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結束史上接待層級最差的「國共論壇」之後，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在廣播節目中，針對美國對台灣在野黨刪減國防預算所施加的政治壓力，發表了一連串強烈言論。他質疑美國是否真正尊重民主制度，並強調台灣國會對預算的審查權不容外國干預。這番話迅速引發輿論爭議，也讓一個長期被模糊處理的問題浮上檯面：在高度依賴盟友安全承諾的現實下，台灣的民主程序究竟應如何被理解與實踐？ 從制度層面來看，蕭旭岑的論點並非全無根據。預算審查本來就是民主國會的核心職權之一，任何政府包括美國，也都必須接受國會對國防支出的質詢與刪減。若僅從這個角度出發，要求外國政府尊重台灣國會的程序正義，並非不合理。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權利刪減預算」，而在於「刪減的是什麼、是否能提出充分的政策責任說明」。 基於上述，爭議開始擴散。美國對台國防預算的關切，並非單純出於價值宣示，而是與軍售、訓練、戰略協作等高度實務層面緊密連動。當台灣在野黨大幅刪減相關預算，卻未能清楚說明替代方案或整體防衛構想時，外界自然會質疑，這究竟是嚴格監督，還是政治操作？若僅以「民主程序」作為防護罩，卻無法交代國防安全的整體邏輯，反而容易削弱民主制度本身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蕭旭岑以官階高低來比較美國在台代表的說法，也暴露出台灣長期存在的外交認知落差。現實中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從來不完全取決於名義上的官職，而是來自制度授權與實質功能。當公共討論淪為「誰比較大、誰比較小」的位階競逐，不僅模糊了真正該被討論的政策責任，也讓外交議題被簡化為情緒性對立。依筆者對中國大陸的國情認知，具有國師地位的王滬寧，恐怕也瞧不起諂媚談話的蕭旭岑，而且給臺灣選民留下非常負面的觀感。 對國民黨而言，這場爭議同樣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它確實回應了部分選民對「外部壓力過度介入」的不安，也強化了在野監督的姿態；但另一方面，若無法清楚區分「捍衛國會權限」與「否定安全合作」的界線，長期下來，恐怕會加深外界對其國防立場的不信任。尤其在區域安全情勢高度緊張的背景下，任何模糊訊號，都可能被過度解讀。事實上，固然蕭旭岑的發言能鼓舞國內的統派，但最大在野黨副主席說出這種「詭辯」，恐怕更不利國民黨的選情，往後黨主席鄭麗文用何面目去見谷立言？ 這起事件真正值得社會反思的，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發言，而是台灣民主在現實壓力下的成熟度考驗。民主不只是拒絕外部干預的口號，也包含對內部決策後果的承擔。若國會選擇刪減國防預算，就必須同步提出更具說服力的防衛策略；若政府主張強化國防，也應誠實面對軍人待遇與制度改革的不足。唯有如此，民主程序才能不只是形式正確，而是真正負責。 在國防與外交議題上，台灣不可能完全脫離國際結構，但也不應放棄自身的制度尊嚴。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的不是誰的聲音比較大，而是台灣的內共共識是否願意把民主，當成一套需要被認真運作的制度，而不只是政治攻防的工具。蕭旭岑的無知發言，不僅污辱國民黨，也不會讓王滬寧高看一眼，蕭旭岑的「昧王貶谷」發言，不僅讓國人啼笑皆非，更對國民黨年底選民具有「雙刃劍」效果。 作者：林士清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在競選期間，北京試圖以經濟脅迫；例如，限制水產進口與管制稀土來干預日本選情，試圖重演過往對台的施壓模式。然而，高市早苗以其「鋼鐵理娘子」的姿態，硬碰硬地回應中國的擴張，最終獲得日本年輕世代與保守派的全面支持。此亦證明在當前的印太局勢下，日本民意已不再滿足於戰略模糊，而是渴望一個能明確界定敵友、並與民主盟友併肩作戰的「正常國家」。隨著自民黨掌握國會絕對主導權，過去因派閥政治而裹足不前的「防衛正常化」法案，如今已具備了實質落地的法律空間。      從中日台三方關係的動態來看，高市早苗的勝選徹底改寫了北京的對日劇本。