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宣布追溯調升中小學導師加給、提高行政工作獎金，並調高兼任與代課教師鐘點費，期望透過待遇改善，紓解日益嚴重的教師荒。此舉固然回應基層期待，但若將教師流失的原因簡化為薪資問題，恐怕無法真正對症下藥。 事實上，教育現場的壓力，早已超越薪資調整所能平衡。長期以來，教師的工作內容嚴重失衡，教學之外，行政文書、評鑑填表、計畫配合與臨時交辦層層疊加，使教師長期處於高工時與高壓狀態。當備課與專業成長的空間被不斷壓縮，即便加薪，也難以彌補長期累積的倦怠。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近年教育政策愈發呈現選票導向。許多改革著眼於短期政治效果與社會聲量，卻忽略校園實際運作條件。政策快速上路、頻繁調整，缺乏充分溝通與配套，學校只能被動承接，教師則成為政策落地的最末端承擔者，專業空間不斷被擠壓。 在此脈絡下，學校淪為政策成效的「檢驗平台」，換言之，各式融入課程、主題活動與宣導任務接連推出，不論是否貼近教學核心，學校都被要求全面配合、成果量化，也就是說，大量行政與做給外界看的工作被轉嫁給教師，使教育現場疲於應付形式。 此外，多項近年推動的重要政策，也實質改變了校園權責結構。包括服裝儀容管教鬆綁、學生遲到不得懲處、正向管教高度形式化，以及校事會議制度運作，都讓教師在日常管理上進退失據。當原有規範被削弱，卻未建立有效替代機制，教師不僅難以維持秩序，還須承擔更多衝突與申訴風險。 在高度申訴化的環境中，教師的專業判斷動輒遭到質疑。一旦發生爭議，往往必須自證清白，卻缺乏足夠制度後盾。當最低標準僅是避免錯誤，合理管理學生反而容易引發爭議，教師尊嚴與成就感自然流失。 如今的教學現場，早已瀰漫風聲鶴唳的氣氛。資深教師提早退休，中生代動念離開，新生代對教職望而卻步。相較於同樣具備大學學歷與專業訓練，外界就業市場提供獎金、紅利、股權等彈性報酬，彈性工時、加班費及多元職涯發展機會。年輕世代並非不愛教育，而是不願走進一條教師尊嚴與專業自主逐步流失的路，這使人才斷層迅速擴大，也凸顯教育體系長期的結構性危機。 教育是國家最根本的人才工程。若制度持續失衡，僅靠加薪止血，無法逆轉教師荒。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應該進行制度再設計，停止過度申訴文化，重建教師專業自主空間；行政減量，明確責任邊界，讓教師能專心教書、安心教書。這不只是教育政策的警訊，更是關係國家未來的重大議題。 作者：魏世昌

Behind the Facade, Migrants Confront Exploitation, Precarity, and a Recast American Dream. Across major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familiar sights of Chinatown—busy restaurants, multilingual shop signs, and bustling markets—suggest […]

