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SCOTUS）針對「學習資源公司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作出震驚全球的裁決，以 6 比 3 的票數判定川普總統自2025年初以來，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加徵的「互惠關稅」與「反走私關稅」違憲。大法官會議明確指出，IEEPA 賦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規管進口」的權力，並不等同於憲法授予國會的「課稅與徵收關稅」權。此裁決不僅讓川普一年多來橫掃全球的關稅大棒瞬間失靈，更引發了對於行政權過度擴張的司法逆襲。一時間，華盛頓陷入了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與憲政疑雲；當行政首長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強推政策，司法體系是否有權介入、甚至推翻已執行的國際貿易協議？美國是否正走向一場新的權力分立危機？      回顧美國憲政史，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拉鋸戰從未停歇。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起，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國會開始將大量經濟調度權轉授給行政部門，形成了所謂的「大行政國家」。在過去近百年間，尤其在冷戰與反恐戰爭期間，法院對於總統以「國家安全」或「經濟緊急狀態」為名的裁量權多半採取尊重態度，這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關稅）的長期實踐中清晰可見。然而，川普時代的強勢領導風格，挑戰了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的稅收專屬權。此次最高法院的駁回，是基於「重大問題準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進一步確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多數意見書中強調，關稅涉及數兆美元的經濟變動，若無國會明確的授權，行政部門不得僅憑模糊的法律詞彙就自創稅收。 從歷史經驗看，當行政首長試圖繞過立法機關進行社會重構時，聯邦法院往往扮演「煞車皮」的角色。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鬥爭，而是司法體系在面對長期以來「行政權膨脹」後的導正。當前美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關稅本是川普填補國庫的重要手段，但法院的介入使得行政決策必須回歸國會協商，此對一名習慣以行政命令治國的強勢總統而言，無疑是對試圖凌駕憲政的重大挫敗。     在法律層面上，最高法院的裁決導致川普之前依據 IEEPA 與各國（如加拿大、墨西哥、甚至部分印太夥伴）談成的關稅減免或調整協議，陷入法律上的「無效狀態」。由於這些協議的法理基礎即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已被法院裁定不存在，意味著那些被強迫簽署、以「交換關稅豁免」為條件的投資承諾或貿易協議草案，其執行效力已搖搖欲墜。    雖然川普政府隨即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其他替代方案試圖補救，但這些舊有法律具有更嚴格的時效限制（如150天）與程序審核。惟將導致美國與盟友間的貿易關係進入一段高度不確定的「談判博奕期」。各國政府面臨兩難；是繼續遵守已達成的協議以維持穩定，還是利用美國法院的裁決提起追討關稅的集體訴訟？根據最新統計，2025年所徵收的關稅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若法院最終判定必須退賠，將對美國財政造成災難性衝擊，也讓美國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的誠信度跌至谷底。     對於台灣而言，近期剛簽署的《美台互惠貿易協議》（ART）首當其衝。在該協議下，台灣以大幅投資美國半導體產業並開放農產品進口為代價，換取美國將關稅從20%降到15%。隨著最高法院的裁決，美方原先徵收20%關稅的基礎（IEEPA）已消失，台灣產業理應回歸更低的稅率。然而，川普政府若改以其他條款強行維持高關稅，原本談定的15%優惠是否依然有效？