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護羅智強選國民黨主席,為甚麽不呢 ?不是有一位藍營德高望重、舉國同欽的言論重咖,以「萬能充電器
這次罷免大戰,証明羅委員非池中之物,鯉魚躍龍門,當然要往上跳
要知道主席的位置,今非昔比。你我小公民們大概不會忘記,「大罷
奇怪的是當輪到朱立倫主席演講時,身後的助拳「啦啦隊」都不見了
所以羅智強委員只拿「帶賽」的國民黨主席為目標,可說是謙沖為懐
世人一定一致推戴那位出入公卿,見宮室之美、百官之富,還能比中
擁護羅智強選國民黨主席,為甚麽不呢 ?不是有一位藍營德高望重、舉國同欽的言論重咖,以「萬能充電器
這次罷免大戰,証明羅委員非池中之物,鯉魚躍龍門,當然要往上跳
要知道主席的位置,今非昔比。你我小公民們大概不會忘記,「大罷
奇怪的是當輪到朱立倫主席演講時,身後的助拳「啦啦隊」都不見了
所以羅智強委員只拿「帶賽」的國民黨主席為目標,可說是謙沖為懐
世人一定一致推戴那位出入公卿,見宮室之美、百官之富,還能比中
面對這場震撼風波,黃仁勳已於2026年11月12日正式請辭輝達(NVIDIA)總裁兼執行長。然而,這起事件最耐人尋味、也是外界最熱烈討論的焦點,在於他離職後所引發的反常現象——超過十萬名員工、股東以及包含馬斯克在內的科技巨擘,竟發起「Stand with Jensen」運動要求董事會讓他復職。在強大的商業成就與領導光環下,公眾與資本市場對其「道德操守」的審判被大幅淡化,甚至轉化為對程序正義與公司存亡的焦慮。 那些因道德操守而黯然退場的企業與政治領袖 在現代公司治理與公共領域中,「道德操守」通常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許多指標性人物即使戰功赫赫,一旦跨越規範,皆難逃被董事會或民意迅速切割的命運: 布萊恩·科札尼奇(Brian Krzanich,英特爾前執行長): 2018年,Krzanich 因被內部調查證實曾與一名員工有過雙方同意的婚外情,違反了英特爾嚴格的內部「反聯誼規定」(Non-fraternization policy)。儘管他是掌管這家半導體巨頭數年的技術重臣,董事會仍在短時間內要求他辭職下台,以彰顯公司價值觀高於個人表現。 史蒂夫·伊斯特布魯克(Steve Easterbrook,麥當勞前執行長): 2019年,Easterbrook 帶領麥當勞股價翻倍、推動數位轉型成效卓著,卻因與下屬發生合意戀情違反公司守則,遭到董事會全票開除。後續公司甚至發動訴訟追回其數千萬美元的離職金,展現了對道德瑕疵的零容忍。 哈里·斯通賽弗(Harry Stonecipher,波音前執行長): 2005年,波音在經歷政府採購醜聞後請出老將 Stonecipher 重振公司聲譽,他本人甚至親自起草了嚴格的道德守則。然而數月後,他因與公司女性高管發生婚外情被內部舉報,董事會認為其個人行為損及領導誠信,迅速解除其職務。 在傳統體制下,不論是專業經理人還是政治人物,一旦捲入私德瑕疵、欺瞞或職場倫理問題,往往會被視為破壞組織治理的重大風險,迅速遭到機制汰除。 為何黃仁勳能引發龐大聲援,讓道德審判退居二線? 相較於上述經理人被董事會「快刀斬亂麻」,黃仁勳請辭後卻引發了矽谷罕見的集體反彈。科技社群與投資界之所以將其道德操守置於次要位置,源於以下幾個關鍵結構: 1. 極致的「關鍵人風險」(Key-Person Dependency) 與隨時可被替換的職業經理人(如 Krzanich 或 Easterbrook)不同,黃仁勳掌舵輝達長達33年,是全球人工智慧與半導體生態系的靈魂人物。投資人與員工普遍認為,輝達超過三兆美元的市值與技術路徑高度依賴他的個人洞察。將黃仁勳拔除,對市場而言不是一場「道德清理」,而是一場可能導致技術停滯與股價雪崩的「系統性災難」。 2. […]
