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每逢除夕必看央視春晚，當「難忘今宵」的旋律如幽靈般在客廳響起，央視春晚確實出現不少經典節目。但隨著央視製作春晚節目受到政治監督愈大，導致中國當代的家庭空間正經歷著一場無聲的割裂：長輩們守著那台被戲稱為「電子壁爐」的電視機，看著紅大綠的歌舞昇平；而沙發另一端的年輕人，則低頭在手機的方寸螢幕間尋求多巴胺的庇護。曾幾何時，央視春晚曾是全球華人的「精神年夜飯」，是定義「中國年」的最高權威；如今，它卻逐漸淪為一場「領袖滿意、演職人員自嗨、觀眾尷尬」的國家級大型公關工程。 春晚的衰敗，絕非單純的審美疲勞或技術落後，而是一場權力意志對大眾娛樂過度規訓後引發的必然反噬。回顧1980年代的春晚，那是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解凍的產物。當時的節目如李谷一的《鄉戀》能引發全民共鳴，是因為它觸碰了人性與情感的邊緣。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收緊，春晚的定位發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它從一個「與民同樂」的綜藝晚會，演變成了一項面向權力的「年度數值報告」。在當前的生產機制下，春晚不再是一個面向消費者或觀眾的產品，而是一個撤頭撤尾的2G（To Government）工程。 導演組的首要任務不是「好看」，而是「不出錯」。每一句台詞、每一個笑點在登台前都要經過層層審核，這種「安全第一」的官僚思維，導致了內容的極度平庸化。當喜劇小品不再諷刺官僚主義、不再解構權威，轉而淪為「催生、催婚、歌頌苦難」的政策宣講工具時，它便失去了喜劇的核心靈魂——冒犯與反叛。年輕世代拒絕看春晚，本質上是拒絕那套包裹在笑聲下的、充滿傲慢色彩的教化邏輯。春晚的另一個致命傷，在於其根深蒂固的「北方中心主義」。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春晚試圖將中國廣袤版圖上的多元文化，強行壓縮成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村落」。 春晚構建了一個「無窮社會」的烏托邦。螢幕上是別墅豪車、和諧鄰里與溢出螢幕的幸福感。然而，這與許多年輕人面對的現實，例如：高房價、就業焦慮、內卷、以及經濟下行帶來的生存壓力，皆構成了劇烈的認知失調。事實上，當外送員、快遞員或所謂的「打工人」在現實中忍受著勞動異化，回到家卻看到電視裡那些「懸浮」的、穿著光鮮亮麗的演員在表演「快樂的農民」或「滿足的勞工」時，產生的不是慰藉，而是被冒犯。這種強行營造的「盛世感」，本質上是對普通人痛苦的冷漠。當文藝作品切斷了與現實土壤的臍帶，它就成了一朵蒼白的塑膠花，好看卻毫無生機。 春晚試圖用一道「大鍋飯」餵飽十四億人的野心，在去中心化的技術浪潮面前顯得既陳舊又可笑。年輕人不再是受眾，而是參與者；他們不再需要被定義如何過年，他們正用「腳（或是滑動的手指）」投票，逃離這座封閉的意識形態宮殿。央視春晚的衰落，象徵著一個「大一統敘事」時代的終結。當一個文藝標竿不再敢於面對真實的社會創傷，不再願意尊重多元的文化差異，而是執迷於服務權力意志與營造虛假繁榮時，它的邊緣化是歷史的必然。試想：當中國年輕人的「不愛看」，不僅是對一台晚會的拒絕，更是對那套傲慢、僵化且不接地氣的權力邏輯的集體告別。 在未來的除夕夜，電視機或許依然會開著，但那僅僅是因為「習俗」的殘溫，而真正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創造力，早已在螢幕之外的曠野中野蠻生長。隨著央視春晚節目因政治介入導致節目慢慢脫離娛樂的核心，台灣到底有多少家庭在除夕夜收看央視春晚？本身也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作者：林真心

