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假設性的政治情境中，2026 年元旦，習近平透過央視《新聞聯播》發表新年賀詞，並特別回顧 2025 年「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的系列活動，同時強調新設立的「台灣光復紀念日」的重要性。最引人關注的是，他在賀詞中罕見地以新敘事方式談及台灣的二戰後歷史，並在語境中做出前所未見的表述，無疑將震動整個國際政治格局。 首先，在賀詞中回溯 2025 年的大型紀念活動，意在強化當代中國政治敘事中「抗戰勝利」的象徵意義。過去多年，中國政府以此歷史作為民族主義的重要支點，而在 80 周年之際重新塑造相關敘事，帶有重寫歷史與調整政治論述的雙重含義。「台灣光復紀念日」的設置則象徵官方試圖將台灣置於更明確的歷史框架之中，使其在政治語境內重新被定義。 然而，在這個假設情境中，賀詞最具突破性的部分，是習近平談及台灣時採取與先前立場截然不同的表述。他以強調「二戰後國際秩序」與「人民自由選擇」為前提，指向台灣自戰後即走向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道路，並暗示台灣並非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治理或主權涵蓋的部分。這樣的論述若真實出現，意味著中國最高領導層正式對長期堅持的「一個中國」敘事做根本調整。 這樣的轉變，從政治角度分析，可能源於若干假設性的內外壓力：其一，國際政治格局的重新配置，使北京必須在外交上採取務實策略；其二，中國內部面臨的經濟、社會轉型壓力，迫使當局在兩岸問題上釋出不同於過去的訊號；其三，兩岸人民對政治現狀的認知差異已過於深刻，讓北京不得不重新審視其長期政策。 若此言論付諸實際，它不僅將徹底打破多年來中國政府的對台論述框架，更會在台灣社會引發強烈討論。一方面，部分民眾可能視此為歷史性的承認，意味兩岸關係可望走向更和平、互不隸屬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能引發對北京真正意圖的質疑，擔心此舉是策略性權宜，而非真心轉向。 在國際層面，這樣的賀詞將對美國、日本、歐盟等關鍵國家造成深遠影響。它可能降低區域軍事衝突的風險，為亞洲創造新的外交空間；同時也可能促使多國重新評估與中國的戰略互動框架。 總結來說，在這個假設性的情境中，習近平的新年賀詞將成為改寫兩岸敘事與國際政治版圖的關鍵轉折點。它所揭示的，不只是政治表態，更是對未來可能道路的重新想像。 作者：那麼

川普「要」格陵蘭島，並且任命路易斯安納州長為「格陵蘭特使」，不要以為川普大爺說著玩，經驗告訴我們最好信以為真。 當然，美國要公然武力進侵不太可能，美國歷史倒是有個案例可供追循。1867年美國總統安德魯·詹森用720萬美元向俄羅斯帝國買下「阿拉斯加」，每英畝大約美金兩分。當時美國媒體笑謔的說「總統閣下買了個超大的冰庫」！ 阿拉斯加面積大約172萬平方公里，格陵蘭島比它大，約216萬平方公里，大約66個台灣大。以阿拉斯加的720萬的買價，川普總統只要賣出不到8張川普百萬金卡，從從容容的就大事底定！ 雖然美國歐洲盟邦都反對美國公然侵佔丹麥（也是歐盟一員）的領屬。但是歐盟除了丹麥外，都同意格陵蘭的未來要由它五萬七千居民決定。 川普大爺一定心中暗喜「這就對了！我就以五張百萬金卡的五百萬元，向每一位格陵蘭居民買下他的產權」：五百萬美元一人，老少婦孺均同，投票贊成加入美國聯邦。 美國人民也跟著樂壞了，美國多了個比阿拉斯加大的屬地、戰略要地，不必花費分文，價款都由賣的嚇嚇叫的「川普百萬金卡」支付。 看來要使「美國再度偉大」，首先要懂得先選位精明的商人當總統 ！ 作者： 李隱

      台股於2026年1月5日正式站上三萬點大關，在數字象徵意義上，這無疑是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資本市場里程碑。對外，它被解讀為台灣經濟體質穩健、產業競爭力強勁的明證；對內，卻也逐漸浮現一個不樂觀的現實，指數創高，卻未必等同於多數人的生活改善。若細究資金流向與產業結構，這場看似「全民皆歡」的經濟派對，實際上更像是一場高度集中的菁英宴席。       台股能突破三萬點，首要原因仍在於台灣高度集中的產業結構優勢。以台積電為核心的半導體供應鏈，恰好站在全球AI、先進運算與地緣政治重組的交會點。AI算力需求爆發，使先進製程長期滿載，台積電不僅享有定價權，更被視為全球科技產業的「不可替代節點」。在此架構下，資金自然高度集中於「台積點」與AI族群，形成指數推升效果極為顯著，但對非核心產業的外溢效應卻相對有限。櫃買指數長期弱勢，正是此一結構性失衡的直觀反映。      然而，這樣的成功模式同時也是台灣經濟的困境所在。產業過度集中，使資本市場的榮景高度仰賴單一或少數產業循環，一旦全球科技需求修正、地緣政治升溫或技術路線出現替代，指數的「高度」就可能迅速轉化為「脆弱度」。更關鍵的是，當資本報酬率遠高於勞動報酬率時，經濟成長的果實便自然向資產持有者傾斜。        近年來，愈來愈多分析指出，台灣不少受薪階級的「實質可支配收入成長」，並非來自薪資結構改善，而是仰賴股票、ETF與各類金融資產的投資收益。這種現象在表面上降低了對低薪問題的不滿，實際上卻正在重塑台灣的經濟結構。當股市成為補貼薪資不足的「第二收入來源」，社會便默許企業薪資成長停滯、政府改革勞動分配的壓力下降，而個人則被迫承擔更多市場波動風險。       其結構性風險在於，股市收入本質上並非穩定所得，而是高度循環且具財富效果偏誤的來源。資產價格上漲時，消費與信心同步擴張；一旦市場反轉，受薪階級不僅面臨資產縮水，還可能同步承受本業薪資不足的雙重打擊，形成內需急凍與社會焦慮的放大器。更進一步看，資產參與程度本就存在世代與階級差異，當股市成為「準基本盤收入」，實際上將加劇財富不均，而非真正改善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        在政策層面，台灣並非毫無參考路徑。部分高科技國家早已意識到，不能讓資本市場成為彌補薪資結構缺陷的替代方案，而應回到制度面處理分配問題。包括透過稅制調整平衡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的負擔、強化企業投資誘因以帶動非核心產業升級、以及以社會保險與退休制度降低個人對短期市場波動的依賴，都是可被討論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讓資本市場的成功回饋到更廣泛的產業與勞動結構，而非僅停留在指數層次的自我慶賀。       總之，台股三萬點並非問題本身，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誤將「指數高度」等同於「經濟健康」。當一個社會需要仰賴股市上漲，來支撐受薪階級對未來的信心時，這代表結構性改革尚未完成。煙火終會散去，真正決定台灣經濟韌性者能是連貫的政策即人才投入，莫忘許多人常將半導體榮景歸因於孫運璿的決策，按此邏輯若無政策持續注入則將難就新高峰，眼下朝野憲政危機帶來不穩定未來，台股繁華是否僅停留在紙面而非基本面，但看選民如何抉擇，透過政策均衡產業發展失衡狀態。 作者 / 風林火山

In recent years, U.S. engagement in Venezuela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Western Hemisphere geopolitics. Washington’s involvement—ranging from sanctions against the Maduro regime to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f opposition forces—refle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