前考試院長關中、前立法委員丁守中近日號召兩百多位前政務官、退役將領與學者,共同發起「兩岸和平倡議」,主張和平優先、恢復對話,並強調民間應先行展開二軌協商,為「兩岸最終政治安排」創造條件。此舉隨即在社會輿論掀起激烈辯論。 表面上看,該倡議標榜「避戰保台」、「增進人民福祉」;然而在嚴峻的台海現實下,其背後隱含的政治盲點與國安疑慮,引發了深刻質疑。 倡議發起者認為,台灣面臨地緣衝突風險,不應無限制採購軍火或選邊站,而應由具備實務經驗的民間專家推動對話,化解僵局。 然而,這種論證在當前輿論看來,存在根本性的戰略誤判。台海緊張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長期以統一台灣為既定目標,從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近年來中共軍機、軍艦擾台常態化,步步進逼台灣的生存空間。在對岸武力恫嚇未減反增的情況下,倡議者不向施壓方抗議,反倒要求台灣內部「降低敵意、停止對抗」,顯然搞錯對象,甚至形同要求受威脅的一方單方面退讓。 更令人高度關切的是,該倡議匯聚了眾多曾接觸國防、外交與國安機密的退休高官與學者。在缺乏民主授權與法制監督的情況下,若以民間名義就主權與體制展開「最終政治協商」,極易落入北京「以民促統、分化台灣」的統戰架構。 這種協商不僅無法代表台灣主流民意,更可能向國際社會釋放台灣內部願意妥協的錯誤信號,進而削弱國軍防衛士氣與盟友的信任。 真正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強大的國防嚇阻與民主共識之上。只要中共一天不放棄對台野心、不停止軍機擾台,任何脫離防衛實力與民意基礎的和平倡議,都只是難以兌現的一廂情願。委曲無法求全,唯有堅持自由民主與自我防衛力量,台灣才能在風浪中守住真正的安全與尊嚴。 尤其值得質疑的是,前立委丁守中早已淡出台灣政治第一線。自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落敗後,丁守中未再取得新的民選公職,其政治影響力與民意基礎,早已不能與現任民意代表相提並論。如今卻以資深政治人物之姿,號召退休官員與學者討論攸關台灣主權及未來的兩岸政治安排,難免令人質疑其代表性。曾經擔任立法委員,不代表能永久代表台灣人民;過去累積的政治資歷,也不能取代當前的民主授權。 丁守中當然享有表達政治意見與倡議和平的自由,但這位逐漸遠離主流選舉政治的過氣政治人物,既沒有獲得台灣人民授權進行兩岸政治協商,也不能僅憑過去的官職與人脈,就將少數退休政界人士的主張包裝成台灣社會的共同意志。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人民透過民主程序共同決定,而不是由一群早已卸下公職的政治人物,試圖替下一代預先安排。 作者:異想
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的桃色風暴愈演愈烈,他的私生活更演變成牽動美國國安、科技產業與全球AI競爭的政治風雲。努力33年一夕化為烏有,輝達市值蒸發6兆,還不知要牽動多少產業供應鏈?這是值得探討的大問題。 在全球化時代,「科技無國界」、「人才自由流動」一直被視為文明進步的動力。然而,當非西方背景的人才登上世界權力巔峰,這些理想是否仍然適用,便值得深思。 近年來,以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為代表的亞裔科技領袖,逐漸成為國際輿論焦點。當一位黃種人不僅掌握尖端技術,更左右全球人工智慧產業的發展時,他所面對的,可能已不只是商業競爭,而是更複雜的族群觀感與地緣政治角力。 一、打破玻璃天花板,成功反而成為壓力 長期以來,亞裔在西方社會往往被視為優秀的工程師與技術人才,但當他們從技術執行者躍升為全球產業的領導者,情況便可能改變。 黃仁勳憑藉技術遠見與CUDA生態系,讓輝達在全球AI產業占有關鍵地位。當亞裔領袖的影響力足以改變既有產業格局時,其一言一行自然更容易受到檢視,甚至被牽連至國家安全與大國競爭。 這不禁令人思考:非主流族群的成功,是否必須承受更多額外的審視? 二、科技競爭背後的雙重標準 西方長期主導全球科技、金融與政治秩序,也形成了特定的權力結構。當非西方背景的企業領袖取得領先地位,除了市場競爭,往往還必須面對政治疑慮、輿論壓力與安全審查。 當然,國家安全與企業治理本來就應接受合理監督,但監督是否公平、標準是否一致,才是真正值得檢驗的問題。 如果相同的行為,因為當事人的族群背景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那麼所謂公平與平等,就值得重新檢視。 三、槍打出頭鳥:成功者必須面對的現實 黃仁勳所面對的國際關注,也提醒全球亞裔菁英:全球化並非只有機會,也充滿利益競爭與權力角力。 當一個人的成就足以影響全球供應鏈、科技發展與國際經濟格局時,他就不再只是企業家,而可能成為各方政治力量關注的對象。 