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名立法委員，在國會殿堂上公然播放來源不明、真偽待考的「示範帶」，並在司法機關啟動調查後，以王者之姿高喊「我完全沒在怕」，這不僅僅是一名政客的囂張，更是對台灣民主與法治底線的一次公開羞辱。 黃國昌的「無懼」，從來就不是源自於捍衛正義的風骨，而是來自於凌駕於法律程序之上的傲慢。他深諳在當代政治中，聲量即權力，爭議即流量，將立法院質詢台變為個人直播間的舞台，將司法案件當作刺激支持者情緒的燃料。他口中的「揭弊」，其手段卻是挑戰「偵查不公開」原則，以未經查證的片段對司法人員進行公審；他所謂的「監督」，本質卻是繞過制度，訴諸民粹式的個人英雄主義。 這種表演型政治的核心，在於將複雜的公共議題簡化為「清流對抗腐敗」的廉價劇本。在這個劇本裡，黃國昌將執政黨、媒體，還是司法機關，都打成必須被摧毀的黨、政、媒複合體。掏空了理性思辨的空間，扼殺了程序正義的價值，將民主社會賴以為生的互信與制衡破壞至蕩然無存。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國民黨作為國會最大黨，卻選擇成為黃國昌這座「流量火山」最積極的護航者。為了短期政治利益的結盟，國民黨不惜為其挑戰司法獨立的行為背書，在國會以人數優勢否決將其送交紀律委員會的提案。大罷免潮的風起雲湧，部分原因不就是在於人民看不慣傅琨萁與黃國昌沆瀣一氣的作為，罷免國民黨就是削弱民眾黨八席不分區立委的重要性。 黃國昌現象，並非台灣獨有。「黃國昌們」共同的特點是，善於利用媒體、訴諸民粹、挑戰體制、並將自己塑造成反建制的「救世主」。以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為例，米萊以激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形象崛起，手持電鋸象徵要砍掉臃腫的政府，痛罵所有傳統政客為「政治賤民」。他的言行極具表演性與攻擊性，成功地將民眾對經濟的絕望與憤怒，轉化為對他個人的支持，其風格同樣是蔑視現有體制，訴諸人民的直接授權。     面對「我沒在怕」的挑釁，司法機關更應不卑不亢，堅守程序正義，用公開、透明、嚴謹的調查結果，向社會證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沒有人能因為聲量大而擁有法外特權。選民與公民社會則需要培養對「政治表演」的免疫力。當「無懼」的口號最終演變成「無法無天」的現實，那將是台灣民主的悲劇。 作者：秦靖

以色列日前大規模空襲伊朗核子與軍事設施，並精準「斬首」伊方多名軍方高層與核子科學家，引發舉世矚目。         以伊衝突看似是發生在遙遠的中東，和台灣關係不大，然而中國極可能仿效以色列，對台灣採取斬首及突襲行動，台灣政府應妥慎防範，茲建議如下：         一、強化反滲透工作；以色列能成功「精準斬首」的關鍵因素，是其對伊朗的滲透無孔不入，已達到完全掌握伊方重臣要員行蹤的地步。而台灣受中國滲透的程度亦甚深，根據國安局的報告，2024年台灣因共諜案起訴人數共64人，是2021年的3倍之多，近來就連總統府及外交部機要與執政黨黨工都驚爆涉入共諜案，突顯台灣政府的反滲透工作亟待強化，應儘速擴大情資蒐研與偵處量能，機先防杜刺探、竊密等滲透行動。         二、完善突襲應處機制：軍政單位亟須完善突襲應處機制，包含應建構「去中心化指揮管制」的指揮體系，以及高階將領與重要官員遇突襲時的疏散掩護措施，避免發生伊朗軍事指揮鏈一遇襲即被癱瘓之困境，而能於遇襲的第一時間有效反擊和調度兵力，抵禦來敵後續侵擾。         綜上，唯有完備反滲透與突襲應處的機制，才能確保伊朗悲慘的今天，不會成為台灣的明天，有效維護台灣主權與國家安全。 作者：王昱培

