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立法院新會期的更迭，擔任民進黨團總召長達二十餘載的柯建銘正式卸下教鞭。這場被視為「一個時代終結」的交棒，不僅是民進黨內部權力的世代交替，更是對台灣三十年來代議政治演進的一次重要回望。柯建銘的政治生涯與台灣民主化的進程高度重疊，他那備受爭議卻又無可取代的身影，恰好反映台灣國會運作在理想與現實間的拉鋸。        提及柯建銘，社會輿論往往將其與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並稱為「喬王」。該稱號帶有濃厚的雙面性；在反對者眼中，這象徵著「密室協商」與「黑箱政治」，認為法案與預算的交換總是在杯觥交錯或閉門談判中完成，損害了民主政治應有的透明度；反觀這位著名反對者，則以咆嘯象徵正大光明、搖擺於多方之間，難謂成就一門政治學問。然而，若從國會運作的實務層面觀察，這種「喬」的藝術，卻是多元意見僵持不下的潤滑劑。特別是在民進黨當年處於國會少數的低潮時期，柯建銘憑藉著對議事規則的精熟以及對各方利益的精準拿捏，在政治叢林中為綠營保有了關鍵的影響力。他多次透過斡旋與協商，將藍綠激進的對立轉化為法案落實的推力，這種維持國會穩定運作的特質，也讓人稱讚其為立法院的「定海神針」。        更甚者，柯建銘與王金平的合作，是台灣國會史上極為特殊的一頁。雖然兩人黨籍不同、社會褒貶不一，卻在守護「國會自主」與「代議精神」上展現出驚人的默契。最令世人稱道者，莫過於馬英九政府時期的「九月政爭」。當時行政權企圖透過司法手段與政黨紀律介入立法權，馬、王、柯三方的角力牽動憲政架構的根基，彼時府院黨處於劍拔弩張狀態，王金平在第一線捍衛議長中立與立委職權，而柯建銘則在後方整合在野力量予以支撐。兩人的合作無間，不僅化解了行政權凌駕立法權的危機，更防止政黨內部「家法」對憲法職權的侵蝕。這段「特殊合作」史證明，雖然協商政治常被詬病，但在政黨對立極端化的台灣，這種超越黨派的默契往往是防止憲政崩潰的最後一道防線。        分析其功過，不能脫離台灣議政發展的歷史脈絡。柯建銘所代表的朝野協商體制，雖然在透明度上有所欠缺，卻極大地提升法案通過的效率，避免台灣陷入如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常見國會癱瘓僵局。他以務實主義取代了教條式的對抗，讓立法院在喧嘩的肢體衝突背後，仍能產出實質的立法成果。他對國會議事細則的鑽研，讓他在法律攻防中游刃有餘，這種專業性是現代代議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柯建銘的轉身，象徵著台灣國會正邁入一個追求更高透明度、更強調即時民意連結的新時代。然而，當我們在追求陽光法案與議事公開的同時，亦不應忘記柯建銘與王金平那個時代留下的政治智慧，意即民主不只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算術，更是多數尊重少數的協商過程。柯建銘在漫長的總召生涯中，以其毀譽參半的協商手腕，實質上建構了一種具有台灣特色的民主韌性。他雖退居二線，但他與王金平共同守護過的國會自主精神，以及那種在分歧中尋求共識的政治工藝，將為當前精神上逐漸分崩離析的國會氛圍，上演一場示範課程，即使身處不同勢力但皆為議案服務，而非近在咫尺的利益；更非來自境外的側目。 作者 /風林火山

隨著中美兩強競爭態勢越趨強烈，兩軍在第一島鏈上的對峙、頻率快速升高（東海、南海），去年中共《央視》曝光解放軍海軍殲16戰機驅離美海軍F-35戰機的畫面，過程中殲16採取倒飛「座艙對座艙」的模式進行攔截。消息一出，殲16與F-35若發生空戰？最終的勝利者誰成為各方分析的重點。 然而，欲分析兩款戰機在空戰的表現，必須先從「戰機性能」與「作戰環境」分析。 首先，中共海軍的殲16戰機為一款重型戰機，在載彈量、雷達性能、武器配備確實不容小覷，在解放軍「體系化作戰」下，若和空警500預警機配合，確實能在空中形成作戰優勢（殲35匿蹤戰機因服役數量少，暫時不列入參考）；但缺點在於，殲16屬於傳統四代半戰機，縱然能和其他機種進行配合，但受限於機體構型的限制仍舊無法在空戰環境中獲得絕對優勢。相對的，美軍F-35與F-18E/F戰機的配合，前者能發揮匿蹤優勢，後者能與空中預警機進行配合，獲得即時的戰場資訊以發動攻擊。 