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日晚間讀賣新聞首先獨家報導「高市首相有意在23日國會眾議院（定員465席）『通常國會』（國會常設會期）開議時，宣佈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為新的一年的日本政界投下震撼彈開始、延續超過1個禮拜的猜測與論議，終於在19日傍晚，以高市首相親自公開宣佈「23日解散、27日公告，2月8日投開票」日程的方式劃上句號。 君主立憲—議院內閣制的日本，國會眾院每屆任期法定最長為4年，在憲政體制與實務交互影響下，業已確立「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首相專屬權限」的憲政慣例，晚近的幾位自民黨首相，就任後面對「是否提前大選」課題的態度與作法，大致上有效率派與慎重派2種，不過視當時內外處境及局勢，這2種作法與大選的勝負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連帶關係。 高市首相之所以最後決定提前大選，其直接理由在於為財政、安保等幾方面國家大政的變動，訴諸公民的審判、爭取新的民意授權；也因此，高市首相在將決定勝敗的標準，定在相對穩健的「執政聯盟自民黨與維新會2黨，是否取得過半的233席」的同時，也承諾恢復遭石破前首相一度中斷的「若未達成目標就辭職下台」的黨內慣例，可以說是下了重注。 而高市首相此一決策的深層原因，則是為日本政局重新開機。 2024年10月石破茂就任首相後，旋即宣佈提前大選，但此一決定不啻是石破結合一吐「身為黨內左派，自認遭安倍首相為首的保守派長期打壓」的私怨、以及「寧願折損席次，也要壓制黨內保守派再起」的算計，於是才有將選戰主軸設定為「決算政治與金錢問題」，以及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對政治資金漏未申報、不乏安倍派清和會成員的黨內議員，復施加不予提名、或者不重複登錄於區域比例代表名單（以剝奪惜敗復活可能性）的處分。 選後石破如願以償，不僅自民黨席次從選前穩定過半的261席，重挫到只剩191席，即使加上公明黨的24席仍不足過半，為了維持少數執政，石破不僅違反「黨總裁國政選舉敗選後必須下台」的慣例，更在國會眾院的人事安排上，將預算委員長讓給立憲民主黨，使預算審議與成案與否的大權，旁落到左翼在野陣營，為後來的高市首相留下難題；其後石破在無力妥善處理對中、在日外國人及米價飆漲等課題的同時，其態度與作法也明顯與都市青壯自發保守層背道而馳，於是才有去年的東京都議會、以及國會參院（定員248席）定期改選的連嘗敗績，與其後黨內保守勢力在麻生太郎前首相支持下重新集結，循黨章程序發動倒石運動、石破不堪倒石聲浪終於宣佈將辭職，使高市早苗能夠在黨總裁補選中，擊敗獲得黨內左派勢力支持的小泉進次郎農水相，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黨總裁、與內閣制度實施140年以來首位女首相的一連經過。 高市首相上任前後，黨政人事兼顧派系平衡與知人善任，獲得社會廣泛好評；上任後犧牲睡眠時間戮力從公，推出「廢除燃料重複課稅」及「研議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等政策，也確實有意減輕民生壓力，復以在台灣有事相關發言後，毅然應對中國叫囂與侵擾，加上積極處理在日外國人諸般問題，各方面政策都切中民眾關注與所需，於是在各大媒體的民調中，支持度穩定維持在6～7成有餘的高水準。 但，石破時代的國會格局也依然困擾高市內閣，即使執政聯盟的友黨，從不滿高市保守路線、因此拆夥的公明黨，換成有相當共識與共同目標的維新會後，新的自維執政聯盟在國會眾院僅保持233席的微弱多數，在國會參院更只有120席、距過半還差5席，雖然參院無法半途解散，但所幸日本國憲法在國會兩院的權力配比，採「眾院優位主義（法案在眾院通過後，即使在參院未能通過，只要眾院再度表決有2/3以上贊成，仍可正式成為法律）」原則，也因此取得眾院穩定多數，成為高市首相的當務之急。雖然高市首相有嘗試過「將國民民主黨納為執政聯盟第3黨」的方案，但由於國民民主黨玉木雄一郎黨首的個人盤算、以及該黨支持基盤等因素而未果，於是在個人支持率維持高水位、但國會眾院已達「非改選無以穩定執政推動政策」處境，且有黨內民調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高市首相宣佈提前大選、以此作為尋求自身執政長期化的第一步，也就成為勢所必然。 