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新科立委上任，國會席次雖未劇烈翻盤，政治氣氛卻明顯升溫。外界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這批新人是否能帶來政策創新，而在於他們是否會成為推動總統彈劾的「關鍵齒輪」。當預算杯葛、人事案或總統彈劾再次被端上政治餐桌，問題早已不只是算票數，以對我國憲政影響最大的總統彈劾案說起，彈劾案於憲政設計中屬於極端例外，其門檻之高，本意即在防止國會將其日常化。惟國會原本的對立結構，因新科立委的加入而更趨於「反執政聯盟化」，彈劾案在政治上或許更容易被提出、被討論，甚至被用來作為談判與施壓的籌碼。換言之，新人未必增加彈劾成功的法律可能性，卻提高了彈劾被頻繁「點名上場」的機率。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人數變化，而是代表性與責任性的錯位。從民主理論來看，代議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選民授權與政治責任之間的連結。新科立委固然是合法就任，但其政治能量、社會信任與公共審議經驗，仍處於累積階段。當這樣的立委被推到憲政責任最重的舞台上，參與是否要動用彈劾權的判斷，其決定自然更容易被解讀為政黨立場的延伸，而非經過充分審議後的憲法良知。       在學理上，這牽涉到「憲法守護者」角色的誤置。憲政體制中，國會確實負有監督行政、甚至在極端情形下啟動彈劾的職責，但這項權力的性質，並非政治攻防，而是制度性自我防衛。德國公法學者早已指出，類似彈劾或違憲審查的機制，必須遵守最後手段性與比例原則，否則將導致權力分立的功能性崩解。若新科立委在政治動員氛圍下，將彈劾視為表態工具，國會就從憲政守門人，退化為政治擴音器。         對我國憲政秩序而言，這樣的趨勢至少帶來三層影響。首先，是彈劾制度「工具化」，當彈劾不再針對總統有具體違憲行為，而是成為政治對抗的象徵性語言，其制度威信勢必下降。其次，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結構性惡化。行政權在高度政治化的監督環境下，容易轉向防禦性治理，重大政策因預期政治風險而裹足不前，最終損害的是整體公共利益。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人民對憲政制度的信任流失。社會逐漸將彈劾視為「每屆國會都會玩的扮家家酒」，真正需要啟動制度時，反而可能失去社會動員的正當性。          有趣的是，民眾黨一向以「超越藍綠、理性問政」自我定位，新科立委理應是其形象更新的最佳載體。然而，若上任伊始便被捲入彈劾政治秀，不僅難以建立獨立的政策輪廓，還可能被社會視為既有對抗政治的延伸版本。這對民眾黨本身而言，是角色認同的考驗；對國會而言，則是功能定位的危機。         回到憲法本身，彈劾制度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讓國會證明自己有多憤怒，而是為了在民主失靈的極端時刻，提供一條制度化出口。新科立委是否能理解這一點，將直接影響未來國會政治的品質。若只是新人上場、劇本不變，那麼所謂的新格局，不過是換了一批演員，繼續消耗同一套憲政信用。民主需要更新，但更新不等於躁進。對新科立委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是否敢配合黨意，既然內規他們僅可在位兩年，而不瀟瀟灑灑走一回、做一回真我，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政績。  作者 / 風林火山

