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e Cheng Li-wun became chair of the Kuomintang (KMT), the party has taken a visibly sharper pro-China direction. Her repeated emphasis on engaging Beijing, affirming the 1992 Consensus, and expressing […]

當小紅書被台灣政府宣布禁用一年的消息浮上檯面時，輿論的分歧意見立即暴露出台灣社會在「資訊自由」與「國安防線」之間的認知落差。 有人認為這是政治過當，也有人批評政府終於出手。但若從國際比較觀點來看，台灣其實早該像印度、美國、澳洲與加拿大等民主國家一樣，針對中國背景的數位平台建立一套明確的「風險評估—合規要求—封鎖處置」流程，而非每次都在政治壓力與網路輿情中倉促決策。若一個國家的主權與民主可被演算法、平台與伺服器架構左右，那麼資訊空間的開放將淪為威脅的破口，而不是自由的象徵。 筆者不得不承認，中國所輸出的APP早已不只是商業工具，而是中共政府所謂「數位絲路」與「科技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平台本身的資本結構、資料處理機制、審查算法與內容導向，往往與中國境內的監控系統緊密相連。這並不是陰謀論，而是中國自己的法律條文早已明文規定：包括《網路安全法》、《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在內的三大法體系，賦予中國政府可以依法要求境內企業提供用戶數據、演算法原始碼與加密金鑰。任何一間中國科技公司，在對外宣稱「與政府無關」的同時，都受制於這些國安法規與政治壓力。因此，問題從來不是小紅書是否從事統戰、TikTok是否干預選舉，而是這些平台從結構上就可能成為資訊主權的風險因子。 再看美國與其盟友。拜登政府2024年通過《保護美國人免於外國對手控制應用程式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要求TikTok若不脫離母公司字節跳動，就將面臨下架。這一法案雖面臨法律挑戰，但其核心邏輯已展現美國對「資料儲存地點、平台控制權、言論操控風險」的高度警覺。不只TikTok，美國亦已限制多個中資企業參與關鍵基礎建設與資訊平台。在加拿大與澳洲，政府雖尚未對中資平台全面封禁，但已明確禁止TikTok等APP在公部門與軍方設備中使用，顯示「分級風險管理」的科學治理路徑漸趨成熟。 因此，若筆者認為台灣政府若真心想在數位主權與資訊安全上穩健治理，筆者主張應參考上述國家經驗，推動以下四點制度改革：首先，立法設立「跨境數位風險審查機制」，由資安、國安、通傳、法律及技術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針對中資背景平台進行常態性審查；再者，建立「平台來源透明標示制度」，要求所有在台上架之APP須明確揭露資本結構、資料儲存地點、伺服器架構與審查政策，讓使用者與主管機關能作出風險判斷；第三，推動「使用分級管理」機制，針對軍方、公務機關、學校、金融機構等具敏感資料接觸單位全面禁止使用中資背景APP；第四，設立「數位主權創新基金」，支持國產替代平台發展，以免因封鎖外來平台而造成本地資訊生態斷裂或創作者經濟受損。 台灣不缺智慧與人才，也不缺對中國的警覺意識，但我們缺的是一套能夠將警覺轉化為制度，將風險轉化為治理的架構。若僅靠一紙禁令、幾句標語，就想抵擋一個數位極權體制所輸出的滲透網絡，那終究只能是虛張聲勢，無法形成真正可長可久的安全邊界。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情緒動員，而是更多理性決策。唯有建立一套制度化、可預期、科學化的數位安全治理機制，台灣才能不靠封鎖而守住自由，不靠猜忌而守住民主。這是印度已經走過的路，也是美加澳正在走的路，而台灣不應再猶豫。自由的社會，必須要有能守住自由的制度。 作者：林真心

