率極低。當你先吞兩敗，後面等於場場都要用「必勝＋控失分」來計算，任何一局崩盤都會把整個小組的數學題改寫。 球迷的期待其實很具體，不是空泛的「下次加油」。第一，要把「對左投的攻擊策略」制度化，避免再次被連續左投封鎖。第二，投手調度要更偏向「止血優先」：短賽制不怕小輸，最怕被扣倒與失分爆量。第三，強化進攻的可複製性，把捷克戰的速度與壓迫，轉成對強隊也能維持的上壘模式。最後，是把東京巨蛋的高密度應援能量轉化為穩定輸出，而不是只在順風局放大優勢。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Claude 進入布萊切利園 1939年，緊鄰牛津、劍橋與火車站之間大學線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正式開始了破解德國恩尼格密碼機在內各項外國資訊的計畫。一開始，英國軍情處下轄的密碼學院私下招募的是「大學教授等級的男性」，包括圖靈在內，一些頂尖科學家進入團隊。但漸漸的，隨著工作與編制擴張，加以青年男性紛紛入伍，布萊切利園八千多名日以繼夜輪班拆解敵軍資訊的員工，有七成五是女性。 這些被後世稱為「布萊切利女孩」的年輕女性來自中產階級，擁有數學、物理、工程學位，有些則有特殊歐陸語言專長。她們是布萊切利園真正的中流砥柱，在1943年至1945年操作巨像電腦（Colossus Computer），後者是人類第一台電子數位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 密碼學院遷入布萊切利園並開始招募人才，早於英國政府真正向德國宣戰數個月。他們獲得了華沙密碼局的啟發，把德國恩尼格密碼機當成「需要」且「可以」被解密的對象。沒多久，波蘭陷落，英國正式進入戰爭。 美國 Anthropic公司旗下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在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的就是布萊切利園的角色。 透過與情報分析商 Palantir的合作，Claude 協助判讀衛星訊號、無人機數據和加密通訊。它本身並非真正在「戰鬥」，而是在「消除戰場迷霧」，把混亂的原始數據轉譯成指揮官能理解的「敵軍意圖預測」。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的這幾次精準打擊，都與 Claude 有關。 被迫離開布萊切利園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2026年二月，原本是 Anthropic 合作夥伴的 Palantir，向美國國防部警告，Anthropic 的員工「居然試圖詢問 Claude是如何被用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一個供應商居然想問倫理問題，直接被視為不可接受的挑釁。影響所及，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立刻在 2 月 24 日召見 Anthropic執行長 Dario […]

談到台灣的有機通路，「里仁」常被視為最具辨識度的品牌之一。里仁官方與第三方資料多指出，里仁成立於1998年，定位為推動友善耕作、有機與永續消費的通路型社會企業。 里仁的敘事核心不只在「賣商品」，而是用通路把農友、加工廠與消費者串在同一條供應鏈上，透過穩定的產銷後援鼓勵農友轉作。 里仁背後的組織脈絡，與「福智團體」緊密相連。福智相關介紹與里仁自身內容都提到，1997年先成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隔年成立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產銷後盾。 里仁並在公開聲明中表示，其出資結構已於2006年將公司股份捐贈給兩個台灣非營利組織：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與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並強調為100%台資、無中資股份。 這使里仁在制度上呈現「企業通路＋基金會公益」的混合型態：一端是市場通路運作，另一端是教育、環境與公益倡議的基金會系統。 「背後組織及學校」則指向福智的教育體系。福智學校財團法人自述其教育園區藍圖涵蓋從中小學到更高階教育，並建立完整的學校教育與終身學習體系。 教育園區與校務資訊也顯示其在雲林古坑等地推動校園與環境教育結合，並連結有機農業與生態保育作為教育場域。 在高等教育端，福智佛教學院也以佛法與心靈教育為核心，並有教育部校務資料可查。 那麼，這套「里仁—基金會—學校」如何連到台灣藏傳佛教？關鍵在福智的宗教與思想根源。福智團體創辦人日常老和尚的介紹頁面顯示其長期弘傳《菩提道次第廣論》與戒律相關典籍，並以僧俗二眾推動文教、德育與社會倡議。 《菩提道次第廣論》在當代台灣宗教場域中，常被視為與藏傳佛教格魯派（Gelug）「道次第」傳承相近的教學核心之一；而從學術研究角度看，台灣的藏傳佛教在1980年代後隨藏籍喇嘛來台弘法而快速擴張，形成多派別中心與信眾網絡。 因此可以把里仁視為一種「以宗教倫理為底層動機、以社會企業作為外顯形式」的案例：把慈悲、護生、環境倫理轉譯為有機農業、蔬食推廣與教育體系的長期工程。 整體來看，里仁之所以在台灣市場上具有特殊性，不只是通路規模，而是它背後有一套可長期維持的組織與教育基礎：基金會提供公益與價值敘事、學校體系提供人才與理念延續，宗教團體提供倫理與行動框架。這也反映台灣藏傳佛教（更廣義的密教／藏系弘法）在地化的一種路徑：不只停留在寺院儀軌與弘法，而是延伸到教育、農業、飲食、環保與社會企業。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