過去中國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於日本商界的依賴，但高市所主導的「經濟安保」戰略，正在加速台日半導體與高端產業的深度嵌入，形成一道足以抗衡經濟脅迫的韌性防線。對北京而言，高市早苗掌握修憲主導權意味著日本在台海衝突中介入的可能性已顯著升高，日本不再只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是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實質參戰方。日本從守勢逐漸轉向攻勢，意味著威懾力的質變，讓台灣在面對侵略威脅時，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正式併入了一個具備實質打擊與封鎖能力的日美同盟北翼。       然而，台灣在欣喜之餘，更應深刻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句話背後的責任。高市早苗的勝選，是建立在日本國民願意為了守護自由秩序而承擔更高國防支出、甚至潛在衝突風險的基礎之上。這對台灣本土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若台灣本身缺乏足夠的自主防衛決心與社會防衛韌性，外援的承諾將難以持久。因此，在「高市時代」開啟的同時，台灣必須同步加速國防改革與軍工產業鏈的整合，確保台日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建立在感性的民主共鳴，而是建立在彼此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之上。       總之，2026年的日本大選，是東亞民主勢力的一次關鍵勝利。高市早苗的強勢領導，將促使日本從「防衛台灣」的旁觀者，轉變為「守護印太」的領頭羊。對於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窗口，亦即當鄰國感覺威脅而有所進展時台灣局勢陷入動盪、內外交困的格局將使難得的盟友陷入猶豫，尤其立法院降於新議期再進入新的內耗無疑使美日同盟懷疑台灣立場，進而影響我國國際供應鏈或戰略意義，故當戒之、慎之。 作者 / 劍藏鋒

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揭曉。高市早苗首相率領的自民黨以 321 席的歷史性紀錄單獨過半，若加上盟友日本維新會的 35 席，執政聯盟合計拿下 356 席。這個數字不僅打破了自民黨過往的紀錄，更遠超眾議院 465 席中、跨越修憲門檻所需的三分之二（310 席）。 高市早苗個人在選區以 88.7% 的極高得票率連任，核心閣員如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亦獲 77.9% 支持。這種壓倒性的民意回饋，源於高市早苗將政治生命與政策執行掛鉤的「還權於民」策略。她在解散國會前曾公開承諾：「若執政聯盟未過半即勇退」，這種破釜沉舟的姿態，在當前動盪的國際局勢中，成功激發了選民、尤其是年輕族群的熱情。 此次選舉結果不僅是席次的增加，更引發了日本政權形態的質變。執政聯盟突破「絕對安定多數」，可穩控委員會議程並降低跨黨派協商成本。即使法案在參議院遭遇杯葛，高市內閣現可憑藉眾議院 2/3 的席次再度表決通過，達成實質的完全執政。另外，中道力量（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組合）因路線模糊與安保立場搖擺而崩盤，使得在野陣營更難形成具體且具替代性的論述。 經濟與安保的雙重修復 高市早苗提出的「成長戰略本部」是勝選的另一大支柱。她鎖定 AI、半導體、能源、航太與國防等 17 個戰略領域進行重點投資。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在選前拜會高市並宣佈熊本二廠直攻三奈米製程，是台日半導體聯盟深化的象徵，更被視為「經濟安全保障」的具體成果。 在安保議題上，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提出的「台灣有事即存立危機事態」觀點，在選戰中獲得民意的最終認可。面對中國祭出的禁止水產品進口、實施實彈射擊、禁運軍民兩用物資等「複合性攻擊」，日本民眾展現了不畏威壓的強大共識。 