      台灣政府研議對小紅書祭出一年期禁令，引發社會高度討論。支持者認為此舉如同在國安戰場補上長期缺口，反對者則憂心政府是否越界干預人民接觸資訊的自由，在輿論激盪之際，台灣必須釐清一個核心問題，即資訊平台已成為政治滲透的主要工具時，政府是否仍能以傳統「自由競爭的媒體市場」想像來維持資訊安全？亦或是，我們早已走入一個必須以「媒體主權」思維重新審視平台角色的時代？        小紅書作為中國大型社群平台，其營運模式並不僅是商業社群，而是深度嵌入中國的「國家—企業」治理架構。從「宣傳模式」視角來看，國家權力、媒體與市場往往形成互相支援的濾網，使訊息流通呈現系統性的偏向。此一理論在中國平台運作下被放大至國家級規模，內容審查、演算法導向與政治宣傳融為一體，輸出的是高度一致的價值敘事，而非自由競爭下的多元訊息。當這套系統跨境輸出、瞄準台灣年輕世代的生活風格、價值觀與情緒時，最大化的受益者並非台灣的資訊自由，而是某種官方意志。    因此，禁令並非簡化成「政府怕人民看見真相」的爭議，而是台灣在高度競爭的資訊戰環境中面對一個現實抉擇：是否要讓一個具有明確國家連結、且演算法不透明的平台，無監管地滲透台灣的輿論空間？尤其在小紅書上，許多資訊以生活化、軟性包裝呈現，乍看無害，實際上卻可能塑造成熟的中國敘事，媒體傳播具「議題設定功能」相符—媒體不會告訴你該怎麼想，但會告訴你應該思考什麼。當「中國多美好」「兩岸一家親式的溫柔城市行銷」「台灣政策過度嚴苛」被演算法不斷推送，受眾的議題優先序自然會被重新排序。    反對者擔心封禁可能影響言論自由，但必須釐清，言論自由保障的是言論者與受眾，不保障特定平台的營運權。民主國家限制平台並非國際孤例。美國因國安疑慮針對 TikTok 展開立法；歐盟則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國家介入平台提出嚴格規範。台灣身處前線，若仍以和平時期的觀念看待資訊平台，等於自我降低免疫力。禁令不是禁止人民接觸中國資訊，而是要求該資訊必須在可監管、透明的環境中流通。人民仍然可以閱讀中國報導、使用 VPN、追蹤公開資訊，只是不能讓一個不透明且具有國家意識形態目標的平台直接進入台灣社交生態。        至於是否會刺激對岸，答案是肯定的，但不必然是負面。資訊主權本就是國家正常行使的範疇，中國對 Google、Facebook、YouTube 的全面封鎖已行之多年，從未因此降低其外交或軍事行為。若台灣因懼怕反應而自我審查，反而會讓對岸訊號更清楚：施壓有效，台灣會退讓。台灣在國防、經貿、外交上都能堅持立場，在資訊安全上更不應例外。        禁令的利弊確實存在。短期內，年輕族群生活資訊的來源會被迫轉移，部分使用者可能感到不便，甚至指責政府干預自由。然而，中長期來看，此舉能迫使台灣重新建立對社群平台的審查框架，推動更透明的外來平台規範，並刺激本土社群生態發展。正如媒體理論中所指出，資訊環境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權力競逐的結果。台灣若不主動塑造自己的資訊空間，最終將被他國敘事所重塑。封禁小紅書不是「封鎖言論」，而是「封鎖對岸政府透過商業包裝進行的意識滲透」。是對人民權利的保護，而非削弱。更重要的是，這是台灣在面對新世代資訊戰時，第一次用政策展現自我防護能力。當資訊平台已是國安前線，民主必須不止守住開放，更要守住不被操控的自由。這場辯論能讓台灣社會更清楚地意識到資訊主權的重要性，那麼小紅書禁令不只是封鎖，而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開始。  作者 / 風林火山

台灣擁有超過300萬用戶的中國APP「小紅書」遭內政部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封鎖一年。消息一出，在野黨立刻膝反射式地跳腳，高喊「言論自由已死」，甚至拋出「詐騙才兩億，又不是最大宗」這種護航言論。這種邏輯之荒謬，不僅無視國際趨勢，更暴露了嚴重的雙重標準。 首先，小紅書被禁的原因在於，涉詐嚴重且態度傲慢。早在10月，政府便要求改善，整整52天過去，小紅書選擇「已讀不回」，無視台灣法規。反觀Meta、Google、LINE甚至TikTok，都在48小時內配合改善。面對這種「史上首見」的囂張，封禁只是剛好而已。 平日在國會殿堂上，痛罵政府「打詐不力」、痛批台灣是「詐騙之島」最大聲的在野黨立委卻對一個拒絕配合防詐、放任詐騙滋生的平台談起「言論自由」，甚至還拿「詐騙金額才兩億」來護航。 在國民黨立委眼中，「兩億」不過是小數目，受害者的血汗錢不值一提。這種邏輯與國民黨立委翁曉玲近期提出「公務員貪污五萬元以下不罰」的修法邏輯如出一轍。貪污五萬元都可以被視為「微罪」而免責，那「兩億」不過是把四千個「合法的五萬元」集合在一起罷了。 當立委帶頭告訴大眾「罪惡可以用金額多寡來量化」，當貪污可以因為「錢少」而被原諒，我們又有什麼底氣去指責詐騙集團的猖獗。 其次，當全球都在防堵資安破口時，在野黨卻試圖將此案操作成民進黨政府的「意識形態審查」。對中國APP的疑慮與反制，早已是國際共識。 美國多個州政府早已禁止在公務設備上使用TikTok和小紅書等中國應用程式；澳洲、加拿大、歐盟也紛紛對具有中資背景、可能洩漏個資或成為詐騙溫床的軟體祭出禁令或嚴格審查。各國政府都在為了國家安全與國民財產築起防護網，蔣萬安市長以「要對臺灣民主與年輕人有信心」為由為中國護航。 最後，只要議題涉及「中國」，在野黨永遠站在臺灣民意的對立面。 當中國築起高牆，封鎖臉書、Google、YouTube，讓十幾億人活在資訊鐵幕裡時，我們從未聽過在野黨為了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發出一聲怒吼；當中國利用防火牆屏蔽台灣的聲音時，在野黨也從未指責過北京當局。然而，當台灣為了保護國民財產安全，依法處置一個違法且傲慢的中國APP時，在野黨卻突然化身為「言論自由捍衛者」。 在野黨最愛批評執政的民進黨是「綠色恐怖」，卻總有餘力幫忙中國小紅書捍衛言論自由，幫忙中配護航雙重國籍，民進黨的「恐怖」真的讓在野黨太過於「從從容容」了。 作者：秦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