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日據時代的台灣建築 (三)

承：日據時代的台灣建築 (二)

17. 台灣步兵第一聯隊 (台北中山南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17

 

18. 台灣軍司令部建於1920年，位於博愛特區的博愛營區，就是以前的警備總部，後來移為海巡司令部之用，現在則為國防部本部使用中，被列為台北市市定古蹟。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18

 

19. 台灣博覽會於1935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舉行，以紀念始政四十周年，展期共50天，博覽會場有四處，39個展覽館，規模足以媲美當時歐洲的萬國博覽會，估計台灣有三分之一的民眾參觀過。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19

 

20. 台灣總督府是台灣日治時期的最高統治機關，該建物自1912年6月1日開工，於1919年3月完工，歷時8年，耗費281萬日圓，即現在的中華民國總統府。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20

 

21. 台灣總督官邸於1901年建造完成，是供台灣總督居住，以及宴請貴賓、皇族的地方，戰後改為「台北賓館」，為國家招待所，專門接待國賓或舉辦慶祝活動，為中華民國國定古蹟。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21

 

22. 本派本願寺台北別院，又稱為東本願寺，建於1936年，是當時台灣唯一的印度教風格建築，舊址為現獅子林商業大樓、六福西門大樓與誠品書店。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22

 

23. 日本陸軍飛行第八聯隊於1927年進駐屏東，現在為空軍屏東基地。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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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棒球之所以被稱為「國球」，不是因為單一場勝利，而是因為它在不同時代反覆完成同一件事：把分散的社會情緒，凝聚成可被全民共享的故事線。這條故事線起點常被追溯到日治時期的校園棒球。1931年嘉義農林（嘉農）奪下台灣高校冠軍、代表赴日參與甲子園，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既定印象，讓棒球首次成為跨地域的公共事件。 第二個關鍵節點是1968年的紅葉少棒。紅葉以7:0擊敗來訪的日本關西選拔隊，被視為引爆台灣少棒熱潮的象徵事件；更重要的是，它把「打球」與「被世界看見」綁在一起，形成長期的國族型運動想像。後續台灣在世界少棒舞台長期強勢，甚至出現連霸與大量冠軍的歷史記錄，讓棒球在家庭與校園成為可複製的榮耀路徑。 第三個節點是職業化與媒體化。中華職棒於1989年成立，1990年代在解嚴後的社會氛圍中快速累積觀眾與城市認同，棒球從「學生競技」變成「週期性的大眾娛樂與地方認同」。職棒讓球員養成、球迷文化、轉播敘事與商業資源形成閉環，棒球因此具備「長期供給」而非「偶發激情」。 把這條歷史放回2026年WBC，就能理解為何「被淘汰仍被記住」並不矛盾。台灣在分組賽開局0:3負澳洲，澳洲靠Robbie Perkins兩分砲與Travis Bazzana全壘打建立差距；接著對日本0:13遭提前結束，顯示面對頂級投打體系時，攻擊端破解能力仍不足。 但第三戰14:0大勝捷克，與第四戰延長十局5:4擊敗韓國，形成典型的「韌性敘事」：先在強隊面前暴露缺口，再用調整與壓力承擔把戰線拉回可控區。對韓一役中，陳傑憲以代跑身分在突破僵局制下衝回致勝分，終結台灣在WBC對韓長期劣勢的心理包袱，也把「國球」最核心的情緒價值重新點燃。 最殘酷也最具教育意義的，是淘汰方式。分組出現三隊同為2勝2敗時，以失分與相關計算決定晉級，使台灣即使打回勝率仍無緣八強。這提醒台灣棒球下一步不能只靠「爆發的勝場」，而要把短期盃賽需要的要素制度化：更穩定的打線對位策略、對不同投球型態的情蒐與應對、以及更厚的中繼後援深度，降低單場失分波動在賽制下被放大的風險。 台灣棒球成為國球的原因，從來不只是輸贏，而是它在每次挫折後，都能逼迫體制與社會做一次升級：從嘉農的跨族群隊伍想像、紅葉的全民動員、少棒的國際舞台、職棒的長期供給，到2026 WBC呈現的「在高壓賽制下如何把細節變成常態」。這支隊伍的價值不在於被淘汰，而在於把問題具體化到可以被修正的層級，讓下一次的「國球敘事」不是靠運氣，而是靠可複製的結構能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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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咽喉遭鎖！伊朗「彈性封鎖」荷莫茲海峽，台灣4月電價的壓力測試怎麼看

荷莫茲海峽一旦被卡，市場反應永遠比外交快。路透指出，在美以與伊朗衝突升溫後，伊朗以「大幅阻斷」海峽航運作為施壓手段，美國則呼籲多國協助維持通行，顯示海峽已被納入戰略博弈工具箱。 這種情境對台灣的意義，不是「會不會缺電」的單點恐慌，而是「成本傳導」與「電價決策」的系統壓力測試。 所謂「封鎖鬆動」更像「彈性封鎖」。伊朗破例放行兩艘印度旗液化石油氣油輪通行，被外界視為選擇性放行與分化策略：既維持掌控權，又避免把所有亞洲進口國推向同一陣線。 但對市場來說，重點不在放行幾艘船，而在風險溢價是否常態化：航運保費、繞行成本、即期LNG運價與油價波動會先進到採購成本，再逐步擠壓發電與物價。 台灣對這種外生衝擊特別敏感，因為電力結構仍高度依賴火力。台電2025年系統發電結構顯示，火力占比逾八成。 一旦國際燃料上行，台電的燃料成本壓力會快速累積，而4月又是電價檢討的政治時間點。只是，最新消息顯示，經濟部已拒絕台電「先凍漲、6月再開臨時會」的方案，並讓外界預期4月電價先維持不變，等成本與補貼機制再評估。 這代表短期內「電價不動」不等於「壓力消失」，而是把壓力留在台電財務與後續審議。 從風險管理角度，荷莫茲海峽事件對台灣的衝擊路徑其實很清楚：第一段是採購與運輸成本上升；第二段是台電成本回收不足導致虧損擴大；第三段才是電價、補貼與通膨的政策選擇。近期官員對外釋放「LNG船期仍可確保、無需恐慌」的訊號，重點在穩定預期，但它也同時承認電價最終仍需交由電價審議機制決定。 真正的考題在「最後一哩路」：當地緣衝突把燃料成本變成常態波動，台灣若仍以高比例進口燃料支撐基載，就會反覆面臨同一個選擇題——電價上調引發民怨，或凍漲讓台電財務惡化、再由公帑補洞。要降低4月、10月這種週期性壓力，解方不在喊口號，而在把能源韌性做成可執行的結構：擴增可調度儲能與需求面管理、提高多元採購與長約覆蓋率、加速電網韌性與備援容量，並把「成本傳導規則」講清楚，讓社會知道何時由用電端分攤、何時由政策補貼吸收。荷莫茲海峽的彈性封鎖只是提醒：台灣的能源安全不只在海上航道，也在電價制度能否承受外部衝擊而不失真。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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