    從香港反送中運動、經濟衰退等激起人民抗爭卻受鎮壓後，伊朗也步入類似情境，竟以強硬手段鎮壓示威民眾，畫面中不乏實彈、拘捕與資訊封鎖。表面上，這似乎只是又一次威權政體面對內部經濟或政治腐敗不滿的「老劇本」；然，事實上深層因果恐非表面上簡單。 首先，伊朗內部的不穩定，核心仍在於長期累積的治理失靈。經濟層面上，制裁導致通膨高企、青年失業嚴重，資源分配高度傾斜於宗教與安全體系，社會階層流動幾近停滯，即使伊朗受中國經援、仍發與人民部分高福利。惟政治層面上，神權體制將重大決策排除於民意之外，選舉與代議機制形式化，人民缺乏可被制度吸納的不滿出口。當制度無法消化壓力，街頭自然成為最後的宣洩場域，而國家機器回應的方式，也往往只剩下暴力。 其次，國際地緣政治確實構成背景，但並非直接導火線。伊朗長期處於美國主導的制裁體系之下，近年又捲入中東衝突與大國博弈。中美對抗的結構，使伊朗在戰略上更傾向與「反西方陣營」靠攏，藉此取得外交與經濟喘息空間。然而，這種外部對抗並未轉化為內部改革的動力，反而強化神權統治塑造你者與他者的區分，強化神權集團統治合法性。 伊朗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體制性崩解。行政機關與宗教高度綁定、宗教權威仍具動員力，加上能源與區域影響力，使政權具有一定韌性。但中長期風險正在累積，人口結構年輕化與價值觀世俗化，加上網路全球化，其對外資訊之禁絕、社會之封閉遠不及北韓，年輕世代要不選擇苟活於境內；要不選擇遠走高飛。剩下的年輕人在經濟與發展無望下，陷入長期與當局示威又被鎮壓的惡性循環，政權或可維持「穩定」，但那是一種以高成本換取的脆弱平衡，如同借鏡中共維穩模式。 對台灣而言，伊朗地理距離太遠、經濟與制度迥異太深，仍有其深刻的啟示，不在於宗教或文化差異，而在於國家如何處理社會不滿與外部壓力的交織。目前，台灣如同伊朗一般面對經濟差距擴大、薪資停滯與朝野惡鬥，許多年輕人似乎看不見未來，竟將所有因素概括責難執政當局，莫忘從國際組織數據觀之，我國無論在政府廉潔程度、治理能力、經濟發展或民主開放度幾乎位列東亞之冠，如再以全球貧富差距、動盪化外部因素不由分說地責難當局，無疑一種純粹的情緒宣洩、未見理性。藍白所以有恃無恐，正是利用這股不滿情緒，人慣於將自身不滿責難於執政者，認為投票給某候選人即應有對應政治服務，恰與近代民主憲政邏輯相悖，國家與人民權義關係契約寫於憲法而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政府作用在於守疆衛土、維護治安、穩定經濟與制定國策而非如同「阿拉丁神燈」一般滿足所有人慾望。 當前，有志國人總將藍白之亂歸因於政客煽動，事實上，選民素質方決定政治人物素質。台灣在民主上遠勝伊朗，保障一切權利自由，國內局勢卻見一股隱然的騷動；此際，執政黨應以伊朗為戒，台灣與之同為為地緣樞，紐亟需穩定內政，否則將受強鄰染指。當前之務應降低執政黨內部因選舉帶來的分裂，先安內後攘外；其次，適度放權予立院協商議案，欲得之先予之，可拉攏藍白內部理性者，尤其是區域立委，國昌所以趾高氣焰在於不分區立委無須向選民負責，故繞過爭議人物尋找適當破口；久之，鬆散聯盟將一觸可破；最後，台灣經貿與美國綁定，立委諸公們想必在這番股市收益不少，應知箇中因素，適度讓美國介入不妨是一個好選擇，逼迫藍白在中美之間抉擇，而非以傳統政黨惡鬥來問政。 作者 / 風林火山

在全球局勢持續動盪的當下，委內瑞拉、烏克蘭與伊朗常被用來與台灣比較。然而，這三國的危機來源、政治結構與國際定位，其實與台灣大不相同，理解這些差異有助於更精確地評估台灣的安全環境。 委內瑞拉的問題主要來自 內部治理崩壞。長期的威權統治、經濟政策失當與對石油的過度依賴，使該國陷入惡性通膨與大規模外逃潮。國際社會介入的主軸是制裁與人道援助。相比之下，台灣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穩健的財政與科技產業，不存在國家功能失效的問題。 烏克蘭則是 主權遭鄰國直接以武力入侵 的典型案例。其國際邊界明確，俄羅斯的行動明顯違反國際法，因此引發全球大規模援助。台灣雖面臨中國的軍事壓力，但兩岸關係涉及歷史與政治定位，複雜程度高於俄烏邊界的法律清晰度。同時，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與科技供應鏈中的關鍵性，使得其安危牽動世界經濟，國際反應的型態自然不同。 伊朗則代表第三類情境：意識形態強烈、並積極參與中東代理戰爭的區域強權。其國際矛盾多源於核計畫、宗教政治體制與地緣衝突。台灣沒有輸出革命、支持武裝組織，也無意在區域擴張，因此其外部壓力並非因自身行為引起，而是來自中國對主權的主張。 綜觀三國案例，台灣最大的不同在於：第一，台灣的內部政經體質穩健，不像委內瑞拉因國家治理危機而動盪；第二，台灣的國際重要性極高，其科技供應鏈角色與烏克蘭截然不同；第三，台灣未曾引發區域衝突，與伊朗的地緣政治行為無法相比。 因此，將台灣簡單類比這三國並不精準。台灣的挑戰主要源自外部強權的壓力，而其穩健制度、經濟實力與國際支持，使其處境雖艱難，卻與那些因內部危機或意識形態衝突而陷入混亂的國家本質不同。 作者：寧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