就在不日前，以色列對伊朗進行「Rising Lion」（崛起雄獅）的軍事行動，透過空軍及無人機造成伊朗首都及重要軍事設施造成嚴重傷害，甚至狙擊重要軍政領袖，使中東戰雲密佈。欲探究目前詭譎局勢，須從伊朗過去談及，伊朗自革命政權上台後，走向社會主義式的伊斯蘭化政權。該政權反對歐美資本主義，採取類似共產主義的底層路線，在精神上與底層民眾結合；政策上給予民眾許多生活福利。因此，即使伊朗走向擁核武之路，被歐美各種制裁達數十年猶能屹立不搖。然而，目前局勢恐十分不利伊朗。             伊朗雖然名為伊斯蘭世界之一，卻因教義傾向什葉派與自詡波斯人後裔、素認地位高於其他族群，自然與周邊多為阿拉伯裔且信奉遜尼派的國家不合。同時，如同中俄兩國一樣，有著復興過往國家強大歷史的志向，例如波斯過去帝國時代的輝煌。故基於國族、區域擴張及仰賴豐富石油、軍武使得伊朗長期與歐美陣營對峙，尤其針對以色列，視作凝聚伊斯蘭國家的共同敵人。      有著宗教、歷史與國力驕傲的伊朗企圖成為左右世界的區域強權，然從其受以色列空襲以來，可見其不具傲視群雄的能力。首先，從軍事來看，伊朗似乎失去空優及情報力，除了深藏於地下的核武設備外，暫無擴大打擊範圍的能力。其次，伊朗與中俄已成名實合一的同盟，如今因自顧不暇，似無心無力介入亂局。此亦顯現伊朗淪為地緣衝突的棄子，伊朗所以在中俄眼中如此重要，在於其牽制美國在波斯灣軍事佈局，同時提供中國低廉石油來發展產業，偶爾製造衝突也增加外交籌碼。確實，這十餘年伊朗問題成為美國燙手山芋，使亞太戰略佈局多少受拖累，中俄贏得不少時間空間。           依照目前局勢，主導權顯然在於美國、以色列陣營，除了硬實力外，伊朗內部權力階層有分化傾向，革命前所留下的舊貴族與軍事寡頭顯然不是神意所能團結，隨著各種壓力施壓，加上中俄不力挺與鄰國默許以色列攻擊，故有學者認為伊朗將可能迎來「敘利亞模式」，迎來政權垮台、迎來親美政權。          雖然這是最好結果，但事實上伊朗革命政權立國數十年，加上長期與底層群眾綁定，最後仍握有核武王牌，伊朗政權除非美國正式出兵否則難以瓦解，必迎來更詭譎、強烈的大國地緣博弈，畢竟伊朗地區重要，供給中國石油、一帶一路支持，故筆者認為再來的發展，將演變成以伊攻擊常態化、以色列與其他反伊朗穆斯林國家隱性合作，至於美軍如何在亞太與波斯灣部署取得平衡？石油、地緣、以色列情節或是東亞科技與經濟利益，孰輕孰重是白宮需仔細衡量。故，總結伊朗目前處境即擺脫不了被強權交易、犧牲的棋子，終究淪為徒具強權外衣的地緣孤兒。 作者 / 風林火山

原住民加分制度的設計，源自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3條，除碩士、博士班及學士後各學系不予優待外，原住民學生參加高中以上學校的考試招生入學，總分數可以加總10％；如果原住民學生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總分數則可以加總35％。這些名額採取各學校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2％的方式辦理，並不會對一般生造成過多影響。 然而，學者謝嘉璘（2006）指出，加分制度雖然是為了幫助原住民，卻仍建立在主流社會的邏輯與價值觀之上，看似是給予原住民更多機會，實際上卻可能讓他們更被迫去迎合一個並非以自身文化為出發點的體制。但考試內容多以漢文化為主，原住民族群的知識與歷史往往只被片面呈現，長期下來，不僅不利於文化認同的建立，反而可能加速同化過程。 所以我們也要思考，加分制度到底是為了原住民族的權益，還是只是看起來在幫助，實際上還是要他們配合主流社會的規則和期待？ 