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以色列持續聯手軍事打擊伊朗，美國總統川普近日於社群平台發文表示：「到目前為止，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產出國，所以當油價上漲時，我們會賺很多錢，但是，對我身為總統而言，更重要且更值得關注的是，要阻止伊朗這個邪惡帝國擁有核子武器，摧毀中東甚至全世界。我永遠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伊朗的海軍已經消失，他們的空軍不復存在，導彈、無人機和其他一切都被摧毀，他們的領導人已經從地球上被抹去。我們擁有無與倫比的火力，無限的彈藥，以及充裕的時間——看看今天這些瘋狂的卑鄙小人會發生什麼。他們在全世界殺害無辜的人已經47年了，而現在我，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第47任總統，正在消滅他們。能夠這樣做是多麼偉大的榮譽！」，顯見川普亟欲徹底消滅伊朗的核威脅與革名衛隊及其代理人對區域的威脅，重塑有利美國的中東秩序。然而，高強度的火力縱可取得戰場上的優勢，但重塑地緣秩序卻不能單靠戰機與飛彈。        在美以對伊朗進行長達10餘天的密擊空襲後，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及主要領導層遭斬首，正規海空軍幾乎癱瘓，伊斯蘭革命衛隊分散各地的指揮部卻反常地發射彈道飛彈及無人機，無差別地攻擊周邊海灣國家，除境內的美軍基地外，連機場、高級酒店等民用設施都受波及，此種瘋狂攻擊行徑導致伊朗失去海灣國家的支持；日前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的舉動，阻礙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導致油價飆升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也激怒了德黑蘭的「全面戰略夥伴」：北京，因為中國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德黑蘭在受美以重創下不尋求停火，還擴大衝突得罪關鍵盟友與鄰國，如此決策模式乍看之下實難以理解，然而美國國務卿盧比歐今年2月16日就點出了伊朗特殊的決策考量：「我們面對的是激進的什葉派神職人員，他們的決策是基於神學考量，而非地緣政治考量。」，此神學考量係指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末日神學觀」，什葉派相信第12代伊瑪目馬赫迪在西元874年隱遁後並未逝去，而是等待真主的命令出現，會在世界末日時重返人間，與耶穌聯手糾正世間的不公與壓迫。 而伊朗什葉派針對「末日神學觀」可分為兩派，其一是「安靜主義」派，主張靜待馬赫迪到來，且避免在馬赫迪回歸前干涉世俗政治，而應專注信仰生活；另一派則是「末日加速主義」派，是激進的什葉派神學分支，主張透過製造戰爭或混亂加速馬赫迪回歸，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建立了「法基赫的監護」體制，即由最高領袖（如哈米尼）代理馬赫迪管理世俗事務，成為以此神學思想作國家根本的神權政體 ，主張核武、武裝代理人網絡都是製造末日來臨的必要手段，且視美國、以色列為馬赫迪回歸的障礙，必須予以除去，故伊朗於當今之勢自會持續對抗美國及以色列，擴大戰亂加速末日到來。 美國靠空中力量固然可以「斬首」德黑蘭的核心高層，也可以「炸毀」軍事設備，但無法「消滅」極端的宗教信念，達成川普所說的避免伊朗成為中東區域威脅，縱美國派遣地面部隊進駐，面對數十萬「欲製造末日到來」及具極度反美情緒的革命衛隊及其轄管的巴斯基民兵組織，只怕將陷入比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更深的泥淖。 而歐洲國家本已普遍擔心本次戰事會帶來難民潮與能源危機，故未如俄烏戰爭爆發時堅定站隊美國，給中國偌大的操作空間，屆時若戰事邁入長期化，導致難民潮與油價飆破天際，中國勢將美國貼上「區域和平破壞者」的標籤，進而在能源、經濟與難民問題上繞過美國，逕與歐洲建立協商平台，分化美國為首的同盟陣營，嚴重侵蝕美國自二戰以來建立的全球領導地位。         