台灣詐騙之所以長期猖獗，原因不是「民眾太笨」或「警方不做事」，而是詐騙已經進化成跨境、分工、數據驅動的黑色產業鏈，並且精準卡住台灣的高流量金融環境、通訊平台生態與法律執行落差。當犯罪可以低成本大量嘗試、被抓成本相對可控、而且資金回收速度極快，詐騙自然會變成最「划算」的犯罪型態。 第一個核心原因是詐騙產業鏈完整，從「引流—洗腦—收款—洗錢—分潤」高度分工。台灣常見的投資詐騙、假檢警、解除分期、交友詐騙或假網購，本質上都不是單一人行騙，而是由不同角色接力：前端用廣告、假老師、群組、釣魚簡訊或社群私訊引流；中段用話術腳本與心理控制建立信任；末端由車手、收水、第三方支付、虛擬貨幣或境外帳戶完成收款與轉移；最後由洗錢節點把金流切碎、分散、跨境匯出。這種分工讓每個環節都像可替換的零件，個案被破也能迅速補位，整體效率不會崩。 第二個原因是台灣金融與支付環境便利，提供了詐騙需要的「高頻轉帳能力」。快速轉帳、即時入帳、多帳戶管理、第三方支付與便利的ATM提領，使得詐騙得手後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多段轉移，拉高追金難度。更重要的是，詐騙不需要每次都成功，只要大量發送訊息與廣告，靠極低的邊際成本換取少量高額成功案，就能覆蓋失敗率。 第三個原因是通訊與社群平台成為詐騙的「最佳投放渠道」。詐騙集團不必自建技術系統，只要依賴通訊軟體、社群平台、短影音與搜尋廣告，就能用演算法找到目標受眾。假投資常透過「名人代言」假圖、假新聞連結、投放到中高齡族群的內容版位，再把人導入封閉群組，利用群體壓力與假獲利截圖完成洗腦。平台治理與下架速度如果跟不上，詐騙就能像病毒一樣複製擴散。 第四個原因是跨境化讓偵辦成本上升。大量詐騙機房、金流節點與話務中心不在台灣境內，甚至在多個司法管轄區分散。警方即使掌握線索，也常只能先抓到「車手」或末端節點；而幕後主嫌、機房與資金終點在境外，使得刑事司法需要跨國協作、證據調取與引渡，時間與成功率都不理想。詐騙集團因此能把高風險環節外包到海外，降低被一網打盡的機率。 第五個原因是法律與執行存在「不對稱」：詐騙更新太快，制度反應太慢。詐騙劇本、平台與金流工具迭代速度以週為單位，但立法修法、跨機關協調與數位證據程序常以月或年為單位。刑責設計若無法有效提高「主犯與組織者」成本，而末端又不斷有人補上，整體威嚇效果就有限。民眾在新聞中看到「抓了很多車手」，但體感仍是詐騙不斷，正反映打擊點未能長期壓住產業鏈上游。 第六個原因是台灣的社會心理與生活壓力，提供了詐騙特別好用的切入點。投資詐騙利用的是對通膨與退休焦慮的恐懼；交友詐騙利用孤獨與情感需求；假檢警利用對司法與權威的畏懼；解除分期利用怕麻煩與資訊不對稱。詐騙話術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不攻擊理性，而是攻擊情緒：緊迫、羞恥、恐懼、貪念與面子。只要把受害者推進「時間壓力」與「私密對話」場景，判斷力就會下降。 結論是：台灣詐騙猖獗不是單點失敗，而是「高報酬、低摩擦、可規模化」的犯罪模型遇上「支付便利、平台擴散、跨境阻力、制度慢反應」的結構環境。要有效降低詐騙，關鍵不是加強宣導一句「不要貪」，而是把成本結構反過來：提高上游組織者的風險、壓縮金流轉移速度、讓平台的下架與驗證變成標配、並讓被害人能更快止付與追金。沒有改變成本結構，就只會看到詐騙以新包裝持續存在。