將為依賴深厚的台美經貿關係埋下隱患，更深層原因仍是台灣握有90%以上先進晶片製造，此無疑懷璧其罪，尤其晶片又被稱作「21世紀石油」；不難猜測，多變的川普必然有新的晶片法案來應對。      故我國於此刻不應僅是被動觀察，而應採取更為主動的憲政與貿易雙軌策略。首先，外交與經貿部門必須與美國國會建立直接聯繫。既然法院將權力歸還國會，台灣應尋求在國會層級獲得法律保障的貿易地位，而非僅依賴隨時可能被推翻的總統行政命令。其次，台灣應審慎評估已承諾的投資進度，將其作為重新談判的籌碼。      最後，關稅爭議反映近代美國權力分立的衝突。台灣應體認到，在強勢總統與獨立司法的博弈中，法治做為家穩定的基石早已隨著國際強人頻仍崛起時已動搖。未來台灣在經貿之策須具備更多備案與「劇本」，在美方行政、司法與立法的三方角力中，尋求法制化的長遠保障，而非僅追求短期政治協商的成果。 作者 / 劍藏鋒

國安局日前發布新聞稿，聲明在歷經超過一年的自主清查後，已將戒嚴時期政治檔案全數解密「依規定公開檔案所有內容、不予遮蔽」，並且將九十四箱檔案移交國發會檔案局。值得注意的是，國安局提到，在自主清查檔案過程中針對部分歷史檔案是否曾遭銷毀進行檢視，然而早年檔案是由承辦人員「併卷」歸檔，「卷」內沒有逐「件」檔案登載文號，因此「無從判斷當年檔案資料是否曾遺失或遭銷毀」，暗示著移交檔案並非當年的完整全貌。 在國安局發表聲明之後，不少人關心包括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政治懸案是否將隨著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 但是正如前促轉會主委葉虹靈在電影「世紀血案」爭議時所指出的，關於敏感的重大政治案件，當時國民黨政權的情治高層跟背後的「層峰」不會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給人抓到把柄：「期待在檔案中有白紙黑字，蔣經國或誰下條子叫誰去給林家滅門，要找到直接證據，機率本來就很低。獨裁者這種法外暴行哪會寫在紙上，當面口頭交辦底下人揣摩上意等等可能性都更高。」而這種不留書面證據，只在二、三人秘密討論時用口頭交代的決策方式，正是當年蔣氏父子指使情報界「制裁」(暗殺)政敵的一貫作風。 到了2026年的今日，當時的情治高層跟背後的「層峰」都已不在人世，使得今日難以追查到全貌，國安局檔案的解密只能提供部分的答案，卻難以解答關鍵的問題。 不僅如此，過往國安局刻意隱匿甚至銷毀關鍵證據、相關人員以種種理由抗拒公佈檔案及促轉會訪談，在一連串的阻撓之下，今日要深入追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政治懸案的真相只會更困難。 但是這並不代表追尋真相的努力就此打住，主政者和台灣公眾仍然有許多值得努力的方向，比如說： 一、向當年執政的國民黨施加壓力，要求公布目前仍保留的中國國民黨各工作會檔案，讓研究者及外界檢視相關檔案，以填補今日情治機關檔案的不足。 二、除了國安局之外，也應該要求其他涉及當年政治案件的情報機關如調查局、軍情局等單位不能再用《國家情報工作法》當擋箭牌，要比照國安局的態度完整解密戒嚴時期的政治檔案。 三、深化情報界的轉型正義，如國安局、調查局等單位人員養成應納入人權教育、轉型正義歷史教育等內容，以過往的歷史為鑒，不再重蹈過去的覆轍。 國安局檔案的解密雖然是轉型正義的一大進展，但是並不是轉型正義的句點，台灣各界必須持續的關注，並施以必要的壓力和支持，才能讓轉型正義的步伐持續向前邁進。   作者：洄瀾客  

伊朗，這個擁有古老文明與豐富戰略資源的西亞大國，其近代史是一部充滿衝突、革命與神權政治的動盪史。從 1979 年伊斯蘭革命至今，伊朗政權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長期制裁，對內則陷入頻繁的群眾抗議與鐵腕鎮壓。要理解當前伊朗的混亂，必須從其近代史的結構性問題談起。 一、 伊朗近代史：從現代化追求到神權革命 伊朗的近代轉折點始於「巴勒維王朝」。當時的國王推行「白色革命」，試圖將伊朗建設為一個世俗化、親西方的現代國家。然而，快速的現代化伴隨著極大的貧富差距、貪腐以及對伊斯蘭傳統的衝擊，最終導致了 1979 年的「伊斯蘭革命」。 這場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國王，建立了以「教法學家治國」為核心的伊斯蘭共和國。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將伊朗定調為反美、反帝國主義且嚴格執行伊斯蘭律法的神權國家。自此，伊朗從美國的區域盟友變成了最強硬的對手，兩國關係徹底破裂。 二、 民眾為何抗議？社會壓抑與經濟崩潰的爆發 近年來，伊朗國內爆發了多次大規模抗議，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由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之死引發的「頭巾革命」。