欲使伊朗不再成為美國在中東的地緣威脅，美國除透過軍事打擊讓伊朗「去核化」（無力發展核武）、「去軍事化」（摧毀伊朗彈道飛彈能力、無人機生產與代理人武裝力量）及「去能源封鎖化」（瓦解伊朗對荷姆茲海峽的封鎖）外，更核心也更根本的關鍵是需對伊朗神權政體進行「去宗教化」，避免極端神學思想持續主導伊朗的國家發展。 因此，美國應避免把伊朗內部的神職人員都推向對立面，而應利用「安靜主義」派與「末日加速主義」派的教義分歧採取「分化招降、神俗分離」的策略，暗中招降與扶持伊朗內部主張「安靜主義」的神職人員，強化「神學不應干涉世俗政治」的輿論聲量，從神學角度解構神學政體的統治正當性，推動神學回歸經典研讀與信仰生活的行動，剝除伊朗高層的激進派神職人員透過革命衛隊對內強力鎮壓，對外扶持代理人網絡的「神學基礎」，促使伊朗高層的激進派神職人員將世俗權力交還官僚體系。 當伊斯蘭共和國成為將神學回歸清真寺與學院，不再對外投射力量的世俗化政權，白宮與德黑蘭方有談判合作的空間，美國才能終結長達47年的中東地緣威脅，並避免油價失控與難民危機分化美歐同盟，也更能投注資源在印太地區對抗中國的擴張。 作者：王昱培

2026年3月的台海表面看似「騷擾頻率放緩」，實際卻更接近一種高效率、低成本、可長期維持的灰色地帶鎖島模式。台灣國防部近期通報的共軍機艦活動再度升高，顯示擾台並未結束，而是在節奏與手段上重整。此時中東戰火牽動荷莫茲海峽航運風險與油價，讓北京同時獲得「印太注意力被分散」與「能源恐慌可被利用」兩個槓桿。 第一個趨勢是「量感下降、質量上升」。過去以大量有人戰機跨越中線作政治示威，如今更常見的是用長航時無人機與分段接力的監偵節奏，持續刷新台海日常化的戰場圖像。這類無人機繞飛、長時間盤旋的戰術，目的不只在宣傳，而在建立海空情蒐的固定航線與資料庫，逐步把海峽中線從政治界線磨成「可忽略的背景」。灰色地帶研究與對台觀察也一再指出，北京近年更偏好「可否認、可持續、可累積」的混合手段，而非一次性高峰。 第二個趨勢是北京對美伊衝突採取「冷眼旁觀的戰略機遇論」。在荷莫茲海峽危機下，國際航運組織與多家外媒都提醒，即使有護航或軍事護送，也無法保證航道安全，且長期不可持續。更關鍵的是，美國部分全球兵力與戰略資產被報導正在向中東調整，亞洲盟友因此出現「印太空窗」焦慮。對北京而言，這不是要立刻把台海推向熱戰，而是更適合用較低烈度的方式做壓力測試：測美軍反應時間、測盟友政治意願、測台灣社會對長期緊張的耐受。 第三個趨勢是中國對台計算從「閃電戰想像」更偏向「窒息戰操作」。當全球已被中東能源與航運波動牽動，台海若再出現封控或高強度演訓，將引發供應鏈與保險成本的跳升。北京可以把「全球共傷」當成心理武器，暗示外界介入代價過高；同時在軍事上，透過無人機、海警、海空聯合巡弋，把「封鎖演練」拆成日常片段，讓外界難以界定哪一天才算真正的升級。這正是典型灰色地帶的勝利條件：不靠一次決戰，而靠日復一日改寫既成事實。 結論是，2026年3月的台海更像「沉默的威脅期」。頻率的表面起伏不等於風險下降；相反，當手段更省成本、更常態、更依賴無人化與情蒐化，台灣面臨的是更長期、更難以靠情緒動員解決的戰略消耗。中東戰火提供了北京更好的外部環境：全球注意力分散、能源與航運焦慮升高、盟友對派兵護航猶豫。台灣要對抗的，不是某一個高峰事件，而是「高效能鎖島」的長期工程。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近來彰化謝家姊弟之爭浮上檯面，從豪宅開箱、家族失和，到誰要代表國民黨角逐縣長，外界看到的看似只是地方政治人物的家務事，但對許多彰化選民而言，這其實早已不是單純的姊弟不合，而是一整套地方家族政治長年壟斷權力後，終於在鎂光燈下露出真面目的縮影。人民最不滿的，不只是誰想選縣長、誰想卡誰，而是地方公共事務、政黨提名、社會資源，彷彿都可以被少數家族拿來當成自家棋局的一部分。當一個家族長期盤踞地方政壇，從立委、議長到地方系統都有其影響力，選民自然會開始質疑：彰化到底是民主社會，還是仍活在派系分封的年代？ 謝家能在彰化長年維持影響力，靠的從來不是一次選舉的僥倖，而是數十年累積下來的家族政治資本與地方動員網絡。從上一代到下一代，政治香火不斷，地方服務、組織經營、議會實力與選舉資源彼此扣連，形成一種讓人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對部分選民來說，這或許意味著「有人脈、辦得到事」；但對越來越多在地公民而言，這種穩固並不值得安心，反而令人不安。因為當權力集中在同一家族手上太久，地方政治就很容易失去競爭、監督與更新的空間。久而久之，公職不再只是公共服務的位置，而像是家族傳承的一部分；選舉也不再是政策與理念的競爭，而變成勢力範圍與利益分配的延長線。 