立法院近期提出的助理費除罪化修法，引發助理工會、勞權團體與社會輿論高度關注。這並非單純的助理聘僱流程調整，而是挑戰立法透明與公款專用的核心原則。草案將助理費從專款專用轉為立委可自由運用的統籌經費，且不再要求提出檢據資料，社會對其意圖與後果高度關注。 此法案爭議巨大，不僅外界質疑可能替特定人士解套，更關鍵的是它打破了公款專用的制度紅線。助理費原本用於聘僱與照顧助理，一旦變成立委可自由支配且無需核銷，其性質將從公務用途轉為個人可支配資源，原本應支付助理薪資與福利的經費將轉移到立委手中。 若修法通過，立委每月除了本薪之外，還能掌控六十萬元助理費。免除核銷後，立委可支配的財務空間大幅增加，實質收入甚至可能超過國家元首。這筆公共經費將名正言順成為立委的私房錢，不僅改變民代薪酬結構，也衝擊人民對國會廉政的期待。同時，助理費原本保障薪資、健檢與基本福利，防止雇主任意挪用經費。若經費完全交由民代自由支配，助理的保障將落入雇主個人決定之下，薪資與福利可能因此受到直接衝擊。 勞權團體警告，修法可能損及整體公部門的勞動環境。公費支用必須可查可驗證，若國會先行放寬制度，將造成不良示範，使勞動保障失去制度基礎，也可能成為其他單位比照的理由，導致保障全面失衡。 民主制度建立在透明、負責與可監督原則上。助理費制度固然存在行政繁複與彈性不足，但改善應朝向更高公開標準與完善勞動保障，而不是削弱監督或消除法律責任。若國會倒退，民眾對民意代表的信賴將大幅下降，公共治理將付出長期代價。 助理費爭議揭示的不僅是助理薪資與福利保障制度的瑕疵，更關乎國會是否願意接受規範與檢驗。國家財政資源來自全體國民，使用應遵循公開與問責原則。面對外界疑慮，最重要的不是強調改革善意，而是展現對監督制度的尊重與決心。若國會無法回應，民主社會對公共權力的信任將動搖，制度正義與公共信賴將付出沉重代價。 作者：魏世昌

暌違九年，國共智庫論壇在北京死灰復燃。這場大戲，國民黨主席鄭麗文高呼「九二共識不可怕」、副主席蕭旭岑疾呼「兩岸合作賺世界的錢」，但糖衣裡面包裹的卻是無視國際地緣政治現實、企圖將台灣重新鎖進中國經濟牢籠的劇毒。 首先，蕭旭岑在致詞中拋出一個驚人的論點，不要讓外國「漁翁得利」掏空台灣。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典型的中共大外宣邏輯。將美日歐等民主盟友視為「掠奪者」，將對台部署千枚飛彈的中共視為「家人」。 事實上，誰在掏空台灣？過去三十年，是誰利用廉價勞動力與土地誘使台商西進，隨後以「騰籠換鳥」、強迫技術轉讓、反間諜法逮捕台籍員工，將台灣的資本與技術吸乾抹淨？正是中國。如今，當全球供應鏈正在重組，台商對中投資佔比從2010年的83.8%雪崩式下跌至2025年的3.75%時，國民黨卻要台灣人回頭去擁抱那個已經產能過剩、經濟通縮的市場。這不是「賺世界的錢」，這是去幫中國經濟「填坑」。 其次，國共兩黨煞有介事地發表了「十五項共同意見」，細看內容，不僅了無新意，更是充滿算計。所謂「推動兩岸人員往來正常化」，完全是倒果為因。陸客不來、陸生中斷，始作俑者皆是北京。中共將觀光客當作政治水龍頭，想開就開、想關就關，如今國民黨卻配合演出，彷彿障礙是台灣政府設下的一樣。 更危險的是「加強新興產業合作」與「人工智能結合製造」。在中美科技戰白熱化的當下，美國正全力圍堵中國取得高階晶片與AI技術，國民黨此時倡議兩岸科技融合，無異於要將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推向美國制裁的火坑，讓台灣成為破口。這不是產業升級，這是要把台灣的護國神山群變成中共突破科技封鎖的墊腳石。 再者，針對鄭麗文高呼「九二共識沒有這麼可怕」，呼籲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接受之，這不僅是天真，更是對國際局勢的無知。九二共識之所以「可怕」，在於習近平早已定調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接受九二共識，等於接受台灣是中國內政問題，等於自斷台灣走向國際的法理根基。 看看香港，當初的承諾如今安在？國民黨試圖用三十年前的模糊概念，來解決三十年後極權擴張的威脅，這就像是試圖用符水來治療癌症。鄭麗文口中的「和平」，是建立在跪地求饒基礎上的假和平；而真正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實力與國際結盟之上。 最後，跳脫中國，才是台灣的活路！國民黨始終無法建立一套「沒有中國」的生存論述，但台灣的經濟早已證明，我們有能力「立足台灣、佈局全球」。我們的半導體、AI伺服器供應鏈是世界的關鍵，而不是中國的附庸。當世界各國都在談論「去風險化」，都在將雞蛋從中國籃子裡拿出來時，國民黨卻大張旗鼓地要台灣人把頭伸進去。 台灣的未來在於走向世界，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而不是回頭去當中國衰退經濟的救生圈。九二共識已是歷史灰燼，別再試圖把它吹燃，那只會嗆傷台灣自己的肺。   作者：秦靖  