隨著執政聯盟跨越 2/3 席次，日本預計在 2026 年底前完成「安保 3 文件」的修改。這將賦予日本增加防衛預算並強化國防基礎建設。並拖動正常國家化，啟動修憲程序，推動自衛隊地位入憲，並放寬武器外銷限制。也就是說，日本將從二戰後的被動安保角色，轉向與台、美等民主盟友進行更深層、主動的防衛結盟。 台灣的鏡像與課題 對比日本通過「民意總決戰」獲取明確授權，台灣當前政局呈現「低度效能」的對峙僵局。賴清德總統領導的政府在立法院面臨國民黨與民眾黨的在野多數聯盟，雙方在總預算與法案上的僵持內耗，正侵蝕台灣應對印太政治風險的反應速度。日本大選的結果提供了台灣一個憲政層面的參考：當行政與立法權限發生根本衝突時，解決僵局的最佳手段並非無止盡的程序杯葛，而是將決策權歸還給選民。 在野聯盟應以倒閣取代國會空轉 高市早苗在此次大選中，展現了日本政壇極其罕見的賭徒性格。在支持度不穩之際，她毅然發動無預警解散，將政治生命押注於「超短期決戰」。她精準借力地緣壓力，將習近平帶來的外部威脅轉化為凝聚內部的共識，最終以自民黨 321 席大勝並衝破 2/3 修憲門檻。這種明快且熱情的對決風格，是給予台灣憲政僵局最冷峻的啟示。 民主不應是程序的人質。當前台灣政局陷入「權力對稱性癱瘓」，多數在野黨掌握阻攔權卻無需承擔施政成敗。若藍白陣營真心質疑執政路線，應效法高市的膽識，勇於提出「不信任案（倒閣）」，推動國會重選。唯有經歷如高市般的「民意決戰」，讓選民進行終極裁決，國家才能從程序綁架中突圍。日本已選擇以強勢授權挑戰未來，台灣不該再睡在空轉的溫床裡。 作者：江諺行

取材自1980年震驚全台、至今仍未偵破的「林宅血案」的國片「世紀血案」在日前召開殺青記者會後卻成為社會撻伐的眾矢之的，不僅是主演的李姓演員在記者會失言說「(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引發公眾撻伐，其他演員也成為撻伐的對象而紛紛公開道歉，更讓人詫異的是導演徐琨華祖父即是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除了前述爭議，製片方除了承認「溝通不周」，還坦言沒有得到林義雄等遺屬同意翻拍，目前該影片上映的前景可謂岌岌可危。   「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讓台灣公眾重新注意到發生在四十多年前那場可怕的政治謀殺案，那起命案不僅奪去包括兩名女童在內的三條無辜人命，更被視為當年國民黨政權在鎮壓美麗島民主化抗爭之後的秋後算帳，迄今仍然是未能偵破的懸案。   而「世紀血案」的公關災難不僅僅是該影片製作方、演員們的問題，還突顯出幾個值得關心的面向：   首先是公眾轉型正義教育的不足，當該片多位演員說出「(命案)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或者沒那麼恐怖」、「有一種真的是福爾摩斯跟華生辦案的那種快感」、「他X的，我就拍一場戲，還給我一堆東西要我讀」等輕慢言語，卻輕忽「林宅血案」對台灣公眾的歷史創傷，顯示轉型正義教育在公眾，特別是演藝圈的嚴重欠缺。   其二是導演徐琨華祖父為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如此敏感的身份，在處理這個題材上應該更謹慎、更謙卑，尋求被害者遺屬的同意跟理解，然而他沒有如此做，並且在爭議延燒之際，讓演員們承受外界壓力，自己卻避不見面，沒有擔當的勇氣讓人搖頭。   其三是「世紀血案」反映出台灣影劇圈面對戒嚴政治事件仍然不如南韓影劇圈在面對近現代史題材那樣敢於反省跟直面，台灣影劇圈中人應該捫心自問，為何在「世紀血案」問世之前，台灣影劇圈，特別是台派文化界為何不曾觸及「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事件，除了2009年美國電影「被出賣的臺灣」曾觸及前述事件外，台灣主流影劇圈從未把前述事件影視化，相對南韓影劇圈在處理近現代史題材的大膽、直接，台灣主流影劇圈則畏縮不前，反倒讓「世紀血案」這樣充滿問題的作品詮釋「林宅血案」，突顯出台灣主流影劇圈的因循怠墮。   「世紀血案」的爭議如同一面鏡子，照出台灣影劇圈處理轉型正義題材的問題、公眾轉型正義教育欠缺等種種問題，台灣社會在給予該片應有的批判時，更該從該片的問題中反省轉型正義的種種不足，才能避免「世紀血案」的爭議再次上演。 作者：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