「槍打出頭鳥」不只是個人成就愈高、壓力愈大的現象,更反映了既有權力結構面對新興力量時的敏感與防衛。 結語 黃仁勳的故事,值得我們思考的,不只是個人的成功與爭議,而是全球科技競爭背後,是否存在族群偏見與權力上的雙重標準。 科技可以無國界,但權力與利益未必沒有界線。真正成熟的國際社會,應以能力、事實與制度衡量一個人,而不是以膚色或出身決定其受到的待遇。 對亞裔而言,要在世界舞台立足,除了專業實力,更需要理解國際政治與權力運作;對西方社會而言,真正的平等,則是願意接受不同族群共同分享領導權與話語權。 世界不應只有成功者受到掌聲,更應讓不同族群的成功者,都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作者:李克
台灣能源政策再次成為選舉焦點。2026年11月28日九合一地方選舉,將同步舉行全國性公民投票第22案,詢問選民是否支持政府運用核電促進經濟發展,並廢除非核家園政策。這場公投不僅涉及核能發電,更牽動產業競爭力、電價、能源安全,以及台灣未來數十年的能源轉型方向。 這也是台灣近年第四次針對核能相關政策進行全國公投。2018年以核養綠公投通過,2021年重啟核四遭否決,2025年核三延役則因同意票未達法定門檻而未通過。不同年份的投票結果,反映出核能議題始終存在不同的社會期待。 本次公投由立法院提出,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廢除非核家園政策。正方認為,台灣面對人工智慧、半導體及資料中心快速成長的用電需求,必須保留穩定的核能發電選項,降低對進口天然氣的依賴。 11月12日首場電視意見發表會,國民黨立委牛煦庭強調,核能有助於穩定供電、減輕電價壓力,並提高國家能源韌性。他也主張,政府應積極評估既有核電機組重啟及新型核能技術。 另一方面,民進黨立委陳培瑜則質疑,核電並非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公投題目將能源政策與經濟振興直接連結,容易讓複雜問題過度簡化。她強調,核能使用仍須符合核安、核廢料處理及社會共識等條件。 環保團體也提出不同觀點。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認為,核電不應被視為解決所有能源問題的答案,老舊機組的安全、核廢料最終處置、重啟成本及可能排擠再生能源投資,都是必須納入評估的因素。 從新聞報導與公開討論觀察,社會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核能是否有助於降低電價、能否提升能源自主,以及事故風險與核廢料應由誰承擔。 這些問題不能只靠政治口號回答。 核能具有低碳與穩定供電的特性,但核電廠重啟仍需要安全審查、設備整修與成本評估。即使公投通過,也不代表既有機組能立即恢復發電,更不保證電價必然下降。 同樣地,反對核能的論述也必須回答,在高科技產業持續擴張、淨零排放壓力增加的情況下,台灣如何兼顧供電穩定、合理電價與減碳目標。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公投與地方選舉合併舉行的政治效果。 地方選舉原本應聚焦交通、住宅、教育與地方財政,但全國能源議題可能提高政黨動員強度,使地方候選人的政策討論受到全國政治攻防影響。 另一方面,合併投票也讓更多選民有機會參與重大政策決定,增加能源議題的公共討論。 依照公投法規定,本案必須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同意票達全體投票權人四分之一以上才能通過。中選會初估,門檻約為500萬1871票,最終仍以正式公告為準。 更重要的是,公投結果與能源政策的實際執行仍是兩回事。即使通過,政府仍須依法採取必要措施,核電機組也不能跳過安全審查與相關法定程序。 這場公投真正需要釐清的,不只是台灣要不要核電,而是不同能源組合將付出多少成本、承擔哪些風險,以及如何確保未來供電。 能源政策涉及長期投資與跨世代責任。公投可以表達人民對政策方向的選擇,但無法取代科學評估、工程驗證與行政執行。 當選舉熱度逐漸升高,真正值得留下的公共討論,應該是讓每一種能源方案的利益、代價與限制,都能被清楚檢驗。 作者: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