更讓人反感的是，這次姊弟紛爭暴露出來的，不是對彰化未來有何不同願景，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算計。姐姐想選縣長，弟弟公開反對；外界解讀，有人要保住議會與地方布局，有人要再往行政權力核心邁進。這樣的鬥爭，焦點從來不是彰化需要什麼，而是謝家下一步怎麼走，誰該進、誰該退，誰會影響誰的盤算。對基層民眾來說，最刺眼之處正在這裡：原本應該屬於全體縣民的公共討論，卻被壓縮成一個家族的內部協調問題。當地方政黨提名也被家族角力綁架，選民看到的自然不是責任政治，而是「你們又在分位置了」。這種觀感一旦形成，不只是謝家形象受損，也會拖累整個國民黨在彰化的選情與正當性。 謝家豪宅事件之所以引爆反感，也不只是因為建物本身，而是它象徵了政治人物與一般民眾生活感受的巨大落差。當多數年輕人為了房租、房價與薪資停滯而焦慮，政治人物卻以近乎炫耀的姿態展示寬敞豪宅、酒櫃、球場，甚至還能輕描淡寫地說成像是「一般家庭」，這種語言本身就足以刺痛人心。年輕世代最不能接受的，不一定只是有錢，而是那種把權勢、資源與特權生活視為理所當然的傲慢。再加上過去外界對其公共角色、體育組織治理與地方派系運作早有爭議，如今豪宅與姊弟互鬥同時浮現，自然更容易讓人產生「你們把地方當自己家的」觀感。這種情緒不只是不滿，更可能轉化為對家族政治的整體厭倦。 筆者認為當年彰化真正需要的，不是謝家姊弟誰輸誰贏，而是地方政治能不能走出「一手遮天」的舊路。民主的核心從來不是讓少數家族輪流坐莊，而是讓公共權力回到公共監督之下，讓政黨提名回到制度競爭，讓縣民有機會選擇真正代表彰化未來的人，而不是永遠在幾個熟悉姓氏之間做選擇。謝家姊弟之爭，表面上是家族內鬥，實質上卻提醒了彰化社會：如果地方政治長期被派系、家族與樁腳邏輯綁住，最後受害的不是哪一個政治人物，而是整個地方的發展機會與民主品質。彰化選民的不滿，說穿了很簡單：大家厭倦的，不只是某一個人，而是把地方當成家族資產來經營的那整套政治文化。現在該被終結的，正是這種文化。 作者：林士清

「不要跟朋友一起工作」之所以能在PTT與社群反覆引爆共鳴，原因不是大家突然變得冷血，而是職場把人際關係從「情感交換」改造成「利益結算」。朋友之間靠默契、互挺、面子維繫；公司裡靠KPI、考核、資源分配與責任歸屬運作。當兩套規則被迫疊在同一段關係上，衝突幾乎必然發生，差別只在於爆點是升遷、績效、分紅，還是誰背鍋。 最常見的崩壞機制，是「期待落差」。朋友變同事後，雙方往往帶著隱性預期：我懂你，所以你應該體諒；我們熟，所以你應該通融；我拉你進來，所以你應該站我這邊。但職場制度的運作方式，恰好要求相反：交付要可被驗收，責任要可被追溯，資源要被競標。在這種場域裡，任何「只對朋友開的特例」都會變成其他同事眼中的不公平，也會變成主管眼中的管理風險。於是朋友之間的通融，不再被解讀為情誼，而是被解讀為偏袒，最後逼得你要嘛公開切割，要嘛一起被拖下水。 第二個崩壞機制，是「資訊不對稱被放大」。朋友相處時，資訊多半是私密而不完整的，你可以用善意補洞；共事時，資訊牽涉排程、成本、決策紀錄與跨部門協作，任何不透明都會被解讀為藏招。當朋友在會議上選擇不把你納入關鍵資訊、或你不得不對他保留某些內容以符合公司規範時，友情會立刻產生「你不信任我」的裂縫。裂縫一旦出現，過去累積的情誼反而會加速反噬，因為背叛感通常與親近程度成正比。 第三個機制，是「績效與公平的衝突」。在友誼裡，付出與回報不必對等，甚至可以長期不對等；在職場裡，分工與回報必須被量化，至少要被「合理化」。當其中一方表現較差，另一方常會陷入兩難：替朋友扛會拖累自己，揭露問題又像出賣。很多關係就在這裡斷裂，不是因為誰能力差，而是因為你終究要在「對公司負責」與「對朋友負責」之間選邊站。 第四個機制，是「權力關係的污染」。朋友原本是平等的，但在公司，位階、資源掌控與決策權會重塑互動。只要一方升得更快、薪資更高、或握有評分權，友情就會被迫面對權力現實：你講的建議到底是為我好，還是為你的KPI好？你給我的機會到底是提攜，還是利用？這種猜疑一旦出現，原本最能互信的關係，反而變成最難回到純粹的關係。 也因此，「職場不找朋友」並不是絕對法則，而是一個風險管理結論：友誼可以承受不對等，職場不一定；職場可以承受冷冰冰的結算，友誼不一定。真正的做法不是逃避朋友共事，而是在進場前把界線寫清楚：工作範圍、決策權責、績效評估、金錢與股權、衝突處理機制。越不想談的規則，越應該先談；因為不談，最後一定會用更難看的方式談。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