第二，在美國海軍的空戰構想中，F-35為匿蹤構型戰機，對於敵方雷達偵測有匿蹤的效果，無論是執行視距外空戰、聯合打擊，F-35將聯合F-18E/F超級大黃蜂戰機、E-2D空中預警機進行聯合打擊任務；F-35透過自身匿蹤優勢，在執行「視距外」空戰享有優勢，能透過機上的視距外飛彈，配合空中預警機取得目標，和F-18E/F戰機進行空戰任務時，因本身的載彈量優於F-35，故能攜帶相當數量的空對空飛彈，和F-35發揮聯合空戰的優勢。 第三，在空中電子戰的作戰構想上，美海軍能以F-35、F-18E/E、E-2D等機種組合，對上殲16、空警500，即使中共海軍派出殲16D電戰機，仍會遇上美海軍EA-18G電戰機的電磁干擾，從過往的作戰紀錄來論，美軍在電子戰、制電磁權的性能仍優於多數國家，縱然中共解放軍在電戰機的技術持續更新，但美軍在相關技術的發展/應用，其性能仍舊獲得各界認可。 美軍F-35偶發性的遇上中共殲16戰機，雖然最後遭到驅趕的命運，但若此斷言F-35戰機遜於殲16戰機的性能仍有失偏頗。在真實的作戰構想、環節，美海軍將以F-35匿蹤戰機、F-18E/F戰機、EA-18G電戰機與E-2D預警機進行編隊合作，已能應付潛在的海上（空中）威脅，而中共海軍在殲16戰機、殲16D電戰機、殲35匿蹤戰機與空警600預警機，因尚未部署到位，相關的作戰經驗居於劣勢，美軍F-35依舊能在「聯合作戰」上發揮的空戰優勢。 作者：宋磊

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棋盤上，台灣與以色列分別位於亞太與中東的關鍵樞紐。儘管兩國在地理距離、宗教文化與建國背景上截然不同，但在國際生存環境與發展軌跡上，卻展現出高度的相似性。這兩顆被強鄰環伺的「民主珍珠」，在面對生存威脅時的強韌適應力，成為了雙方進行深度科技與軍事合作的堅實基礎。透過深入頗析兩國的異同點，我們能更清晰地預見兩國未來的戰略價值。 從相近之處來看，台灣與以色列最顯著的共通點在於「極度的安全威脅」。以色列自建國以來便處於敵對國家的包圍中，經歷多次中東戰爭的洗禮；台灣則長期面臨中共的武力威脅，雙方都存在著「生存即勝利」的現實緊迫感。這種強大的外部壓力，促使兩國社會發展出極高的危機意識。此外，兩國皆缺乏天然資源，這迫使兩國不得不將「人才與技術」視為唯一的生存資本。這種環境孕育了特殊的創新文化，以色列擁有世界知名的創業精神，而台灣則打造了領先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兩國皆成功將「生存壓力」轉化為「經濟競爭力」。 然而，兩國在發展脈絡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以色列的國家主權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並擁有強大的自主軍事投射能力與研發能量，其社會組織高度軍事化，徵兵制深入國民 DNA，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民一體科研體系。相比之下，台灣的國際處境更為特殊且艱難，主權地位常因大國博弈而受到排擠。在經濟結構上，台灣以大規模、高效率的硬體製造與供應鏈管理見長，而以色列則專注於軟體開發、網路安全及原始技術的創新與突破。這種「硬體製造」與「軟體創新」的互補，正是兩國合作最迷人的潛力所在。 深入分析為何兩國在科技與軍事上的合作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首先必須談到「不對稱作戰」的技術整合。以色列在無人機、反飛彈系統及數位戰場管理上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與領先技術，這些領域正是台灣應對台海潛在衝突、建立防禦韌性的核心需求。透過技術引進與共同開發，台灣能加速國防自主的進程；而對以色列而言，台灣強大的硬體生產與精密度製造能力，能將其前瞻性的軍事技術低成本、大規模地轉化為實體裝備，提升其在全球國防市場的競爭力。 在民用科技領域，兩國的合作更是未來數位轉型的引擎。以色列在人工智慧、網路安全及生物醫療領域的原始創新，需要與台灣的半導體能量接軌。當以色列的頂尖演算法遇上台灣的先進製程晶片，將能產出更強大的邊緣運算設備或醫療偵測工具。這種深度嵌入彼此供應鏈的合作，能有效分散因區域緊張帶來的斷鏈風險。兩國透過建立「民主韌性供應鏈」，不僅能確保關鍵技術不被威權國家壟斷，更能共同定義未來的科技標準。 總結來說，台灣與以色列的合作並非僅止於商務往來，更是一種基於「共同價值觀」與「生存邏輯」的戰略盟約。雙方在軍事科技的深度交流，能強化彼此在面對區域威脅時的嚇阻力；在高端科技的資源互補，則能鞏固兩國在國際分工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動盪的 2026 年，這種跨越地理限制的強強聯手，將為兩國在充滿變數的國際秩序中，開創出更具韌性與主動性的未來。