在現在這個時代，只要一打開手機，新聞、貼文、截圖就一個接一個跳出來。我們很容易在幾秒鐘之內，就對一件事情下判斷，甚至很快轉貼、留言、表態。但在學校裡，不管是公民課、閱讀理解，還是 108 課綱裡很重要的「探究與實作」，老師其實一直提醒我們一件事：事情還沒看完整之前，不要急著下結論。最近社會上發生的一則爭議，就很適合拿來當媒體素養與思辨練習的例子。 事情的起點，是賴總統在一個公開場合談到閱讀的重要性，分享自己過去在地方施政時的想法。他的原意是提醒家長，不要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擠進名校、追逐名師」，而是要讓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因為好書可以陪伴一個人很久。但這段話，後來被簡化成一句「好老師不如讀好書」，並被拿來指控成「不尊重老師」。全教總因此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在貶低教師專業。 如果只看到那一句被整理出來的話，很多人第一時間的反應，很可能就是生氣，覺得「怎麼可以這樣說老師」。但當總統府後來公開完整逐字稿後，才會發現事情其實沒有那麼簡單。原本的發言內容，並沒有否定老師的重要性，而是在談「不要過度迷信某一種升學路線」，也在肯定多數老師本來就很有使命感。這中間發生的問題，不是捏造，而是斷章取義。 這正好是一個非常典型、也非常適合拿來教的媒體素養案例。在 108 課綱裡，媒體素養不是要你記住「假訊息很可怕」，而是要你學會判斷：一則訊息是怎麼被選擇、被剪裁、被重新包裝的。像這次的例子，並不是整段話都是假的，而是只取其中一句，拿掉前後脈絡，然後直接下了一個很重的結論。這種「說一半」的狀況，在現在的公共討論裡，其實非常常見。 對學生來說，要判斷這類訊息，可以先練習幾個很實用的問題。第一，這句話有沒有原始來源？是完整發言，還是別人整理後的版本？第二，有沒有逐字內容可以對照？第三，這個指控，是建立在事實上，還是建立在某一種解讀上？這些問題，聽起來好像很像在「看新聞」，但其實跟你在國文課做閱讀理解、在社會科判讀資料時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只是把學校裡學到的能力，拿來用在真實生活中。 再來談思辨。很多人會以為思辨就是「反駁別人」，但在教育現場，我們真正想教的，是學生能不能看出一個說法中間「少了什麼」。像這次的爭議，從「鼓勵閱讀」直接跳到「貶低老師」，中間其實少了好幾個步驟。是誰做了這個連結？這個連結有沒有其他可能的解釋？這是事實，還是意見？在探究與實作課程裡，老師會要求學生把推論過程寫清楚，因為如果只有結論，卻沒有過程，那就很容易出錯。公共討論也是一樣。 如果公共空間裡只剩下情緒、標籤和立場，而沒有查證和推理，那最後往往只是彼此對罵，而不是讓事情更清楚。這也是為什麼媒體素養和思辨教育，並不是在教政治立場，而是在教一種判斷力。 在數位時代，每一個人都不只是訊息的接收者，也很可能是傳播者。你的一次轉貼、一句留言，都可能影響別人怎麼理解這件事。所以媒體素養與思辨教育，其實是在教一種責任感。不是要你什麼都不相信，而是提醒你：慢一點，看完整，想清楚。這正是 108 課綱希望學生帶走的能力之一。因為真正能陪你一輩子的，不是某一次考試的成績，而是當你面對複雜資訊時，還能保持清醒、願意思考的能力。當你願意把事情看完整，而不是只看一句話，其實你就已經在練習，成為一個成熟、有判斷力的公民了。 作者：潘威佑 (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