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語出驚人，將賴清德比作面臨死刑求處的南韓前總統尹錫悅，繪聲繪影地編造賴清德將「鋌而走險」、發動戒嚴甚至挑起戰爭的恐怖劇本。這番言論不僅是邏輯上的嚴重滑坡，更暴露了國民黨為了引起台灣內部動盪，不惜扭曲現實、自我打臉的心態。 首先，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總統宣布戒嚴須經立法院通過或追認。當今立法院由藍白兩黨掌握絕對多數，賴清德若宣布戒嚴，藍白立委只要舉手表決就能否決。鄭麗文拿「戒嚴」當鬼故事恐嚇台灣社會，就是欺負台灣人不懂憲法。 一個曾讓台灣經歷全世界最長戒嚴令（38年）的政黨，竟然有臉指控民選總統要「搞戒嚴」，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國民黨是一個擁有「戒嚴專利」與「獨裁DNA」的政黨，反過來指著受民主機制層層節制的賴清德大喊「獨裁」，這種毫無羞恥心的歷史失憶症，令人嘆為觀止。 其次，鄭麗文「幻想」賴清德發動武裝政變解散國會，有可能嗎？台灣軍隊國家化已久、軍方嚴守中立，執政黨發動武裝政變推翻在野黨，這種毫無邏輯的囈語，竟成了鄭麗文口中煞有介事的「迫切危機」。指控賴清德會「故意製造兵凶戰危」來實施戒嚴，更是倒果為因。鄭麗文這套說詞，不過是配合北京的認知作戰，在台灣內部販賣恐懼，藉此削弱台灣人的抵抗意志。 最令人感到精神錯亂的，莫過於鄭麗文對「獨裁」與「民主」的標準。當全世界都在譴責普丁入侵烏克蘭的暴行時，鄭麗文在專訪上大談普丁體制有其民主正當性。一個發動侵略戰爭、修改憲法讓自己無限連任、暗殺政敵的普丁，在鄭麗文眼裡是可以被理解、被稱頌的；而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在國會面臨朝小野大困境、處處受制於在野黨的賴清德，卻被她貼上「獨裁」、「比尹錫悅更危險」的標籤。 最後，國民黨無差別地擋總預算、卡國防經費，加上過去兩年在立法院違憲濫權的種種作為，才是真正的「癱瘓政府」。 鄭麗文憂心台灣未來能否順利迎來總統大選並政黨輪替，真的多慮了。台灣人的確擔心台灣未來沒有總統大選，迎來的不是政黨良性競爭，而是北京接管，屆時台灣只剩下香港式的「愛國者治臺」。在這模式下，沒有擋預算的在野黨，沒有罵領導人的自由，只有像鄭麗文這樣符合北京標準的「愛國者」能在那裡歌功頌德，那才是台灣真正的末日。   作者：秦靖

Taiwan’s 2026 local elections will take place amid a rapidly evolving political landscape shaped by the 2024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ompetitive three-party system. While local contests […]