文化保存？或只是升學的工具？ 這項政策主要有兩大目標：第一，改善原住民學生在升學上的劣勢處境；第二，保存原住民族的語言與文化。 加分政策鼓勵原住民學生報考族語認證，希望達到文化保存的效果。從原民會的數據來看，族語認證報考人數確實有所提升，但實際成效卻值得商榷。許多學生學習族語只是為了加分，並未實際在生活中使用。文化學習若與生活脫節，就難以真正內化為認同，也無法達成文化傳承的初衷。 在升學弱勢的改善上，根據教育部112學年度的資料顯示，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的粗在學率從107學年的50.0%提升至112學年的56.3%，增加了6.3個百分點。然而，與一般學生的在學率差距卻從33.3個百分點（83.3%-50.0%）擴大到35.3個百分點（91.6%-56.3%），顯示雖然原住民與一般生的就學率皆有提升，但原住民學生的成長幅度仍明顯較小，結構性差距未獲實質改善。 「我後悔使用了加分」──來自原住民學生的真實心聲 我有一位原住民朋友，高中時因加分選填了一所學測成績略高於其原始成績的頂尖大學。他曾對我說，到了那裡才知道什麼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同學們個個會玩又會讀書，他拚命唸書，卻仍被那些看起來輕鬆應付考試的人海放。就算不和別人比，他也知道自己只要一鬆懈，就可能面臨被當、延畢的風險。讓他陷入極大的焦慮與挫折之中。他很後悔當初用加分選填了這間學校。 在生活上，大學同學大部分是非原住民的族群，有些人可能因為是覺得他們是朋友了、可以講話比較直接輕鬆，像是會問他說「為什麼你不知道○○○的族語怎麼說，阿你不是那一族的嗎?」、「你不是原住民嗎?為什麼那麼白?」，這類的微歧視經驗都讓他在認識新朋友時不敢主動說自己是原住民這件事，甚至會對自己身為原住民這件事感到羞恥，想隱藏。 課業的壓力與生活中反覆出現的微歧視，有時候會讓他覺得：「我是不是根本不屬於這裡？」 從分配到認同：我們談的公平是什麼？ 當我們談到「原住民升學加分制度」，很多人第一時間會覺得，這是一個「幫助弱勢」的好政策，是一種對教育不平等的補救措施，但事實上它有許多紕漏，甚至某種程度來說是變向壓迫了原住民學生。 正如美國著名女性主義學者Iris Marion Young在《差異政治》一書指出：傳統的分配正義觀過於狹隘，只看到分配終端的結果，卻沒看見產生這些不平等背後的原因，像是文化壓迫、結構性的資源排除與社會標籤。在台灣的政策規劃上，原住民加分制度正是這樣的例子，它讓部分原住民學生能進入大學，但也在無形中貼上「你是靠加分才進來的」這種標籤。這不僅影響了他們在教育體系中的處境，也削弱了對自己文化的認同，甚至讓人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夠格」，陷入一種自我殖民的困境。 加分制度試圖回應的是一個龐大的結構性不平等，但光靠這一項政策，顯然難以解決所有問題。許多文化斷裂、文化資本落差、社會偏見與認同掙扎等問題，雖然看起來與「加分」無直接關聯，卻深深影響了政策的成效與學生的實際處境。     我們真正需要的，從來不只是分數上的補償，而是對原住民族主體性的真正重視。真正的正義，不在於分配的終端「看起來平等」，而是制度形成的過程是否公平，是否尊重了當事人的意願與經驗。台灣當前的原住民加分政策多半由主流社會決定，我們是否曾真誠地詢問原住民：「你們覺得這樣的制度對你們真的有幫助嗎？你們怎麼理解教育公平？」如果這些問題從來沒被真正問過與聆聽，那麼，我們很難說這是一個公平或尊重的制度。 作者：睦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