民眾抗議的核心原因主要分為三層： 個人自由受限： 伊朗政府透過「道德警察」嚴格控管女性著裝、集會與生活方式。這種對人身權利的長期剝奪，讓年輕世代深感窒息。 經濟危機與高通膨： 由於長年的國際制裁與內部管理不善，伊朗里亞爾大幅貶值，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基本生活物資短缺。民眾認為，政府將資源投入區域武裝衝突（如資助哈瑪斯、真主黨），而非改善民生。 政治不透明與選舉控制： 伊朗雖然設有總統，但實權握在非民選的「最高領袖」與「憲法監護委員會」手中。政治參選受到嚴格審核，導致溫和派難以生存，民眾對透過體制改革失去信心。 三、 鎮壓的邏輯：為何伊斯蘭政權採取鐵腕手段？ 伊斯蘭政權之所以採取極端的鎮壓手段，根源於其「存亡威脅論」。 對於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與神權領導層而言，民眾的抗議不只是內部社會運動，更被視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與以色列）策動的「顏色革命」。政權認為，一旦在頭巾法律或社會自由上退讓，將導致伊斯蘭秩序的連鎖崩解。因此，政府動用武裝部隊（Basij）進行實彈鎮壓、封鎖互聯網，旨在斬斷群眾聯繫並透過恐懼維持統治。 四、 核武僵局：伊朗與美國歷任政府的對手戲 伊朗核問題是美伊關係中最核心的博弈點。伊朗聲稱其核能用於和平用途，但美方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則憂心其發展核武。 小布希與歐巴馬時代： 小布希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採取高壓制裁。歐巴馬政府則轉向外交斡旋，最終在 2015 年與伊朗及世界強權簽署《伊朗核協議》（JCPOA），以限制核研發換取解除部分制裁。 […]

剴剴虐童致死案引發全台輿論震驚，隨著檢察官正式對承辦社工提起公訴，社會的焦點已從最初對保母殘酷行徑的憤怒，延伸至對第一線社工職責與法律紅線的激烈辯論。這起不幸事件不僅揭露了社會安全網的結構性漏洞，更讓社工職業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與法律審判。分析此案中女社工的刑責重點與社會觀感，必須從法律層面的「過失致死」與「文書登載不實」，對比公眾對於「社會守護者」失職的道德譴責。 在法律層面上，檢方起訴社工的核心關鍵在於「應注意而未注意」的業務過失。根據起訴內容，社工被指控在訪視過程中未能察覺受害兒童身上的明顯傷勢，甚至涉嫌在訪視紀錄中造假，意圖隱瞞實情或疏失。從法律邏輯來看，社工領有國家證照並受雇於具公信力的民間基金會，其對受安置兒童負有法定的監護輔助與保護義務。若司法調查證實社工在關鍵時刻因怠忽職守，導致錯失挽救性命的契機，則構成刑法上的「業務過失致死罪」。此外，文書紀錄的真實性是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石，一旦涉及紀錄不實，更觸及了公務或業務登載不實的刑事責任，這也是法庭後續攻防的重中之重。 然而，法律的審判僅是冰山一角，社會觀感的劇烈動盪則反映了公眾對於體制崩壞的深層恐懼。在案件曝光之初，社工被戴上手銬移送的畫面，成為了集體憤怒的出口，但也引發了社工界的集體創傷。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社工既然身為專業人員，就應具備辨識受傷痕跡與環境異常的敏感度，而非僅是照本宣科地填寫表格。在這種觀感下，社工被視為「幫兇」或是「冷漠的旁觀者」，這種情緒背後隱含著國人對於社會安全網必須萬無一失的殷切期盼，卻也因悲劇的殘酷而轉化為極端的集體撻伐。 與之相對的另一種社會觀感，則是對「社工體制化風險」的憂慮。部分觀點指出，社工長期處於高壓力、低薪資且個案量超載的惡劣環境中，當體制將所有責任推向個別社工，而非檢討資源分配不均與督導體系失靈時，這場審判可能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職業逃兵潮。這種觀感認為，女社工的失職固然不可推卸，但過度將其「妖魔化」恐會掩蓋系統性的結構問題。如何在追求法律正義的同時，不讓這起審判摧毀僅存的社會福利量能，是這場爭議中另一股沈重且理性的聲音。 剴剴案女社工的刑責分析不應僅止於個人疏失的認定，更應視為台灣兒童保護體系的一次嚴峻校準。法律將裁定其在程序與紀錄上的違法事實，而社會觀感則在憤怒與省思之間尋找平衡。這場判決的結果，將定義未來社工在專業裁量上的邊界，也將決定台灣社會如何重新定義「保護與監督」的真正價值。唯有正視執法標準與職業現實的巨大落差，我們才可能在悲劇之後，真正縫合那張殘破不堪的安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