猶太人的歷史，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奇特且充滿苦難的篇章之一。從古代巴勒斯坦地區的起源，到長達兩千年的大流散，再到 1948 年以色列奇蹟般的建國，這個民族始終處於文明衝突與政治博弈的核心。要理解當代中東局勢，必須先釐清猶太人從古至今的歷史處境，以及他們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1. 遠古起源與大流散的開端 猶太人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 1200 年左右的迦南地。根據希伯來聖經與考古發現，猶太人在這片土地上建立過大衛王與所羅門王的強盛王國。然而，隨著巴比倫、波斯、希臘與羅馬帝國的相繼入侵，猶太人多次面臨亡國威脅。 關鍵的轉折發生在西元 70 年，羅馬帝國為鎮壓猶太起義，摧毀了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將猶太人驅逐出聖地。自此，猶太人展開了長達兩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散落於歐洲、北非與中東各地。身為一個失去國土的民族，猶太人透過嚴謹的律法（妥拉）與宗教習俗保持民族認同，卻也因此在異鄉成為了永遠的「外來者」。 2. 宗教衝突的源頭：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嗎？ 許多人好奇，猶太人在歐洲歷史上長期遭受排擠與迫害（Anti-Semitism），是否與宗教教義有關？答案是肯定的，但層次非常複雜。 猶太教與基督教系出同源，基督教最初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兩者最大的分歧在於對「彌賽亞（救世主）」的定義。猶太人認為，彌賽亞應該是一位具備政治與軍事領袖特質的人物，他將在人間建立公正的王國、重建聖殿並帶來和平；而基督教則認為耶穌就是那位以受難形式救贖世人靈魂的彌賽亞。 在長達千年的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會指責猶太人是「弒神者」（殺害耶穌的人），並因猶太人不願改宗而將其視為頑固與墮落。這種宗教上的仇恨，導致猶太人在社會上受到種種限制，如禁止擁有土地、只能從事放債等商業活動。這種宗教排擠後來演變成長期的集體偏見，為近現代的大規模迫害埋下了導火線。 3. 錫安主義的興起與大屠殺的慘痛 19 世紀末，歐洲民族主義高漲，猶太人意識到即使他們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卻始終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社會。這種不安感促成了「錫安主義（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的誕生，主張猶太人必須回到祖先的土地——巴勒斯坦，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了系統性的種族滅絕（Holocaust），造成超過 600 萬猶太人喪生。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讓國際社會深刻意識到，若不讓猶太人擁有獨立的主權國家，他們的生存將永遠面臨威脅。 4. 以色列建國與地緣政治的碰撞 1948 年 5 月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