台灣的農曆過年越來越「沒年味」，不是單一原因，而是生活系統一起換軌的結果。過去的年味建立在三件事：長時間的停工停學、家族式的集中居住、以及高度一致的儀式流程（大掃除、辦年貨、貼春聯、拜拜、圍爐、走春）。當這三個支柱同時鬆動，過年就會從「社會共同節日」退化成「個人行程中的連假」。 第一個變化是城市節奏與服務業常態營業。外送、便利商店、百貨、電商與串流讓生活不需要為過年停擺，街景也不再出現「全城歇業」的稀缺感。年貨從一次性集中採購變成全年可買，儀式性的「準備期」被拆解成平日化，心理上就少了進入節日的門檻。 第二個變化是家庭結構縮小與人口流動。小家庭、晚婚不婚、少子化與跨縣市就業，使「大家族團聚」從必然變成協調成本。長輩減少、家族核心人物不在、或親戚分散海外，傳統的拜年網絡自然萎縮；再加上照護壓力與代際價值差異，聚會更容易變成負擔而非期待，年味被「壓力感」稀釋。 第三個變化是社群媒體與旅遊取代在地走春。過去走春是社區型互動，現在更多人把連假用在國內外旅行、露營或補眠，節日記憶轉向「景點照片」而非「共同儀式」。當每個人的過年敘事都不一樣，社會層面的同步感就下降。 第四個變化是儀式退潮與環保、健康、宗教觀念的轉型。減香、減紙錢、簡化祭祀、甚至不再拜拜，讓過年少了可見的符號密度；同時紅包電子化、轉帳取代現金、春聯與年菜外包，也削弱了「親手完成」帶來的節日實感。儀式一旦變成外包服務，節日就容易像消費品，而不是家族共同創作的作品。 年味不是「要不要熱鬧」，而是「社會是否同步」與「家族是否有共同儀式」。要找回年味，不必復古，而是重建幾個低成本但高同步的固定動作，例如同一時間的圍爐、固定一句祝賀、固定一個家庭小儀式。只要能讓多數人同時做同一件事，年味就會回來。 作者：千水默內

陸劇《太平年》以五代十國末期吳越國「納土歸宋」為敘事核心，試圖把一段政治整併史改寫成「和平統一」的典範，並用華麗古裝與宏大敘事，把軍事威懾、權力收編與中央集權的代價，包裝為「民心所向」「歷史必然」與「太平盛世」。劇中反覆鋪陳「天下苦亂久矣」的情緒，把北宋的壓力轉譯成王者之師的救贖，進而剝奪地方政權的主體性，將吳越王錢弘俶塑造成道德楷模：為蒼生福祉主動「認祖歸宗」，以退為進、捨家為國。這套敘事的政治訊號極清楚：歸附中原不是投降，而是保留地方文化、換取永久和平的最優解。當古裝外殼被灌入現代政治語境，觀眾接收到的就不只是歷史劇，而是以古喻今的「大一統」宣傳模板。 問題在於，這個「太平」在史實裡從來不溫柔。史書呈現的是更殘酷、更現實的權力邏輯：錢弘俶歸宋後名義受封，實質卻形同被控制；其結局在權力更迭下充滿疑點，甚至被視為必須被消除的不穩定因素。更沉重的代價則落在南方百姓身上：吳越近百年累積的財富在統一後被迅速抽調，成為北方政治中心的財政燃料，支撐中央集權與邊防支出；「保境安民」的承諾在稅賦重壓與行政接管下轉成地方主體性的消融。也就是說，所謂盛世往往是中心政權的凱歌，卻可能是地方經濟精華區的哀鳴。當戲劇用情緒與符號把「雙贏」寫成結論，史實卻提醒觀眾：在絕對權力面前，地方自治與和平承諾常是可隨時背棄的工具性語言。 《太平年》引爆爭議的關鍵，反而在於它過度直白地投射政治意圖，導致敘事產生反噬。當兩岸觀眾開始把「納土歸宋」與當代「和平統一」對照，討論焦點自然會從劇方想傳遞的統一正當性，轉向更敏感的議題：統一的代價、地方被收編的後果、以及權力集中後承諾如何失效。更尷尬的是，劇中對戰爭殘酷與統一代價的渲染，可能在政治上形成「無意洩漏」：它一面要宣傳太平，一面又不得不呈現威懾與血淚，使觀眾更容易沿著史實去追問錢氏結局、南方賦稅與資源轉移，讓原本想做成統戰教材的作品，反倒成為反思集權代價的引信。在資訊透明的環境下，觀眾對宏大敘事的免疫力上升，當討論方向失控，停播或冷處理便成為最便宜也最常見的風險止血方式；「檔期衝突」這類技術性理由，往往只是政治內容風險管理的遮羞布。 《太平年》的熱議與停播，表面是影視排播事件，實質是一次對「和統敘事」的壓力測試：當宣傳試圖用千年前的「納土歸宋」神話，替今日的統一話語提供道德與歷史外衣，史實裡難以美化的犧牲就會回頭拆穿包裝。所謂太平若是被強加的秩序，或成為用武的藉口，那麼被抽離的地方主體性、被轉移的資源、以及被抹平的代價，終究會在更廣泛的公共討論裡浮現，讓「太平」兩字成為反諷而非結論。 作者：風林火山 被法律耽誤的歷史研究者，他愛好古今中外歷史、心懷鄉土，以熱忱的心、理性頭腦為台灣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