不過，高市首相的此一決策，卻也遭到黨內外的挑戰，黨內有論者以「此舉與豪賭無異」、「影響4月起新財政年度所需的預算審議、以及配套的民生經濟對策」為由，表達反對的意見，岸田與石破2位前首相的黨內左派勢力也蠢蠢欲動；黨外則有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無視於雙方政策差異、為選舉算計（特別是公明黨背後的創價學會宗教組織票，決定勝敗的可能性）而苟合組成的新政黨「中道改革連合」，在某些親中色彩濃厚的傳統媒體，以2024年10月眾院大選自民黨重挫、與公明黨支持層流向的推算為基礎，所作成的預估中，看起來似乎有技壓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也無法令人就此輕鬆以對。雖然執政聯盟2黨內部、週刊文春等媒體，以及保守派的言論人，仍然普遍看好自維2黨選情，甚至樂觀評估「自民黨自身就能夠拿下過半或更多席次」，但距離2月8日還有2個禮拜多，中間是不是會再有什麼變化，對於高市首相與自維執政聯盟而言，無疑需要謹慎應對、穩紮穩打，「小心駛得萬年船」。 作者：吳哲文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今年初，美國啟動名為「絕對決心行動」的軍事計畫，動員三軍快速向委內瑞拉方向集結，最終成功突襲並拘捕委內瑞拉總統，而總統在整個過程發生時竟仍在睡夢之中。乍看之下，這似乎只能用軍力懸殊來解釋，但深入分析後可以發現，真正導致委內瑞拉完全沒作出提前反應的，不是單一因素，而是一連串涵蓋軍事、情報、政治與心理層面的結構性誤判。 首先，美軍若真的準備發動這類高風險行動，通常會以高度隱蔽的方式進行兵力集結，避免引起目標國的警覺。美國擁有成熟的「低可偵測部署」能力，可以透過分散部署、例行化航行掩護、遠距離戰力平台與區域盟國合作等方式完成集結，而不讓委內瑞拉的雷達網、軍事監視系統察覺任何異常。委內瑞拉本身的海空監測能力有限，軍備老舊、雷達網不完整，使得其本來就難以辨識美軍行動。即便美軍已經開始逼近，委內瑞拉也可能完全 unaware。 然而，武器落後並不是關鍵。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委內瑞拉政府對美國意圖的錯誤預期。委內瑞拉長期採取高度政治化的對美敘事，認為美國不會直接動武，因為這會引發國際反彈，甚至可能破壞美國自身在拉美的戰略布局。在這種自我安慰下，美軍的異常行動可能被詮釋為外交施壓而非軍事威脅，使得整個國家未能進入戰備狀態。這種錯估敵方意志的情況在威權體制中相當普遍，因為領導者往往只接收到被過濾過的「安全資訊」。 委內瑞拉情報體系的封閉性也加劇了這種問題。在威權政府中，情報官僚傾向於報喜不報憂，不敢呈遞可能讓領導階層不悅的訊息。再加上情報系統彼此之間互不信任，往往導致情報呈報延遲或消失。換言之，即使有軍官或情報人員注意到美軍部署異常，這些訊息也可能無法有效抵達決策核心，或被高層視為「不必要的驚慌」。因此，當行動發生時，總統毫無警覺便不足為奇。 除了情報問題，軍隊士氣低落與腐敗也構成另一重要因素。委內瑞拉軍隊在經濟崩潰背景下已長期受後勤不足、逃兵率提高、薪資被通膨侵蝕等問題所困，軍事體系早已疲弱。部分軍官甚至未必願意為政權冒險，尤其在面對美軍壓倒性武力時，選擇不報警、不動員甚至消極配合，都並非不可想像。換句話說，即便軍方察覺風險，也未必會採取行動。 最後，美軍的作戰方式本身就使委內瑞拉難以反應。美國擅長外科手術式的「斬首行動」，如夜間滲透、特種部隊快速突擊、電子壓制與極速撤離等。這類行動的設計本來就旨在讓對方毫無準備，而不是打消耗戰。整個行動可能在數十分鐘內完成，讓對方無法動員或反擊，使得領導者在睡夢中被捕反而是這種戰術邏輯下最典型的情境。 綜合來看，委內瑞拉之所以毫無提前反應，並不是單純因為軍力落後，而是因為錯估美方意志、情報系統封閉失能、軍隊士氣低落、體制內部腐化，以及美軍本身精密的快速突襲戰術所共同造成的一場「全面性戰略誤判」。這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體制與心理共同交織的結果。 作者：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